夜幕之下（中篇）

夜幕之下

　梦晓戊

1

再次相遇时，我和若茵都镇定得出奇。

2013年夏的一个午后，在东京六本木宽得有些离谱的人行道上，偏西的日光横在我们之间。彼时，她正急匆匆迎面赶来，在离我一个通常被告席与原告席位置的距离上停下。当她扬起手遮挡那道日光的时候，我遮挡了她看往对面ANB入口的视觉通道。

我起初并没有抬眼看她。我的眼神之所以在那一刹那从手里资料的情境中转移出来，完全是因为她的拉杆箱与地面摩擦的节奏在我可听范围内的一路伴随，尔后，戛然而止。出于一种好奇，我一抬头，就迎上了她的目光。

她变了。

我变了吗？

她没有告诉我，包括后来。

我无法解释这种镇定的成因。

眼神欺骗不了人，问题是，我没法看清她用手遮挡住了的眼神，我承认我的那一丝慌乱在顷刻间已经被我虚假的面具收容，绝对不露一丝马脚。

“什么时候来的？”

“刚下飞机。”

“哦，”我点点头，下意识咬了咬嘴唇，“去对面的咖啡厅坐坐？”

“不了，我还有点事。”

日光依然斜插在我和她之间。她将手很自然地放下来，整张脸包括眼睛对我袒露无疑。该死，她的微笑凭什么看起来依然那么淡定？　

“去哪儿？这里我比较熟悉，可以做向导。”

“就在对面，不麻烦你了。再见！”

当我的耳朵里又响起拉杆箱和地面摩擦的声音时，我承认，我输了。

她拉着箱子优雅地从我身旁穿过，也穿过了斜阳的余晖。我后退几步，精准地抓住了箱子的拉杆，斜阳将我们面对面重新拢在一起。

“若茵，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没有。”她平静地看着我的脸。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应该好好谈谈。”

“是吗？我倒不觉得。我真有事，时间有点赶。”

“那好，把号码给我，我们约个时间，好吗？”

我的真诚换来的只是沉默。

“若茵，不想给我联络方式也没关系，只要你今天不回国，我明天就会找到你。”

“袁——皓——明！”若茵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三个字。我听不清是恨还是怨，或者其他。她冷冷地看着我的眼睛，伴着一声苦笑。

连她生气的样子都那么好看。

眼前的若茵，依然梳着半年前我离开时的齐肩短发，仿佛我们分别只有半天，仿佛一切触手可及。

当她将视线从我渴望的眼神中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我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可是，她竟然出乎我的意料，麻利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张便签，写上“朝日电视台经济及综合节目交流研讨组”，递给我，“再见。”

我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直到摩擦声在我意识里全部消失。半刻钟？一刻钟？天知道。

2

潮俣酒吧的生意永远那么火，好像凌晨后才是夜晚的开始。酒吧老板陈粤民是广东人，他具备了客家人几乎所有的显著特点。到东京后，一次偶然的机缘，帮他打赢了一个民事纠纷的官司，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在日本比较谈得来的朋友。粤民说我身上有一股东北爷们儿的豪气，有些和律师的理性不搭界。很多时候他都在研究我，兴致盎然地寻找着那个更真实的我。他说得对，我也觉得自己体内某处藏着一个开关，这个开关能恰到好处地自行启动这种性格上的转换器。而粤民呢，平日话不多，说一句便切中要害。

“皓明？好久不见你来了，初晨说你有心事，一个人喝了这么多？”

我扭头看一眼调酒师初晨，他冲我挑眉坏笑一下。

“你说桌子上这些空了的酒杯，它们有思想吗？起初，它们肚子里装的都是他妈的兑了各种东西的水，不管是五块一斤的国产小烧，还是千块一瓶的法国白兰地，有区别吗？我说的是杯子能感觉出区别吗？舌头能感觉出区别吗？心，心能感觉出区别吗？你帮我看看。”

“你想家了？”

我的世界突然静下来，在喧嚣的午夜酒吧里，那些狂魔乱舞的人走不进我的世界，只有粤民的一句话让我狂躁不安的心找到了一小处暂憩之所。

“想家就是想女人，说吧，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少扯，我还没成家呢。”

粤民用好像没进化完的眼眶下的小眼睛死死盯着我，“可以没成家，但不会没有她。”

“换个地方？”

粤民笑笑，把我带到十七层，离地狱只差一层的他的私人寓所。

3

时间真快啊，八年前的长宁仿佛一夜间变了，满大街在一觉醒来后都被一个“拆”字吞没。当我背着书包骑着我爸用好几辆自行车拼成的脚刹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赶往学校时，差点没和一辆轿车追尾，上面下来的不是别人，是林若茵。

美，真美！见过引发里根遇刺案的演员JodieFoster吗？除了我妈遗像外，唯一被我贴在我家墙上的就是她。有人形容她“像独自行走在夜幕下的女神，英姿飒爽，有着颠倒众生的咄咄气势”。对，

林若茵就是这种。她是公认的校花，没有人不想追她。但她高傲，像一块北极的冰，你永远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天理的是，完全靠颜值就可以赚得一片好未来的人学习还那么好。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做到的。反正她一转学到我们那里，我就再也找不到第一名那种俯瞰世界的感觉了。那些老师也围着她转，特别是潘宇那个孙子。

我摇晃着手里的酒，和粤民碰了一下杯，“干！”

“你在嫉妒？”

“我来不及嫉妒，有更重要的事让我心神不宁。我妈死得早，我爸一个人养我不容易。我们住的地方叫陶瓷厂，你懂瓷器吗？就是这个。”

我拿起茶几上一个瓷盘，给粤民煞有介事地讲解。

“我爸就是设计这个的，画图纸，勾花边，定模型，他能精确到一丝一毫。有一年，他突然下岗了，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爸从来不当我面示弱，他是那种看起来像技工干起活来又像力工的人。他试过卖油条，试过串糖葫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的学费越来越贵，饭量也越来越大。最终，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拿笔杆的手操起了秤杆，开始支起摊儿学着卖菜，他说至少可以让他儿子多吃点好菜。他觉得他的儿子迟早会有大出息的。”

粤民和我又碰了一下杯。

2005年，当我在十一月的东北天气里看到满大街“拆”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家的炉子或迟或早热不了我们的饭盒了。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看到“拆”字上了我家的墙。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粤民摇摇头。

你打过家雀吗？掏过鸟蛋吗？你看见过把鸟蛋跟鸟窝一起抠下来放在一堆柴火上烤着，吃得正香呢，大鸟回来后一头扎向火堆时的眼神吗？你这个南方人真操蛋，什么都不懂。就是那种感觉。那几天，我问我爸，我说你咋想的？我爸没吭声，低头给他的倒骑驴链子浇油。我急了，吭个声啊，这两间窝棚真给拆了，咱俩住哪儿去？我爸说，上好你的学，这些不是你能管的事儿。一句话，比夜还黑，让希望看不到一丝光亮。

接下来大段沉默。房间里落地钟摆的声音幽灵一样穿梭在我和粤民的呼吸之间，好像在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仍活着，而且活在我曾经、现在乃至未来都最最厌恶的国度里。粤民给我倒了杯水，水撞击杯壁的声音，让我的记忆愈加清晰起来。

每天早上，我爸两点准时起来骑着倒骑驴去一个离我家二十五里路的批发市场进菜，再驮回来一秤一秤地卖。固定的摊位一个月要缴几百块钱管理费，他舍不得，所以总在路边卖。他被城管撵得到处跑，倒骑驴摊子被扣过，被掀翻过，他的秤杆被撅折过……但这些，他从来都轻描淡写。

那次，有人找他谈，不说内容是否对等，但态度起码是对话的形式，这让我爸很受鼓舞。来的人说一平方米八百，我家那两间平房排完尺后一共四十二平，那人拿出随身带的计算机一按，清脆的声音重重地凿在我爸粗糙的耳膜上，三万三千六百元。头一年的议价高中自费线是九千六百元，当年的楼房均价是一平二千七百元。

放学回家，我爸头一次像迎接贵宾一样迎接我。要知道，大年三十他都得等把菜卖光了才肯回来。那天真出奇。我用研究欧姆定律的眼神看着他，他来回搓他的手，“皓明，咱这房子估计保不住了，但公家给的钱不到哪儿，你眼瞅着要上大学。我听他们说，找找人能兴许多给点儿，我打听过了，分管拆迁的副市长姓林，刚来一年多，他女儿好像和你同班。”

我说，“爸，这事交给我吧。”我觉得我当时特爷们儿。

又是长久的沉默。

粤民拉开窗帘，夜晚被往事掳走，天空已经泛白。但我知道，扑面的夜一直都在，就像刻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某些时光会在某一刻兴风作浪，将所有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