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法律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法律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观念带动人类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法律，人类今后生存能力的提高亟需发展的法律来重新确定。

法律要适应社会的变迁，在法治观念、法律价值、调整范围等方面必须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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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实现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近乎掠夺式的开采开发使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惨遭破坏，那种经济畸形增长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及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而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昭示出传统社会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反自然的性质，我们必须从这种极端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

1 “人类中心主义”的失落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做人的自我满足的时代。

”人类在农业文明后又创造了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表现在哲学上就是人类的“主体化”或“人类利益至上”和自然的“客体化”。

人类主体化的绝对倾向导致了非我的实在世界的快速消亡。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本世纪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无数的灾难使我们面临突如其来的乱棒之中：世界大战、武装冲突、政治对抗、贫富悬殊、阶级斗争、身心分裂、恐怖主义、人口暴胀、核威胁、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土壤沙化、水土流失、能源危机、气候反常、臭氧空洞、垃圾失控、生态破坏、无免疫性病变……人类及其他生命的存在危机已历历在目。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亲手所创造的最大的逻辑悖论——我们的智慧所赋予我们的自以为是的完美解释和为所欲为所导致的生存包袱是我们苦不堪言，而且随着基因工程、cloning等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向纵深蔓延。

”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工业文明，依靠科学技术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无限度地夺取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使经济增长以大量的物质流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而无视后代人的利益。

在这里，人性之恶变得无以复加，生命、财产都因养资源的争夺或利益冲突而变得一文不值。

社会在严重的畸形和扭曲中挣扎着。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智慧自觉的有限性严重地局限了他应有的广普性，一心专注于内部事务和纷争纠葛，以致人际关系——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共存、同构关系——日渐被遗忘、丢失。

这种遗忘、丢失的速率正好与人类自我关注的程度成反比，本世纪是这一速率的最高峰值。

”人类在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获取最大利润时被极端异化了，而被极端异化的结果就是使得其他生命和人类子孙后代甚至现实中活着的人都将成为无辜的罹难者。

面对日益突出的生存问题，人们开始怀疑“人类中心主义”。

其中最敏感的科
学家最先发出了有关生存危机的警告，并因此产生了自然伦理学派。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威斯康星大学的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认为大地共同体除了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还包括人，人应当改变在大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地位。

大地伦理的含义是指一个事物，只有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

但之后很长时间，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1962年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和1971年康芒纳发表的《封闭圈》等书从生态学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这才在西方文明国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作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而宣告无视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养源及人类生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失落。

在该理论失落的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并重新构建新的生存秩序，把人类从绝对的“主体化”倾向中解脱出来，确立复数或者多数主体观念，在“主体间性”或主体交互关系中寻找与自然及其他生命的和谐，从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2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法律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法治构建离不开对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解。

那么，何谓“可持续发展”？布伦特兰报告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张文显教授又从利益保护的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并且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笔者注。

前者强调的是体现未来取向的‘代际平等’问题，后者是强调整体观念的‘代内平等’问题。

”从Brundtland Report（1987）所确立的尊重和关心生物群落；保护地球的能力和多样性，把非再生资源耗损减到最小，保持不超过地球的承载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习惯，促使社会关心自己的环境；为综合发展与保证提供国家框架，创立一个地球联盟等原则来看，可持续发展涉及诸如人口、资源、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各种发展要素。

由是观之，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或主旨是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类自身间相互协调，最终达到人的自我发展。

从“人类中心主义”增长模式带给我们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法制问题、人类发展能力问题等来看，可持续发展观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难题，它就必须是一种多角度的、立体化的、自由开放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法治观念的转型。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深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皇权至上，君子口衔天宪，国民缺乏权利意识，致使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這种传统的“权力型法律观”在尽遭世人诟诘后终于告罄。

在“权力型法律观”渐趋式微的同时，一种新型的法律观——“人本主义个体权利法律观”孕育而生，按照这种法律观，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必然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这一全新的法律权利观典型地表明了西方人的权利优先观念——由权利推导义务、权利为义务之目的的理念。

其次是法律价值的嬗变。

法的价值，实际上是法所蕴涵的目的和使命，从终
极意义上看就是法能够体现、能够承载、能够实现人类、特别是立法者的种种理想或者追求，亦即法能满足其需要的那些东西。

社会在发展，所以法的价值必然会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在“人类中心主义”时代，法的价值通常被界定为正义、秩序、自由、平等、安全、效益等几个方面，这些法的价值曾经为人类自我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例如，“市场化，激活经济，但产生物质主义膨胀，乃至物欲横流；工业化，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它带来资源的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及恶化，即为法律价值观错位，法治虚化的结果，但其中最为根本的则是目前所继受的西方式法律规则缺乏必要的天人伦理观，法律变成一套冰冷的规则体系。

最后是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展。

随着法律和谐价值的引入，法律关注社会问题的视阈得以广阔，法的调整范围从原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伦理，即人与环境、生态之间的一种有关摄养、分配利益方式的善意和解和相与关系守衡、互助、互养的同构”必须重视；法的正义价值也从个体的追求形式正义推演成为全社会追求普遍的实质正义，从当代人的权利和利益延及到现代与未来各世代的权利和利益，如此等等，法律制度始终要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精心设计，既要满足个体人的权利宽限，也保障整体的生态自然权，从而在人与自然、今人与后代之间架构起法律调整的制度之桥。

3 结论
实际上，法律的发展远比前面提及的要宽广得多，除法治观念的转型、法律价值的嬗变以及法律调整范围的变化外，法律结构、法律体系、法律组织形式，法律技术、司法体制、法律原则以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等都应该被考虑进去，而所有这些，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对于人类本身的发展而言，其危害都是致命性的。

所以，在法律发展的同时，其他法律运作的制度和设施亦要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人类为自己构筑起来的才是一张富有效益的法网，它将成为人类永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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