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国内近代娼妓史研究述评

肖晓飞
专题述评
摘要：近代妓女史的研究，既是中国近现代史也是妇女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妓女史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富，对娼妓、娼业、废娼、禁娼等方面作了深入探究，对于海外汉学著作的译介亦有推动，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文章从不同方面加以爬梳，并对现有研究作出评价。

关键词：近代；娼妓；娼业；废娼；禁娼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4-0044-08
40年来国内近代娼妓史研究述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娼妓的嬗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论者谓妓女是最接近“体面社会”与其“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的边缘群体,始终处在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和社会的分界线上。

①诚然,娼妓是近代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并且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

故而,展开对近代娼妓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研究亦发生了明显的“叙述转向”,妇女史研究也受到了影响,研究者的眼光从过去只关注上层、精英、主流叙事逐渐转移到底层、大众和边缘话语。

与此同时,社会性别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有关近代妓女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妓女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同时基于现有研究提出展望。

一、综合性研究
国内有关近代妓女史的研究展开较早,但是综合性成果并不多见。

对于娼妓问题在建国以前便已有人论述,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是民国时期较为系统的一部,然而由于时代原因,书中有关近代娼妓的描写较少。

②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有关娼妓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种空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

进入80年代,社会史研究热潮特别是关于文化史、生活史的研究开始兴起,学术界对于娼妓这一边缘群体的研究才逐步展开。

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是此时较早的一部著作,该书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解放以前上海娼妓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当时状况。

③武舟的
《中国妓女生活史》体现了这一阶段妇女史研究的特点,全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引入女性文化理论,系统地论述了妓女和娼妓制度起源和发展以及消亡过程。

虽然涉及近代娼妓问题的篇幅不多,仅及全书三分之一,但仍然探讨了近代以来娼妓制度嬗变及禁娼、废娼运动。

④单光鼐的《中国娼妓——
—过去与现在》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娼妓问题,注重思考中国娼妓的历史和当时的现状。

在90年代初条件受限的情况下,依然探讨了香港、台湾的娼妓问题,殊为不易。

⑤此外,其他通史性著作如徐君、杨海的《妓女史》对于近代娼妓问题着墨不多。

⑥整个八九十年代,国内对近代妓女史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传统的“通史”叙述,对近代妓女史的研究往往置于通史的宏观视野下论述,研究并不深入,但是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引入新的学科理论如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有关近代娼妓的史料编纂工作也开
始起步,多以口述资料为主,对进一步推动解放前娼妓和娼业的面貌颇有帮助。

上海市文史馆主编的《旧上海的烟赌娼》是其中之一,尽管属于资料集,
但仍然展现了贩毒、开赌、卖淫等社会畸形现象在上海的滋生、蔓延。

⑦康素珍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后经李书宇等人整理而成的《妓院生活回忆录》《我的妓女生涯》,描绘了民国时期妓院的罪恶及以
康素珍为代表的妓女在解放后从良的艰辛。

⑧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对建国后参与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编写出《北京封闭妓院纪实》,反映了北京封闭妓院,解放和改造妓女的全过程。

⑨杨洁曾、贺宛男的《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在搜集大量资料特别是当事
人的口述资料的基础上,再现了50年代上海市人民政府改造妓女的历史进程。

⑩马维纲的《禁娼禁毒》汇集了不少建国初期的禁娼文史资料。

11〇由常淑珍口述,曹明保整理的《细说伪满妓院》介绍了伪满时期妓女的悲惨境遇及妓院的经营状况,刻画了鸨母、嫖客的丑恶嘴脸。

12〇《文史精华》编辑部向全国各地政协征集整理而成《近代中国娼妓史料》,收入了大量散见的珍贵娼妓史料。

13〇不难发现,这些史料都是回忆录、口述资料和个人见闻,尽管其真实性、准确性仍有商榷余地,然而大批口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近代娼妓问题奠定了基础。

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近代娼妓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专门探讨近代妓女史的著作开始出现。

邵雍的《中国近代妓女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娼妓问题的通史性著作。

全书以时间为经线,全面考察了晚清至建国之初全国各地的娼妓及娼业的历史变迁,详细论述了政府对娼妓的态度、对策及社会的救助,并且分析了近年来卖淫等色情业死灰复燃的原因,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

14〇蒋建国专门对近代广州的娼妓问题作了探讨,《青楼旧影——
—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一书从社会史与消费理论的视野解读近代广州的娼妓与娼业,探讨了广州娼妓的生存状况和妓院的经营与管理体制,及近代广州娼业同社会变迁有着广泛的联系。

15〇张超的《民国娼妓盛衰》尝试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理论,试图在跨学科方法的基础上,论述民国娼妓畸形繁荣的原因,发端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废娼舆论,民国政府将娼妓纳入法制化管理的努力及妓院的运营。

16〇
一改八九十年代的宏观通史叙述,将近代妓女史作为专门的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尝试将不同学科理论引入历史研究中并视之为历史分析的一部分,俨然成为新世纪妓女史研究的新特色,而这一新特色也将引导妓女史和妇女史研究迈上新台阶。

二、专题研究
相比于综合性研究成果,国内学术界对于近代娼妓问题的各个方面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

对于近代妓女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娼妓业、娼妓、废娼、禁娼、救济等问题。

下文以研究成果的时间为经线,以不同专题为纬线,分而述之。

（一）娼妓业和娼妓
娼业和娼妓作为娼妓问题最重要的主体,一直是研究近代妓女史的重点领域。

总体来看,90年代对娼妓业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主要停留在探讨其经营特点和兴盛原因方面。

忻平认为上海青楼业特色如下:高级妓院与以性服务为主的低等妓院并存;妓院呈现出商业化、契约化的新特点。

究其兴盛原因,则是妇女就业率低,生活困难;多数妇女在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为都市社会所拒绝;妓院成为租界当局一大稳定收入,故而采取放纵态度。

17〇张百庆从城市史的视角剖析了娼业兴盛的原因:中国城市现代化在外力作用下启动;城市早期现代化造成城乡二元对立,造就妇女就业困难,经济贫困与城市病导致女子走向极端。

18〇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娼妓业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江沛从社会史的角度以近代天津娼业为对象,考察了天津公娼业的变迁、群体构成,经营与收入分配,以及暗娼的活动及特征。

作者通过研究指出,在近代中国,娼业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次才是一个伦理问题。

19〇左松涛论述了清代色情业,认为色情业在晚清泛滥的原因是近代社会的沉沦,性别比例失调及清政府放松控制。

尽管政府采取了对策,但未能改善局面。

20〇秦晓梅探讨了民国山东的娼妓从业情况、娼业兴盛原因和山东禁娼运动,但较为简单。

21〇邢颖娜以清末上层文人的文学作品为视角,指出北京八大胡同的娼妓业在清末民初从“艺妓”沦为赤裸裸的皮肉交易,上层文人对此忧思、怀恋与对抗正是当时社会变化和特点的折射。

22〇苏全有、肖剑独辟蹊径,选取“妓捐”为透视娼业的切入点,考察了北京、南京、广州等
地的妓捐征收与管理,各地妓捐或加强了管理或增加了税源,但仅有少数地区能规范管理。

23〇王玉朋、夏维中详细梳理了清代秦淮河青楼业的历史变迁,认为青楼业的负面影响毋庸置言,然而对秦淮河的繁荣亦有积极作用。

24〇刘雅婧以苏州本地的《吴语》报纸为中心,剖析了民国苏州娼妓业繁荣的原因和危害,指出娼业带来“病”“财”“名”“情”“三鸟合一”诸多害处,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25〇另外,对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娼妓业也有一定研究。

叶扬兵探讨了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以“繁荣市面”和取缔私娼为名,公然开放娼禁,大力扶植娼妓业,从中征取妓捐,同时为日本人兜售性服务,战前南京被明令禁止的娼业大肆泛滥起来。

26〇王显成对沦陷区时期北京的娼业作了论述,沦陷区时期伪政权的淫化政策有:娼妓业的合法化,规模扩大化、产业化,管理强化。

伪政权的淫化政策使伪北京市娼业恶性畸形发展,造成犯罪腐化,同时给日伪带来了巨大收入。

27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妇女史研究逐渐打破传统学科界限的研究旨趣日趋普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给妓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路径,这一点在近代娼妓群体的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李常宝借用社会学的“公共空间”概念,考察了扬州妓女到成都后作为外来势力活跃于成都的公共空间,引起当地精英驱逐扬州妓女的风波。

作者认为扬州妓女挑战了当地的传统势力和公共秩序,驱逐扬州妓女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展示,是本地精英对于扬州妓女侵占城市公共空间的回应。

28〇石燕引入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分析上海娼妓的地域分布、住所布置、消费价格三方面的差异,阐释了不同层次的嫖客在社会空间、消费能力上的差异。

论证娼妓作为一种消费品,其内部不同等级的分层是由于嫖客的社会分层,是近代消费社会的体现。

29〇包树芳以新文化史为视角,考察了上海妓女与茶馆之间的联系,茶馆作为消费娱乐场所兼公共领域在上海开埠后兴盛,上海妓女与茶馆“结缘”,政府为维护风化对茶馆禁娼势在必然。

进入民国后,禁娼压力和新兴娱乐场所出现,茶馆的妓女逐渐消失,但其实质是娼妓转移阵地和变换方式。

30〇何江丽从身体政治的角度论述社会舆论和政府作为对待娼妓的差异,社会舆论要求政府对妓女身体进行管理诸如收容、医治,但政府对此消极作为,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体现,而身体被谈论的妓女在这期间始终处于失语状态。

31〇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或是引入新的学科理论,或是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其汲取、借鉴不同理论方法的研究思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二）废娼、禁娼和救济
民国肇建后,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社会上普遍掀起了废娼的舆论,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呼声较高,并形成较大影响。

有关民国时期的废娼、禁娼的社会舆论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研究者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妇女解放思想与之有密切关系,但对于废娼运动失败的原因评价不一。

黄兴涛、刘辉从妇女运动角度出发,认为废娼运动是民初娼业发达和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产物,由于领导者自身弱点以及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所以最后失败。

32〇林红指出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思潮促使废娼运动兴起,但废娼理论的裹足不前是由于人权意识的先天不足。

33〇
废娼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结合,形成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如何认识、评判这股思潮成为研究者探讨的话题。

陈文联探讨了近代废娼思想的演变过程,分别考察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时期的废娼思想,认为五四时期的废娼思想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实践性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等特点。

34〇尹旦萍梳理了新文化运动时废除娼妓制度的舆论,认为其意义不仅在于发出妇女解放宣言,也是挑战父权的尝试。

35〇蒋美华从女性新社会生活角色期待与新社会生活角色扮演两个角度来探讨五四时期的废娼问题,认为是女性社会生活角色早期现代化特性的反映。

36〇赵梦颖以五四时期《妇女杂志》的废娼讨论为中心,指出废娼呼声延续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废娼思想,扩大了新式废娼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新文化传播和现代伦理觉悟。

37〇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多是从运动本身出发,作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一部分,如何加强从社会性别角度加以深化应该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面对娼业的猖獗和泛滥,许多政权都曾多次采取禁绝娼业的措施,其中以晚清、民国和解放之初三个时期的禁娼措施最为典型,影响也最深远。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亦是近代妓女史的热点。

有关晚清时期禁绝娼妓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和晚清政府的禁娼政策研究。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时期厉行禁绝娼妓
政策,且效果明显。

38〇近年来的研究对前人说法提出了新的见解。

李娟芳认为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厉行查禁烟、酒、赌、娼等恶习陋俗,禁娼虽然是太平天国大力推行法令之一,但是在太平天国控制力不足的乡村社会收效甚微。

39〇王晓南也对太平天国禁绝娼妓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还保留着封建家妓、官妓遗风,私妓卖淫现象依然严重,将禁娼作为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论据并不科学。

40〇遗憾的是,由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日渐冷清、凋零,有关太平天国时期禁绝娼妓的研究没能进一步展开。

至于晚清政府的禁娼举措及其成效,现有的研究并不充分。

王娟分析了晚清政府与社会为救济妓女与废除娼妓而进行的尝试与努力,在内外交困的条件下难有成效。

41〇潘洪钢认为清代禁赌禁娼效果不佳,与其实际操作过程中律令与社会实际脱节的“具文”现象有关。

42〇刘锦涛则梳理了清代治理娼妓业的措施,从法令、执行、世风、济良、性别比例、文化控制等六方面总结了清代治娼失败的原因。

43〇
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开展过禁娼运动,但都收效甚微。

研究者从政府决策、社会文化、国家权力、身体话语等不同维度对民国时期的禁娼作了深入探究,主要集中在对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考察。

宋明军考察了在抗日战争前南京市政府禁娼运动的始末,政府废除公娼反而造成私娼的骤然增加,加之财政困难,收容所有限,即便是新生活运动也未能遏制私娼的蔓延。

44〇陈蕴茜、刘炜则从空间维度考察了民国时南京市的废娼运动。

文章认为秦淮河是大众文化空间,南京市的废娼是一场国家权力对空间全面改造和重构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属于现代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的较量。

国民政府过于相信“革命”的功能和国家权力,忽略了秦淮河大众文化自身的内在理路与延续性,加之政府自身的社会控制力不足,最终以妥协告终,废娼运动也以失败收场。

45〇
罗衍军认为“南京十年”杭州报刊上有关娼妓的书写,构建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形象。

位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的杭州,同昆明、广州等地相比,其治娼受到了维护中央政府“脸面”因素的影响。

46〇至于抗战以后,罗衍军认为由于杭州废除公娼制,实行“禁不开放”政策,加之战后国统区经济恶化,妇女难以就业等原因,导致杭州私娼激增。

但是政府软弱无力的治理措施和对娼妓“只治不救”的不当处理,导致最终结果的失败。

47〇蔡禹
龙、顾珣探讨了民国杭州的拱宸桥治娼,认为尽管治理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但治娼表达了政府的执政理念,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

48〇
张晓辉、陈育考察了民国广州废娼运动的始末并总结了其失败原因:广州政局不稳;经济紧张;政府财政枯竭;领导者自身力量薄弱;传统观念与文化习俗根深蒂固。

49〇
除以上城市外,对于其他地区的禁娼也有相关研究,但是数量极少。

段妍研究了民国时期东北社会问题,认为东北烟、赌、娼大量存在,尽管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治理,但大都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50〇
熊林以新桂系当政广西为考察对象,新桂系对烟赌娼“三害”采取弛禁政策,寓禁于征,主要原因是烟赌娼的存在能够带来巨大的税捐。

51〇
通过爬梳可以看出,研究者在禁娼运动政府作为、社会配合及失败原因等问题,均有不同评价和认识,如何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案例的研究中总结出民国禁娼得失的普遍性的认识,将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建国之初,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其中北京于1949年11月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决定采取断然禁绝的措施,以极短的时间迅速封闭妓院。

之后推广到全国,称之为“北京模式”。

而以天津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则采取“寓禁于限”,逐步取缔妓院的方式,称为“天津模式”。

此二种模式构成建国之初改造娼妓和妓院的最主要手段,学术界的研究也多围绕二者展开。

解放之初的禁娼无疑是完成民国未竟的历史任务。

而“打通1949”,将20世纪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也是史学界一直所倡导的研究趋向。

52〇将建国之初的禁娼
与解放前相“沟通”,无疑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妓女史。

八九十年代尚无系统研究,仍处在收集、整理资料阶段。

新世纪以来对解放之初的禁娼运动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不同角度作了进一步思考。

马慧芳、高延寿认为,建国之初的娼妓治理经验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以人为本的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标本兼治的长效治理机制;坚强的治理意志和精干高效的治理机构;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以及对服务业的严格管理。

53〇王钰涛、张金钟从法学
和伦理学角度来考察建国之初禁娼、防治性传播疾
病的历史,指出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的有机结合是
禁娼,防治性病的基础工作。

54〇刘伟对比考察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解放之初中共在上海的娼妓治
理政策,二者理念不同,决心不同,指导方针不
同,对待妓女方式不同,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
政策缺少严肃性和政府的支持,加之政策自身缺陷
和环境导致治理失败。

55〇
解放后解决娼妓问题虽然以北京方式和天津方
式为主,不过有论者通过研究指出各地区在具体禁
娼过程中又有自己的特点,如王晋林认为甘肃在解
放之初的禁娼工作与其他地区不同之处。

56〇郑成林、冯武依据武汉市馆藏档案,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武汉市娼妓改造的三个阶段:管制娼妓、改造妓女、消灭暗娼,指出娼妓改造运动既是一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关
系到社会稳定和风气净化,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一
大考验。

57〇宋春苓以建国之初四川娼妓改造为研究对象,认为废娼运动是一场国家权力对空间改造、重构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四川娼妓改造与同时期北京、天津相比较,具有自身的特点:教育改造更加理性、人文民主化;注重结合政治教育、社会劳动进行全面改造;取缔花柳诊所,巩固禁娼效果。

58〇付启元则从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认为建国之初南京的娼妓改造实质是国家权力对城市的全面改造、重构的政治运动,以行政强制和思想教育为特征的运动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改造成功的重要原因。

59〇郭艳英《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一书的出版,可谓系统总结了近年来有关建国初期娼妓改造的研究,该书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相关史料,宏观分析和微观个案相结合,将娼妓改造的研究与建国初期整个社会改造相结合,对娼妓改造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

60〇
建国之初的大规模禁娼运动,短期内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失误和弊端。

阮清
华对过往上海废娼运动的研究提出了质疑,通过实
证研究指出: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通过各种措
施使公娼所剩无几,废娼的象征意义更大。

对于收
容的妓女,除第一批进行认真教育改造外,尔后收
容与改造工作发生偏差,效果不佳。

改造后的妓女
除部分回原籍,多数被送至农场或边远省份,由当
地继续监督改造,使得她们很难融入社会,也难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61〇廖胜平论述了建国之初北京市封闭妓院,对妓女进行教养和改造,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严厉取缔和打击妓院同时妥善安置妓女,并注意动员社会力量。

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未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案件审讯和财产处理迟缓等。

62〇应当指出,建国之初禁绝娼妓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但尚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诸如政府的政策及成效,及其得失的总结反思,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相较于近代历史上禁娼运动研究的成果迭出,对近代娼妓救助的研究则冷清许多,一方面与目前所保存史料有关,另一方面与近代政府救助不力有关。

事实上,近代对娼妓的救助不力正是娼妓难以禁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荣臻以北洋时期北京城内登记在册的娼妓为研究对象,对北洋政府征收“妓捐”,颁布管理条例,创办济良所等措施作了探讨。

指出官方一面“救娼”一面“征捐”的矛盾之举是近代中国社会病态和失语女性生存状况的写照。

63〇丁芮对清末民初的京师济良所的设立、管理、经费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济良所作为新型慈善机构,旨在救助娼妓等弱势女子,具有“官督绅办”的色彩,尽管自身弊端和经费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风尘女子的命运,从微观角度反映了近代慈善组织的发展与演变。

64〇丁芮还另辟蹊径,从近代娼妓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警察入手,以社会大众为视角考察北洋政府对妓院和妓女的管理,对传染病的控制以及对娼妓的救助,揭示出娼妓治理过程中的实际困境。

65〇齐小林也探讨了清末民初的北京济良所,济良所为改善娼妓生存状况进行救济,但娼妓因现实生存压力对济良所并不积极,即便进入济良所后回归社会者也寥寥可数,救娼活动难有成效。

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社会对娼妓的理念与娼妓自身认识之间的巨大张力,妓女进出娼妓业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生存压力,而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弱化,加之社会因素制约,救济效果有限。

66〇
三、翻译介绍海外汉学著作
海外汉学对中国近代娼妓问题关注得比较早,成果也很丰富。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便捷,国内学术界在展开研究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