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30 年

国有企业的30 年:市场洗礼下产生的企业革命
同有企业30 年来的转型和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个转折性事件，经过这短短的30 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从过去封闭的集权经济，开始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开放的发展阶段。

因此，研究这30 年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及隐藏于其后的动因，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发展的逻辑和推动发展的力量，从中汲取可能的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进步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企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从1978 年开始，大约至1993 年为止。

由于在改革开放的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例如1980 年国企利润和税收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85%。

因此，围绕着这块收益的争夺，充满了国企与政府的反复博弈，双方各以对方行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78-1982 年期间，最初政府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制，以增加企业激励，很快取得了积极反馈效果，企业积极性大增，因而利润大增。

然而，由于政府此时仍然承担大量国企的新投资，这些投资大都是一次性支出，而收入则是分期逐步回收，因此政府财政收入相当吃紧，从1982 年开始出现赤字17.65 亿元，1983 年赤字则增长到42. 57 亿元。

1983-1987 年期间，为得到稳定增长的财政收益，政府觉得有必要消除向企业利益倾斜过多的情形，因而利改税在全罔推行。

和j改税是政府对前一阶段扩大自主权政策的部分否定，试图收回一部分企业利润留成的自主权，把利润作为税收来上缴，从而确保财政消除赤字。

同期的1985 年，政府还实行了"拨改贷"的新政策，将原先无偿拨款投资的财政投资体制，改为有偿贷款的银行投资体制，以此来缓减政府财政负担，减少赤字。

结果，实行利改税的1984 年，财政赤字仍旧高达58 亿元;但实行拨改贷的1985年，则导致财政赤字消失，转为正值，当年财政收入为0.57 亿元。

不过好景不辰，到1986 年财政赤字一下上升到82. 9 亿元。

这说明利改税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财政效果。

1987-1993 年政府在全同推行承包制，基本杏定了利改税，似乎义回到了利润留成制，不过比原先更完善了。

政府此番推出承包制的目的在于加强激励，以便消除利改税时期激励减弱的效果。

然而，承包制似乎生不逢时，并未达到使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赤字反而不断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到了1989 年，经济陷入低谷，财政的日子更不好过，经济面临严重闲境。

1992 年邓小平发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信号，激发了大盐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然而，国有企业仍然无休无止地为承包指标跟政府讨价还价，价格的扭曲造成不公平竞争，企业没法合理定价，也没法评价业绩，好企业被鞭打快牛，差企业反而过得潇洒。

与此同时，大量的民营企业在悄悄地崛起，迅速成长为国企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罔企却仍然未意识到此，它们的眼中也只有政府，而尚未意识到市场才是决定它们命运的主宰。

当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占据半壁江山之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已经来自罔企之外的时候，罔企丧失了它原有破赫的地位。

当政府已经无法再容忍"双轨"价格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扭曲时，当政府早已不耐烦与国企再讨价还价时，一场新的改革开始f。

这是不同于以前的仅仅纠缠于国企与政府的博弈，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展开改革，因为政府要面对的是全部的企业，而不仅是国企，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对全部企业一视同仁的规范市场，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所有企业都能适用的企业制度框架。

1994 年"双轨"价格的正式并轨，税利分流或新税制在全国推开，((公司法》和新财务制度的实施，这一切都标志着为统一的市场扫消障碍，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开辟道路。

此时的税利分流与20 世纪80 年代的大不相同，它是按照市场规范设计的，它的目标是稳定政府与企业的长期关系。

新税制使得企业与政府双方的博弈空间大大减少，政府不能多拿，企业也无法少缴。

然而，除f这些外部市场环境的改革政策推出外，关于企业自身的制度改造则没有什么进展，仍然停留在80 年代的水平。

多数企业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方式中，他们总是乐意"悠着干"，不愿被当作快牛来迎鞭打。

他们总以为再怎么样不行，政府也会米救助的，不会不管的。

这就是同企几十年大锅饭带
来的致命之伤。

1994 年之后，虽然食同经济形势大好，因企却开始出现大面权的持续亏损。

新财务制度暴碍了同企的潜亏，企业的利润平均减少r大约1/3。

价格并轨后，同企再也得不到来自计划内外差价的补贴，只能与民企在同一价格的起跑线t进行竞争。

在这样的竞争条件下，民企是拼命干，国企是悠着干;民企是没有后路背水一战，同企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民企是千方百计找米下锅，国企则是坐守家r'1等人送米做饭。

如此行为的对比，结果自然是吁想而知。

到了1997-1998 年，因企的亏损已经惨不忍睹，落入r改革以来的最低谷。

出路何在?进一步深化企业制度的改革呼之欲出。

与20 世纪80 年代注重增加企业激励机制的改革相比，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多注重推迸市场化功能的完善，确保市场资源的统一合理配置，而对企业制度的改革并未放在最重要地位上。

一些企业可以自行自发地搞改制，但全罔范围的企业制度改造并未推开，只是在局部搞了一些试点。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企业改制的逻辑成当是，改制未动，市场化先行。

没有一个可以合理评价企业业绩的市场，怎么改革?如何确定改革的正确方向? 如何通过实践评价改制效果?如何把改制建立在合理的市场竞争基础上? 这些都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为f改善市场机制，重要的一步还在于给计划的"条条"体制动手术。

"条条"是市场经济的大忌，它从本质上来讲与竞争是格格不人的。

条条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是按等级制来分配资源的，与按市场竞争能力配置资源的规则是相冲突的。

1998 年实行f工业管理体制的最大)J度的改革，一次撤掉了9个产业的主管部门，这导致计划集权的经济控制力大大削弱。

从此，这些没有主管部门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充分的自由竞争空间，只要它们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条件，就会成为市场竞争的受益者。

反之，则可能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在外部市场严峻的生存条件下，一批先行者开始向发地寻求改制之道。

首先打破坚冰的是处在国有体制边缘的中小企业、地县级企业，它们纷纷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造，以便适应市场竞争，例如诸城模式、海城模式等等。

在中国经济的各种约束条件形成的框架内，它们创造出新的企业制度，因而给自身的生存发展注入活力。

当它们的经验形成了某种水范效应时，改制则在逐步扩大范围，从县南到全省甚至合同，从底层到高层，从小企业到大企业，这种半自发的改制，在政府的支持下或默许下，迅速地向全国扩散。

改制就是这样在同企面临生死的严重局商下出现的，为了能够拯救罔企，在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的时候，涉及所有制变革的改制则成为唯一出路。

1998 年以后，改制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没有全国统一的发文件，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

改制以一种逐步渗透和示范效应在逐步扩大。

中央政府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各地纷纷各显身手，施展创意，大胆鼓励，小心试点。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巾央政府，最主要的是把握大的发展方向，确定重大战略性的政策转变.例如推动住房改革和撤并"条条"管理体制等等，以及敏感地捕捉改制过程中的最新动向和存在问题，及时发文进行调整或完善，出台某些原则性的规范和政策。

至于具体的改制方案和细则.则由地方政府自己决定，让各地在市场竞争中进行自由选择，让各地在市场绩效的比较中相互学习。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形成f 以地方竞争为主要特色的市场经济，各地在制定政制政策时，相互参照学习.然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政出多门"，而不再由中央统一发号施令，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发展模式逐步被放弃。

地方政府历来是比较务实的，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如果再有一点智慧，那么就不难发现，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哪里。

没有-大批有活力的企业，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则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

依靠传统的国企已经没有出路，那么出路何在?一些地区的改制试点十分明显地提供f示范效庇，同时，企业内部也产生了自发改制的冲动，这就是在原有的企业承包制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把过去的三五年承包期变成更长时期，戎永久期，则可从根本上改变承包制的最致命的短期行为。

这是不少罔有企业在承包制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自然选择。

于是，这就涉及所有制的改变r ，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虽然看起来只是重新签订一个合同的变化，但是涉及两个体制之间的转换，操作起来远非那么简单。

首先，需要拿钱来购买企
业的股权，经营者才能转变为所有者;只次，国企冗员和不良资产太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当时归结为一句话: "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即改制的收购股权和解决不良债务的钱怎么解决，而冗员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困扰改制的一大难题。

实际t，改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难题而出现的。

比较明智、同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方政府，能够帮企业较好地解决这些难题，即政府承担一部分责任，利用土地置换等方式来解决不良债务和冗员的经济补偿，最终解决产权转换和冗员问题。

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拇的改制责任，把全部问题推给企业自己解决，同时也缺乏明确规范的改制细则和相应的监督管理，结果造成改制中各种问题频频出现。

对于改制中职工利益的保护，应当说，至少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确保的目标。

从这段时期的改制大事记来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反复发文强调职工利益保护问题。

对于一般改制模式等问题，中央政府很少干预地方的选择，唯有职工问题，一直是强调的重中之重。

企业家的利益目标与职工的利益，通常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企业好了，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才有保障。

在市场经济下，T.人不可能再指望国家的铁饭碗[，这时，及时地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真正推动改制，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长远日标，对于职工来说，都应当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然而，对于那些借改制来实行掠夺的腐败分子，掠夺的结果是企业垮掉，则职工必然会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

因此，职工是否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判别改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区分企业家还是投机家，或者是掠夺者，这是可以选择和识别的。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如果我们良茶不分，善恶不辨，那么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走进了死胡同。

总之，从改制实践中我们能够发现，凡是考虑到所有可能或潜在的企业权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改制大都能够实现比较稳定的转变和过渡。

反之，撇下利益相关者，不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权益所有者的利益诉求，企业转型多半很不稳定，矛盾重茧，难以实现企业的良性顺利过渡。

这是稳定与效率的权衡，即先要有稳定，才会有效率，这也是渐进改革的一个特点。

太急于求成，想、一步到位，反而欲速则不达，要走回头路。

就像20 世纪80 年代的乡镇企业那样，到了90 年中期以后，它的历史
使命似乎完成，并进化演变成另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态，从乡镇村政府的集
体企业一一一种准公有企业，经历了股份合作制的短暂过渡，迅速地演化为
完全的民营企业。

许多巾小固有企业也白发地摸索出来一条市场经济下的
生存之道，国有企业似乎也在经历着这样一场革命，不过这远比乡镇企业更
艰难，更痛苦。

然丽，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迫使所有的企业重新作出选择。

中罔的改制转型与正统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
均、平均主义、轻商屯仕等) ，以及某些经济理论都不太相同。

然而这种混合
形态的改制，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它不符合任何规范，也没有什么经
典的理论基础，而是一种按着某种自发摸索的和既定形成的路径依赖在开
展。

这样的改制，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一步步地展开，适应着每个发展阶段
的要求，变换着'自身的组织形式，不断地选择最符合现实要求的所有制结
构，不断地槟弃原有的束缚生产力的旧外壳，注入某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激
励元素。

国有及同有控股企业在2002 年之后出现f高速的增长。

同时，国企的
利润率也迅速地提高。

从2003 年开始突破r 1000 万亿元之后，每年都持
续增长，到2006 年突破了2000 万亿元。

为什么这段时期国企会出现改革
以来历史上的最好业绩?
1998 年以后罔内住房市场的需求高涨带动的经济景气，是同企迅速增
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七从同企的利润增长率指标来看，从1998 年到
2006 年期间，因企的利润增长率就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在持续培长。

从2002
年到2006 年短短四年，国企利润飘升的另一重要来源在于，其所在的行业
贡献了几乎全部的工业国企利润。

2006 年的7 个行业，即石油开采、煤炭、
电力、烟草、有色金属加℃、钢铁和交通运输设备，它们的利润总和就相当于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90%以上。

此外，石油开采和电力这两大行业的国企利润就占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60%以上。

国企的改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改制，大量低效益
的国企的退出或转型，都使得余下的精兵强将成为国企的主力部队，经过轻
装上阵的同企，自然战斗力大大加强。

此外，大型国企的股份化改造，成为上市公司，或者进入同际化舞台，都使得国企不再是往日的传统罔企，而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新兴的现代股份公司。

然而，国企的改制之路尚未完成，许多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起来，但并未被真正解决。

经济景气同然可以暂时掩盖一些矛盾，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不解决就不能进步。

中罔的事情总是这样，每当出现危机时，就会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一旦情况好转，又会恢复旧时常态。

2001 年之后的经济景气，实际上是建立在过去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之上的，是来自于前一阶段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和进入WTO 之后市场需求的大量释放，也来自于对计划"条条"的破除和大规模企业改制的结果。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依靠改革，我们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也只有继续改革，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