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文章

补齐国民文明意识短板日前，国家旅游局宣布施行《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一旦有人出现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破坏公共环境卫生等六种行为，将被纳入记录系统，保存期限最高可达两年。

这一“官方版游客黑名单制度”，就是要建立起“一步失范，寸步难行”的社会规则。

倘若真能以此为契机，倒逼出国人对文明意识的反躬自省，敦促全社会共同求解文明建设难题，将是善莫大焉。

文明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我们常说，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

但硬件的突飞猛进不必然带来软件的同步提升。

更何况，培养文明意识是周期长、见效慢、量化难的“虚功”，很难立竿见影、一蹴而就。

与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积淀相比，我们的现代文明程度的确还有很大欠缺。

但起步晚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流，随着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尽快补齐国民文明意识这块短板已刻不容缓。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的变化，需要经历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

这描述了习惯养成中人类心理的演变过程，也明示了培养文明意识的基本路径。

着眼当下，我们显然还处在“服从”阶段，需要划出行为规范的红线，以刚性制度刹住不文明之风。

事实一再证明，如果仅凭一时的振臂一呼和道德谴责，而没有让违规者真正感到痛彻的处罚，即使规则秩序就在眼前，依然会有人视而不见。

此番新规出台，就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心慈手软选择性执法不行，怕麻烦见事就躲更不行。

只有让遵纪守法者看到希望，让挑战秩序者付出代价，我们的社会才能汇聚起遵规守矩的正能量。

培养社会文明意识，外部强制力固然重要，但人们的“认同”“内化”才是根本所在。

相关部门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需在涵养遵规守矩的社会氛围上下功夫。

当下最迫切的，就是破除法不责众的社会心态，树立起对规则的尊重敬畏。

比如，以示范引领、宣传阐释等方式培育文明判断力；以公益广告、公益活动等形式提升文明感召力，等等。

待到社会公众在遵规守序的前提与底线上达成共识、维护共识，这个社会就会更美好，更能维护好每一个人的切身权益。

鲁迅先生曾言，“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回顾近代历史，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根本。

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追求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应当追求国民的现代化。

我们传递给世界的，不能仅是奢侈品店里扫货的阔绰、各大景区爆满的热情，更应是谦逊有礼的大国公民形象。

“重典治乱”是涵养文明意识的开端，只要我们虚功实做、持之以恒，定能获得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性”，提升一个文明古国的时代内涵。

（摘编自4月10日《北京日报》，原题为《今天我们该如何培养文明意识》）心中有戒，用权才有底线在东山当一把手，从不让家里人、身边人搞一点特殊；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这就是谷文昌，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廉洁为政、清白为人的干部，一个没留下多少清晰影像、却清晰留存在群众记忆里的干部。

100个好干部，有100种画像。

但清廉，始终是雷打不动的一条“标配”。

清廉不是“胎里带”，它源自于对党纪国法的敬畏遵从，积淀于一点一滴的风纪考验，升腾于炉火纯青的党性修养。

谷文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把党纪国法、公义廉耻作为心间戒尺，将干事创业、为人处世的根基立稳在了从严自律上。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他用权以廉、持身以正的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尤需补充的精神钙质。

有人悲观：物质条件改善了，谷文昌对待家人的苛刻态度，今天很难效仿。

有人质疑：现在“糖弹”那么多，“围猎”那么猛，谷文昌也不是“万灵药”。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时候，谷文昌尚能做到一袋饼干、一顿饭都公私严明，如今，公职人员待遇福利改善了，不拿公家一丝一毫、不沾民利一分一文反而更难做到，哪有这种道理？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不是做不到，关键是在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的较量上，敢不敢摆正自己的位置，割舍下一己私利。

认为“时代变了，清廉也要跟着折腰”的观点，错就错在没认清腐的病根、廉的本源。

一犯事就责怪“权力让人犯晕”，喟叹诱惑容易让人迷路，埋怨组织没有及时敲打，却都忽视了主观责任。

清廉与否，既靠他律，也靠自律。

自律不是信誓旦旦的承诺表态，而是要念好自律自省的紧箍咒，从严从实守住每一个廉洁风险点。

所谓“寸心不昧，万法皆明”，思想上不染一尘，为人处世才有一身正气；思想上一旦变质，便失去了最好的“廉政保险”，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

”不管时代怎么变，自律的要求不能松。

越是诱惑陷阱来势汹汹、讨好逢迎此起彼伏，就越应当系紧思想的安全带，及时扫除“升不上去弄点钱来弥补”的失衡心态，坚决摒弃“被抓的总是少数”的侥幸心理，果断放弃“别人贪我岂能旁观”的攀比思想。

为官者心中有“畏”，才会换来百姓心头的“敬”。

如此，法治信仰才立得起来，清风正气才树得起来。

当年，省委书记来东山视察基层，谷文昌提议用水煮番薯、清炒青菜来招待，周围人嘀咕，“会不会怠慢上级？”但守得住权力底线的人，才会真正收获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抵达人生的高地。

心中有戒，既是对党性的清醒把握、对法纪的成熟认知，也是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对党内规矩的坚持。

把党性铭刻在心中，人格力量才能永不失色。

每个人都是政治生态的一个“因子”。

像谷文昌那样，在心底种下抗御风沙侵袭的木麻黄，助它清秀繁茂，护它磊落参天，茁壮的木麻黄，一定可以挺立成长为护佑良好政治生态的“顶天梁”。

使创新成为发展驱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一个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就是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

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

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大意义，有效应对发展动力转换面临的挑战，多措并举突出创新驱动，以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表象上看是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但从本质上说是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驱动，而充足的要素供给是维系要素驱动发展模式的重要前提。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被抚养人口，农村还有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十分明显，而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又使储蓄水平稳定提高，为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由此也形成了低成本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与此同时，长期存在的商品供给不足和短缺，为迅速扩大生产能力提供了市场支撑；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相对较大，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

随着生产要素供需形势的变化，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逐步减弱。

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实际工资大幅攀升。

与此相应，人口老龄化加快，人口抚养比趋于提高，储蓄率开始向下调整，投资增长趋于放缓。

同时，经过30多年的规模扩张，钢铁、水泥、建材、石化等传统制造业产能达到极限，出现严重过剩局面，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逐步强化。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要求将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切换到创新驱动上来。

这里所说的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核心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和重塑，就要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增长，将提高效率和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也是我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过程。

创新驱动发展面临挑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信息技术升级换代，新能源、生物、纳米、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实现群体性突破，推动工业4.0、智能交通、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慕客、远程医疗、网上研发平台等新兴制造业态和服务模式广泛兴起，引发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改变了国际分工形态和竞争格局。

这在为我国加快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

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我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大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即便是有研发活动的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水平也偏低。

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如不加快研发能力提升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现有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趋于减弱。

我国劳动力成本开始攀升，土地、矿产资源等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

而世界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对我国低成本优势形成替代效应。

这些情况表明，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支撑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困难，必须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使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

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我国煤炭、铁矿石、铝土矿等资源消费规模巨大，原油、铁矿石、铜精矿和铝土矿等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不少地方雾霾天气频繁出现，波及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地方水体和土壤污染累积性负面效应显现。

随着能源资源约束趋于强化，以及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

多措并举突出创新驱动近年来，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取得积极进展，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增强。

2013年研发经费支出超过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70%，专利申请数量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壮大。

这些都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们要完成发展动力转换，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积极营造创新生态、培植创新土壤、释放创新活力，使创新深度融合于经济发展之中，从而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利于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

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矫正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力。

更加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依法打击侵权行为，切实保护发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