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心态——读侯坤宏著《浩劫与重生》

收稿日期:2014-10-15
作者简介:姚彬彬(1981-),男,山东龙口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

“他者”心态
——
—读侯坤宏著《浩劫与重生》姚彬彬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任职于台湾“国史馆”的侯坤宏对现当代中国两岸的佛教史素有研究,他所编撰的《浩劫与重生——
—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台湾妙心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是研究中国大陆当代佛教史的第一本专著,台湾学者对该书评价颇高,认为“此书的正式出版,将会很快地在海峡两岸的当代佛教学者群之中,带来一定程度的诠释冲击和相对深远的学术影响。

”(江灿腾在该书序言中语)纵观全书,虽说其利用的史料大多来源于《海潮音》、《现代佛学》等报刊材料,与已出版的当事僧人、居士们的日记、
回忆录之类,并非罕见的东西。

但就大陆相关领域
的学者而言,恐怕对这些材料有点“习焉不察”,加之因“身在此山中”而缺乏距离感,未能先一步开展研究,而中国台湾学界出于“旁观者”的心态,反倒先出了成果。

虽该书主体是几篇专题论文的组合,显得偏而不全,难以称为“通史”,也如方光锠教授在其博客中所言:“本书所勾勒的基本轮廓,虽然尚嫌粗糙,但是准确的。

……不失拓荒之功。

”
作为研究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同行,终卷之后,虽有所得,添了一些知识掌故,引起感想的,却是著者撰述中的“先在视野”。

———对于台湾学者而言,由于其数十年来所处政治宣传环境的耳濡目染,难以对大陆政治、文化环境有什么好感,虽是情理中事,但由此在知人论世中形成的一些“选择性偏见”,对于他们,恐怕难免也同样是“习焉不察”的事情。

该书利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担任建国后大陆佛教领导工作的巨赞法师(1908-1984)的经历,却谓他“主动投靠共产党”,“投靠”一词多次使用,虽可能是一种语言习惯,不过也隐约透露出著者对当事的大陆佛教人士,并无几分“了解之同情”。

——
—这一点,也可以从该书集中论述“佛教界密切配合政治运动、佛教徒参与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有意大量征引当事教内人士的政治言论,而鲜作全面的分析。

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中,无论是宗教界,还是其他社会各界,谁能过得了这一关呢?当事人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动机,几乎在叙述中全然被省略了,在著者看来,当时的大陆教界,恐怕几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种先在的选择性视野中,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了“傲慢与偏见”。

若著中谓:
郭朋、赵朴初、明真均认为,爱国优先于爱教,爱国与爱教不能相提并论,只有在爱国基础上才谈得上爱教。

如此,佛教已丧失主体性,完全成为政治之附庸。

而若依弘悲的看法,则佛教更成为政权之刍狗(工具)。

(74页)
且不说,与国家政权合作,“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被奉为生存法则。

就1949年直至解严之前的台湾佛教界而言,一样也在积极与国民党政权合作,表态“反共抗俄”,欢迎“反共义士”,经常举办“护国法会”,甚至举办“蒋总统华诞法会”。

因之,单独有意突显1949年后大陆佛教界与政权的合作,而忽略其复杂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亦难免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偏失。

著中还着力批判“中共史家范文澜撰有《唐代佛教》一书,该书全依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佛教,对佛教诸多谩骂误解之词;而同时代的任继愈、侯外庐、唐长孺等人相关著作,也存有相同的特点。

”认为这些研究“学术价值颇可商榷”,仅能用于“了解在马列思想影响下的中共学者,他们是如何理解佛教的”。

按著者的意思,上述诸家的有关著述,与他们的佛教批判,皆为特定时代的“遵命文章”。

———姑不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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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观中所倡导的“以历史说明宗教,而非以宗教说明历史”(任继愈语)方法论的学术贡献显然不能一笔抹杀,就“宗教批判”这一点而言,也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种文化潮流,胡适晚年尚谓,其宗教研究的出发点是“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若将大陆学者的宗教批判思想全然归诿于依附主流意识形态,显然更是缺乏宏观历史视野的片面之论。

《浩劫与重生》这本书,毕竟填补了领域的空白,笔者自不欲过于求全责备,对于由此想到的问题倒是有些兴趣。

——
—台湾文化界在叙述大陆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发展时,历来不乏“傲慢与偏见”的态度,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并不罕见。

早在1980年代,傅伟勋应邀来华讲学,在其归后所撰的几篇“纪行”之文中,便已表露出不乏以传道者自命的沾沾自喜。

此后台湾和海外以鼓吹传统文化自命之士们,屡屡叹息大陆的“传统断层”,认为他们才是为“往圣”继了绝学。

———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末以来大陆的“传统文化热”重燃,搞传统文化的学人们,似乎相当多的也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由此而言,中国台湾学林在叙述大陆相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优越感”,自然也就难怪了。

笔者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个“传统”,大陆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的文化发展,与“传统”是什么样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无论当时为政者的动机如何,大陆在1949年后的文化抉择,其客观上的理论来源,是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反传统的西化路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西化的一路)。

但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诸如反礼教、反迷信、崇尚无神论,本身便是“传统”自身的衍生。

反思儒家专制礼教的思潮,早在明末清初便已肇始,当时的学人若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其思想中已经蕴含了一些反对宗法专制束缚,反对特权与等级制度的思想。

清代中期的戴震,更严厉斥责了“后儒以理杀人”的儒家礼教,提出了“血气心知即是天理流行”的肯定人类合理天性的人性论,这些“思想解放”意识也是“传统”自发的衍生。

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是这一部分“传统”的流变。

——
—至于后来“文化浩劫”的出现,本身亦不能自外于传统,那时候宣传的“狠斗私心一闪念”、“大公无私”等口号,我们在宋明儒学的理论中恐怕早已似曾相识。

章士钊在文革期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已敏锐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就是儒家终极理想的“君师合一”。

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并非是文化界自发的行为,事实上,1966年开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抗大陆的马列主义宣传,针锋相对搞出来的东西。

在台湾社会发展中,所谓的传统文化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对此笔者比较同意李承鹏在《台湾的主人》文中说的:“就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

可是如果你不那么诗意化,就会发现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不堪,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

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
—今天我们看到台湾民众较高的公德素养,主要是解严以后民主化进程的结果。

回顾不久前的历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一片“山呼万岁”的同时,台湾当时的领导人也被抬上神坛,奉为“圣人”、“救星”,这是中国“传统”中礼教专制成分的“共业”在当时海峡两岸的同时发作,具有共同的文化根源。

因此,在笔者看来,两岸在彼此进行叙述时,都应增加一些“此时此地”的同情理解,而非持有优越感将对方视为“他者”。

这一问题,需要华夏文化界共同进行全体性的反思。

[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杨年保]
2014年
云梦学刊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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