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吐蕃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通道（二）

霍巍吐蕃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通道（二）

吐蕃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通道（二）

（接上）

这里所讲的“中亚”,也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即传统上的“西域”在内。吐蕃最早开始出现在中亚,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考证,是在吐蕃芒松芒赞时代,相当于中原唐王朝龙朔二年(662年)。〔17〕

森安孝夫认为,从地理条件来看,当时吐蕃连接中亚的路线一共有两条:一条是从西藏中部(吐蕃王朝发祥地)至西北的喀喇昆仑、帕米尔路线;另一条是自西藏东北去青海、柴达木的路线。〔18〕

事实上,从文献上来看当时还并不止这两条路线。至少我们还可以举出两条:

一条是西经勃律、绕道葱岭进入西域的“勃律道”,这条路线已有众多的研究者进行过讨论。〔19〕而另一条,则是由吐蕃经过象雄(羊同)、过迎湿弥罗而进入中天竺的路线。

据《新唐书.西域传》载,这条道路可以扼控吐蕃向勃律的进出,也称为“吐蕃五大道”〔20〕,笔者认为这很可能即为“勃律道”之一段。

上面诸道中,从西北喀喇昆仑、帕米尔进入西域的一道,也称之为“中道”,具体来讲又可细分为两条路线:一条即穿越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路线;另一条则越过于阗南山(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或可称之为“吐蕃一于阗道”。由于在后文中,我们将详细地论述于阗与佛教传入西藏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拟对“中道”的情况加以稍为详细地分析。

吐蕃与于阗的相互地理位置,在汉文史料中已多有记载。如《隋书·西域传》于阗国条下载:“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都善仁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女国者,即大羊同国,即象雄也。

《释迎方志》亦载:“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三波坷,北接于阗。”

所以,从吐蕃去于阗的道路,其起始点似乎不应如森安所云起自西藏中部,而应起于西藏西部的象雄。

中道的开通,沟通了西藏西部与中亚的联系,影响极为深远。但是,关于中道开通的时间,在文献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

近来,有学者从女国(羊同)与北方突厥的关系上来探索这条道路的凿通,提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有一条古老的“食盐之路”,即“女国从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盐,再向南贩往天竺和吐蕃”〔22〕。但实际上,羊同本土也是重要的盐业产地〔23〕,不一定非得到北方的突厥地去获得盐。《隋书·女国传》中明确记载女国“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考古材料上看,中道至少在吐蕃兼并羊同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形成,已成为西藏高原与中亚古国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1990年9月,在西藏拉萨曲贡村发掘了一处石室墓地,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一件铁柄铜镜〔24〕。这种形制的带柄镜,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是可以断定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系统: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以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这件带柄镜,无疑应当归属于后者。

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类似于曲贡石室墓这种形制的青铜带柄镜,过去曾在藏南河谷地区还有过发现,其形制与曲贡的带柄镜相同。〔25〕

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所作的研究,这类带柄镜除西藏之外,在中国境内出土最多的地点,是在新疆地区。如轮台群巴克墓葬〔26〕、新源铁里木克墓地〔27〕、巩乃斯种羊场石棺墓〔28〕、和静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29〕、吐鲁番艾丁湖古墓〔30〕等,都曾经有过出土。从年代比较来看,新疆所出土的带柄镜年代普遍要早于西藏,前者最早可至西周,最晚可至汉代,大体上为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而后者的年代据初步研究约当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一公元3世纪这一范围之内。〔31〕所以,西藏高原的带柄镜,很有可能是从新疆地区传入。

在阿里高原佛教文化传入之后所绘制的壁画中,还保存有手执带柄镜的人物形象〔32〕,观察其带柄镜的形制,与新疆地区所出者几无区别,这一方面说明使用带柄镜的传统在西藏西部地区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西藏带柄镜的来源,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的象雄(羊同)传入到吐蕃腹心地区的。

进一步追溯,还可以发现,新疆地区的这种带柄镜实际上又与中亚一带的同类镜型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形制排比的结果来看,与新疆地区出土的带柄镜形制最为接近的,是葱岭以西以米努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这一区域发现的青铜带柄镜〔33〕,而且这一地区所出土青铜镜的年代,又普遍早于新疆地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西藏出土的带柄镜,是以新疆地区为中介,从中亚传入西藏西部,再传入到吐蕃腹心地区的。这条传播路线,有极大的可能即为后来的“中道”。

此外,考古发现的古代岩画也表明,古代的象雄与其北方的阿克赛钦、克什米尔等地,早已存在有一定的交通联系。

近年来（学社小编案：1995年左右）,新疆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叶城东西的达布达布、布仑木沙、普萨以及皮山等地,调查发现了多处岩画,所刻划的主要有山羊、大角盘羊、耗牛等动物以及狩猎场面,〔34〕岩画的内容题材、风格技法与阿里地区所发现的岩画完全相同,证明其时代相近,岩画作者的族属也当相同。这部分岩画中没有发现佛教的内容,所以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将其制作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可备一说。

1979年,由德国、巴基斯坦和法国等国学者所组成的一支考古调查队沿中巴公路(又称为喀喇昆仑高山公路)一线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条公路南起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度河谷平原,接着向西进入喜玛拉雅山西端的高山峡谷,然后经过帕尔巴特峰附近,再向北进入喀喇昆仑高山中的吉尔吉特河谷和洪扎河谷,最后进入到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山口,北与新疆叶城相连,南则可以沿今新藏公路至阿里日土。汉以来的“罽宾道”,大体上即是如此走向。

在这条古道上考古调查发现的岩画与岩刻可以大体分为四期:最早的一期为公元前第5千年至公元前第1千年,这个时期的岩画内容都是非佛教的,在公元前第1千年的岩画中,出现有西伊兰人和塞人的岩刻;第二期为佛教传入的初期,约为公元1至2世纪,相当于贵霜王朝及其前后一段时期,主要的内容为塔与对塔的礼拜与崇奉;第三期为佛教流行时期,约公元5至8世纪,主要的内容有塔、佛传、本生故事、佛像等。〔35〕

在今西藏阿里地区的古代岩刻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非佛教内容的岩画与佛教传入之后的岩画,具体的年代虽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订,但从岩画的内容与雕刻技法等方面观察,与克什米尔境内的这些岩画具有很多相似的因素,如作画的方式都是采用尖利的石块或者金属器在岩石表面刻凿出阴线图案;早期多表现动物与狩猎场面,晚期出现佛塔、佛像等画面等,表明二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