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是吃多了撑出来的伪概念——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十三)

“海洋文明”是吃多了撑出来的伪概念——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十三）
1、辉煌的中华航海史
天下的人都一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海边的人们会很自然地在海上讨生活。

正如中国广东籍、福建籍的海外侨胞最多，英国想不产生“海洋文明”也不行。

内陆的人们主要从土地里刨食。

正如奥地利、瑞士、捷克、波兰等等内陆国家只会产生“农耕文明”，要求中国的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份产生“海洋文明”，必然是头脑发昏。

欧洲有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等内海，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洞庭湖、鄱阳湖等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长江黄河等巨龙般的河流。

著名的多瑙河，放在中国也得屈居中下游。

我们祖先爱水并在水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并不奇怪。

早在春秋时期，也就是希腊古典文明早期，中国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之间，就没完没了地展开水上大战。

各国有自己的船厂：“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

”也建有自己军港：“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兵也，去县四十里。

”舟师是国家的主力军种之一，“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

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

当用长钩矛斧者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之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

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据《国语》，吴、越两国之间，水战频繁而惨烈。

据《左传》，吴国水师远征齐国，结果战败。

姑且不谈徐福海上取仙药、秦皇弯弓射大鱼的故事，我们祖先广泛使用船舶最直接的证据，便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两条运河：吴国为称霸中原，修建了连通南北的邗沟;秦军取两广建造灵渠，打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古代中国，有河流的地方自不必说，没河的地方便挖出人工河，船运是最主要交通手段，乘船几乎可以驶达内地每个角落。

汉朝船舶载重量一般在二、三十吨，活跃于国内，往返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开辟出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承秦制，保有“楼船士”这一专业兵种，多次承担海上远征任务。

赤壁之战正是楼船士们的杰作。

及至唐朝，沿海地区呈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吴门持粟帛，汛海凌蓬莱”的繁忙景象。

唐朝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商贸港口。

唐朝不仅强盛，而且拥有包容四海的豪气。

政府任由外国人自由行走于中国各地，接纳外国人侨居、定居，选拔不少“胡人”为官，确有才华者还当上了大官。

首都长安是地道的国际化都市，胡人摩肩接踵，游览长安无异于参观一场世界食品和服装博览会。

仅仅引进来，不算开放。

唐人的商船，远航至印度洋沿岸。

进出中国的洋人，多是搭乘中国商船。

汤普逊说：“进入远东的真正大门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

……波斯和中国间商业关系早已存在。

在巴士拉港口，常见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锡兰和印度的马拉巴沿海而来的帆船。

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险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

”法国学者安田朴证实了汤普逊的话：“在玄奘西游之后过了不长时间，阿拉伯人即将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经常性和持续的关系。

因此，在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从未长时间的完全断绝过。

从公元7世纪起，一批穆斯林探险家便进入中国。

……我们甚至应当承认，中国人为使阿拉伯人学会向远东航行而做出了贡献，波斯湾的商人是乘他们的帆船而在南海从事最早的几次远航。

……唐代仅在广州市就生活着10万名阿拉伯人。

……《中国印度见闻录》(生民无疆注：这时期一名阿拉伯商人撰写的游记)向我们提供了唐代中国的一种无疑是简单而又是忠实的形象。

环地中海民族首次听到讲述瓷器和茶叶。

……他们接着再次证明最高的文雅、文明、智慧和最后是真正的哲学都在中国人一方。

”
唐朝军事实力的强大，也反映在海上。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

……645年春(唐)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
始。

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勣直趋辽东，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 人分乘500 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

……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

……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暂的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

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
有人说宋朝“积弱积贫”。

说宋朝军事不行，似乎有道理，但是宋朝绝不贫穷。

宋朝是一个特小资的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

中产阶层日子好过，往往是商业发达、社会平靖的时代。

宋朝沿海民间出海经商风气极盛。

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其广州亲历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

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

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

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

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

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

鬼奴善游，入水不瞑。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住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

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偿。

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可见，外出经商和侨居海外者众多，外商来华和侨居中国者也常见，市舶司(政府)对出海经商管理细致，而中国航海水平之高更是让人惊叹。

发达的海运，源于造船业的进步也拉动相关技术的发展。

宋人发明了船尾舵，使用了指南针，可建造出适应各种环境、满足各种特定需求的船舶。

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排水量370吨，远大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船只。

这尚属中型海舶。

众所周知，宋朝已经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大大拓展了航海范围。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说：“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

……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
海上贸易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小的财政收入。

据陈振先生《宋史》：“北宋末年政府每年从税收和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利达一百多万贯。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时统计，每年…抽解‟与…和买‟所得的税收及利润…约可得二百万緡‟。

南宋外贸发达，海盗也很猖獗，为了保证外贸的正常进行，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很重视海上治安。

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著名学者真德秀出任泉州知州，他组织官军、民兵进剿海盗，残余海匪南逃，…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岂不亏失国课(生民无疆注：即税收)。

‟…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

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真德秀准备与广东水军联合剿灭海盗，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促进对外贸易正常进行。

”
利国利民之事，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

为确保海外贸易顺利，宋太宗说：“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

”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北宋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杭州、交州等地设置市舶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和税务征收机关)。

南宋又增设温州、江阴和华亭(今上海松江)市舶管理机构。

水战已经演变为主要作战形式之一，海军升格为战争双方的主要兵种。

水战和水师，成为当时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寻常话题。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在主战派著名诗人、官员陆游笔下，楼船与铁马已是相提并论。

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南下，皇帝赵构逃到明州时，枢密院提领海船(官职，相当于海军司令)张公裕报告说，已为皇上乘船南逃做好准备，现已征集并到达宁波的海船上千艘，其中来自福建的大船就有200多艘，广东转运
使征募的海船先行到达。

赵构乘船南逃，在海上漂荡了5个月之久，直到张公裕率海军击败金军，韩世忠的海军再败金军，金军北撤之后，赵构才上岸。

宋朝海上综合反应能力之强大，绝非虚夸。

刚刚诞生的火箭也变成了水师的利器。

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双方水师不断在江河湖海展开厮杀，均频繁使用火箭。

绍兴31年(1161年)，南宋水师出动百余艘战舰，千里奔袭金国在山东的水师，以火箭将其消灭，使金国海上南侵计划破产。

南宋军队在对元军作最后抵抗时，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在东南沿海作战。

1279年，宋廷覆亡于广州附近时的最后一战，也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海战，当时，宋军仍然拥有舰船几百艘，水军数万人。

这场海战的规模，N倍于300年后的西班牙与英国的“大海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

……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元朝政府基本保持了宋朝以来的市舶管理机构。

据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洋人记载，中国的港口帆樯如云，商贸之兴盛举世无双。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所见：“这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要想到中国，惟有乘坐中国船只，仅在古里佛(今加尔各答)就见到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其中较大者有3—12帆，船员千名，每艘大船另配有3艘供应船，这样的船只惟有中国的泉州、广州能够制造。

元朝依托无以伦比的造船能力、远洋航行能力和海上军事力量，先后组织四次大规模的海上征服行动，分别于1274年出动战船900艘兵士1.5万人、1281年出动战船9000艘兵士10万人征讨日本;1280年出动战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讨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动战船1000艘兵士2万人，并携带一年的粮草征讨爪哇。

如此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对于当时欧洲人，无异于天方夜谭。

汤普逊在评价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说：“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宋元能够在海上如此轻松自如么!
2、该让精英饿几天肚子
中国如此辉煌的航海史，是否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呢?当然不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海外贸易也好，海上防御也罢，在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中，都不可能扮演主要角色。

从经济方面看，由于可以用来交换的物资并不丰富，加之导航和动力等手段落后、风险巨大等诸多原因，对外贸易所能带来的财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

据周一良先生《宋朝简史》，即便是工商业高度繁荣的宋朝，在政府货币性的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始终占主导地位，全部商税的贡献率也才占到1/5。

我估计，海上对外贸易对商税的贡献率至多不过1/10，也就是说，占政府货币性财政收入的2%。

在全社会的产品主要是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军事方面看，在没有导弹、飞机、机枪、坦克的时代，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场，必然是陆地，海军始终处于辅助兵种的地位。

蒙古铁骑踏平大半个欧亚大陆，足以证明“海洋军事”的虚妄无稽。

金银不能当饭吃。

海洋文明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是贸易即商业;而商业是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基础或者假设上的。

500年前的人类历史，根本容不下这一“假设”。

任何一部中国编年史，无不被“饥”、“大饥”之类的字眼占据了半壁河山。

据《资治通鉴》，汉朝400余年，重大灾害多达473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据邓云特统计，从公元前1766年到1936年的3700余年时间里，我国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58次，其中水灾1058次，旱灾1074次，平均每年1.42次。

宋元时期，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然而，《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金国“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全国人口，但是能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

”同时期的南宋，农业水平和气候条件优越一些，正常年份，粮食稍有剩余。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坚持“以农为本”，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或者大面积的饥荒。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

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出现饥荒，必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期的欧洲，情况更糟糕。

稍有一点欧洲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中世纪欧洲，粮食，从来就是各国禁止出口的东西，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两个贵族的领地之间，也很难看到相互间的粮食交易，因为欧洲人被饥荒折腾怕了。

据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关于许多饥荒，有着一种奇异的周期性，也常有着一种奇异的地方性。

中欧洲，在查理曼时代，即在790—793年，曾受灾深重;它又在805—809年之间，遭受一次灾难;法国在842—843年之间也遭受一次灾难……洛林省和东法，在这一世纪曾遭受两次接连三年的饥荒：一次在1003—1006年之间，又一次在1031—1033年之间。

……北德意志在1066—1072年之间，连续遭受了四次谷物歉收。

……在12世纪中期(1145—1147年)，饥荒蔓延全欧。

……12世纪的结束像它的开始那样，也有着遍地灾荒(1195—1198年)。

在13世纪，1224—1226年、1269—1273年和1280—1282年，都是艰苦的年代……”
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汤普逊说：仅14世纪上半叶，法国“1304年饥荒;1305年饥荒;1310年饥荒;1315年饥荒……1330—1334年饥荒;1334年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国“1315—1316年普遍饥荒……1321年半饥荒;1325年普遍旱灾……1351年普遍饥荒”。

在靠天吃饭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必然将粮食生产，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无怪乎从古罗马到中世纪，除帝王外，欧洲贵族们都居住在自己的采邑内，死活不肯进城。

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扩大地盘和确保地里的收成，而对其它创收手段毫无兴趣。

中世纪欧洲长期实行实物地租，少有货币流通，与此不无关系。

17世纪70年代，号称海上王国、商业王国的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90年之后的英国，在广大“资产阶级”议员的运作下，专门颁布了“定居法”，禁止农民离开地主从事别的行当，强迫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务农种庄稼。

按照国内某些专家的说法，这岂非典型的“重农抑商”法律。

到了18世纪，英国人通过战争、屠杀与驱逐，开辟出一片又一片“新大陆”。

英国政府通过种种“法令”对殖民地实行“重农抑商”，禁止殖民地创办任何生产加工型工业企业，即便是针头线脑、螺钉螺帽，也必须从英国本土运过来。

《美国文明史》证实：殖民地上的奴隶主们，驱赶着无数奴隶在无边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棉花，“每年都有物产像流水那样从1765年已占有的辽阔的农业地区滚滚外运，……中部各殖民地向港口城镇云去准备装船的牲畜、木材、木瓦板、铜板以及为立时建屋用的成型构件，还有堆积如山的玉米、面粉、咸肉、亚麻、大麻纤维、皮货和豆类”，英国人终于不愁吃不愁穿了，“重商主义”、“圈地法令”应运而生，大批良田被圈起来养羊发展毛纺业，“工业革命”诞生了。

对于这饥荒连年的历史事实，不知道那些动辄批评“重农”政策的专家们作何感想。

难道这些专家忘记了前不久全中国人吃不饱肚子?难道这些专家的智商，与那位“何不食肉糜”皇帝一般?
说到这里，联想起袁隆平先生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经历。

有些评委刚刚吃饱肚子，就把为解决全中国人吃饭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置之脑后，开口商业，闭口工业化，嘴巴半开半合时必定是金融业，似乎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粮票，没有排队购买过粮食。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吃饱了撑的!有些专家，真应该让他们重温一下饿肚子的滋味，
省得他们一吃饱就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