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与史料价值

乾隆《威海卫志》的编纂与史料价值
郭维勇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5）
[摘要]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成书于乾隆七年（1742），是威海卫最后一部志书。

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被裁撤并入文登县。

邑人郭文大出于为乡邦存信史的文化自觉，独自纂修卫志。

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过程十分曲折，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乾隆《威海卫志》在体例方面效仿康熙《文登县志》，采用纲目体，辖十门六十八目；在内容上，增补康熙《威海卫志》的阙略，侧重载录与卫城有关之事。

是志对研究明清威海地区的社会经济、风俗物产及卫所制度演变等颇有裨益。

[关键词]乾隆《威海卫志》卫所志郭文大史料价值
[分类号]K29
“卫之不可无志也，与州县等。

[1]”郭文大纂修的乾隆《威海卫志》，载录了关于威海卫建置沿革、社会经济、物产民俗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是志体例得当，《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评价其“纲目分明，厘次有序，甄采周备，记注详明，是现存山东卫志中之佳品。

[2]”但目前学界对乾隆《威海卫志》关注不多，且缺乏系统研究。

笔者试以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本乾隆《威海卫志》为对象，探究其编纂始末、版本、体例特点及史料价值。

1威海卫及其旧志概况
威海其地，春秋时属齐国，秦时属胶东郡，汉至西晋属青州东莱郡。

北齐天保七年（556），分牟平县置文登县，属光州长广郡，威海在其境内。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为防倭寇侵扰，加强海防，遂析文登县设威海卫，其名盖取“威震海疆”之意。

“太宗皇帝永乐间益修守御，倭寇不敢伺觊，有此备也”[2]，领左、前、后三所，属宁海州，由山东都司兼辖。

威海之名由是而起，威海之城由是而筑。

清初依旧沿置威海卫。

顺治十二年（1655），裁左、前二所，归并威海卫。

康熙四十一年（1702），后所亦归并威海卫。

但在随后裁卫入县的浪潮下，雍正三年（1725）裁山东都司，威海卫改属登州府。

雍正十一年（1733）河东总督王士俊巡行山东，“授意守土裁并边卫，将成山卫改为荣成县，以威海省入。

又因人户以籍为定，将威海附于文登县，而兹卫遂废。

[3]”
有明一代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卫所的同时，也大力推进卫所志的编修。

郭文大《重修威海卫志》序云“宏治①改元，有纂修卫志之命。

[3]”明弘治年间，王悦首修威海卫志。

其后，赵鹤龄加以删定改正。

此即弘治《威海卫志》。

然是志在明末的动乱战火中散佚，至清代已不见传世。

清代又有诏令各地修志之举。

张介正《重纂威海卫志序》云：“康熙十一年（1672），特允阁臣之奏，分命各省府州县卫并修志书。

[3]”时任威海卫守备的朱孚吉召集卫城士子父老，集思广益，探讨如何修志。

但是威海地处边地，文化不兴，可供记载者寥寥无几。

又因弘治《威海卫志》毁于战火，卫城已无旧志存世以备参考。

所以新修志书一事举步维艰，进展缓慢。

面对如此局面，朱孚吉遂有“修志难，修卫志尤难”之感。

是时宁海州知州杨引祚提议宁海州可与威海卫合修一志，以省梨枣之费。

其后“朱公限于力，迫于时，遂许其请。

[3]”康熙《宁海州志?凡例》云：“威海旧隶州籍，志并附之。

[4]”从中可见，确有两地合修志书之事。

卫事载于州志之中，难免混淆不清且过于简略。

威海卫人毕懋第久苦卫城无志，遂有私纂志书之举。

康熙十三年（1674），李标任威海卫守备，亦有修志之愿。

毕懋第献上所纂志书，得其认可。

此即康熙《威海卫志》，也是威海现存最早的志书。

但是志成稿之后未行刊梓，仅以抄本传世。

康熙抄本今藏威海市档案馆。

其首列毕懋第自序，叙述作志缘由及纂志经过。

2郭文大与乾隆《威海卫志》的纂修郭文大（1692—1757），字尧瞻，号环麓，威海卫人。

其先祖初居蓬莱，后入军籍，明永乐年间随诏征调入卫，从军屯田。

雍正十三年（1735）郭文大以拔贡生任黄陂县丞，其著作除了乾隆《威海卫志》外，另有《东海笔谈》七卷。

郭文大自幼生活在威海卫，对卫城的山川名胜、沿革掌故了如指掌。

张介正《威海卫志序》云：“岁乙巳，余秉铎威海，偕诸生讲学论文，遍历域内名胜。

有郭子尧瞻者，常一一为
余告曰，某岭某峰可供登眺，某川某泽可供渔猎，某墩某堡所以防不虞，某坊某碣所以表节烈，某桥某林麓所以通行旅而利樵苏，他如官衙传舍以及郊坛祠宇，虽不无废兴之感，其基址犹历历可考。

[3]”又光绪《文登县志》记载郭文大“文词宏博深厚，挹注不竭”[5]。

乾隆《威海卫志》亦收录其六言绝句四首，题名《环麓杂咏》。

今观其诗用典押韵，十分得体。

熟悉卫城掌故又文采斐然，郭文大显然是纂修卫志的合适人选。

乾隆《威海卫志》卷首有陶易、王士任、张介正、郭文大四人序，末卷有谷均佶、吕竹修跋语，据此及正编内容，可以了解到是志的纂修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雍正三年到五年（1725—1727）。

这一时期，郭文大产生续修卫志的想法并且纂成初稿。

雍正三年（1725），张介正赴威海卫任教授。

是时距毕懋第修志已有五十余年，其间旧志无人增订。

在与郭文大的交谈中，其不禁感叹卫城志书缺略，“蕞尔弹丸，风景如是，数百年来，独无骚坛硕彦，汇为成书，备轩之采者乎？[3]”郭文大遂提议二人合力搜集卫城掌故，重修康熙旧志。

雍正四年（1726），郭文大府试失利，落榜回卫，正好有了充足的时间来修订志书。

但此时张介正疾病缠身，心绪烦乱，不能相助为理。

这项艰巨的任务就只能由郭文大独自完成。

《重修威海卫序》载：“雍正丙午（雍正四年，1726），山东巡抚今相国、海宁陈公世倌具奏，边卫重地应仍旧制，民咸便之。

明年，文大有纂修卫志之举。

[3]”由此可知，郭文大纂修《威海卫志》始于雍正五年（1727）。

在此之后，他“采诸绅士，访之父老，循例编次，三越月而书成”[3]。

第二阶段是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七年（1735—1742）。

这一阶段，郭文大对旧稿的条例纲目重加编排并且补录雍正五年（1727）之后的史实。

雍正十三年（1735），威海卫被裁撤。

“文大之惓惓于威海一志者，盖出于众论之公，而非一人之私也”。

郭文大在此时展现出为乡邦存一信史的高度使命感，他在《重修威海卫序》中掷地有声地写道：“夫威海既裁，似不可以志名。

然疆域建置可裁，而山川形势不可裁也；食货可并，而土宇版章不可并也；校典礼可省，而文庙不可鞠为茂草也；官守可汰，而已往之甘棠不可剪伐也；贡举可归县治，而历朝之物望、未旌之名流不可以湮没也。

[3]”于是他对雍正五年（1727）的志稿重加修订，“其条例纲目，一仿文登旧志”。

乾隆七年（1742），郭文大纂成终稿。

在此过程中，他虚心请教前辈学者和乡里同仁，“乐于周咨，有摘一字讹者，辄欣然改正”[3]。

后人对郭文大纂修卫志之事给予极高的评价。

光绪《文登县志》载：“雍正十三年（1735）裁卫并入文登，文大网罗散失，搜讨故事，纂《旧威海卫志》十卷。

卫地掌故不至失坠，文大之力也。

[5]”
第三阶段是乾隆七年到乾隆四十二年（1742—1777）。

这一阶段，乾隆《威海卫志》由王兆鹏、陶易等人不断增订，补录史事。

郭文大纂修的《威海卫志》定稿时间为乾隆七年（1742），然是志中却出现了此后的人物和史事。

如卷七《贡举志》记载有乾隆甲子（乾隆九年，1744）科解元吕璿、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1753）科陶式礼二人；卷一《疆域?灾祥》载“（乾隆）十七年（1752），大水。

次春饥甚[3]”；卷九《艺文志》载录乾隆三十八年（1773）陶易创作的《赐进士出身、授武翼大夫、贵州都匀协右营游击、殉难赐祭葬谷君墓志铭》。

这些材料说明，乾隆《威海卫志》在郭文大定稿之后又经过了多次的修订。

从乾隆《威海卫志?修志姓名》中“王兆鹏增订”的题名可知，王兆鹏是增订者之一。

王兆鹏是王士任长子，其生卒年不详，但其与郭文大于雍正乙卯（雍正十三年，1735）分别优贡和拔贡，二人年岁应该相差不大。

据郭文大自序，乾隆七年（1742）他将志稿交由王兆鹏送至其父原福建巡抚王士任处参订是非。

王兆鹏应该在此后，参考其父意见补录了一些后来的史事。

之后，陶易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卫志雕版刊行。

卷七《贡举志?乡科》载：“陶易字经初，正士子。

甲子优贡，乾隆壬申恩科北榜举人。

现任江南、江宁等处布政使司布政使。

[3]”陶易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任江苏布政使，与刻书时间正好相当。

卫志记载传主现任官职的只此一见。

所以笔者推断，陶易可能是借助便利条件，在雕版刊行之际补充了一些自己的信息。

3乾隆《威海卫志》的版本及体例特点由于缺少资金，乾隆《威海卫志》在纂修完成后未行刊梓。

郭文大仅誊写两部存诸家塾。

“尧瞻先生重修之威海志，成于清乾隆七年（1742）。

又三十五年，陶公悔轩始为序而刊之。

[3]”乾隆四十二年（1777），陶易将其刻印成书，即乾隆刻本。

该本刊行不多，今已不见传世。

现存的乾隆《威海卫志》版本有三。

一是民国十八年（1929）威海九华小学铅印本。

民国时乾隆刻本尚存，但已经是“寥如晨星”。

“乡人过客，欲究篇籍征往事，搜寻不获，购求无从，以为憾事”。

为了方便时人查询卫城掌故，威海九华小学校职员以乾隆刻本为底本铅印并做校勘。

是本首卷有王士任、张介正、郭文大各一序，卫图两幅。

正文分十卷，末卷卷尾有民国十八年（1929）谷均佶跋语及勘误表，勘误31处。

正文半页9行，行20字，左右双边，单鱼尾。

版心上题名“威海卫志”，版心下有“威海九华小学校重印”字样。

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民国抄本。

二本相较，抄本于首卷
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陶易《刻威海卫志序》，于末卷卷尾有乾隆八年（1743）吕竹修《旧威海卫志跋》，而无谷均佶跋语。

三是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本。

是本以九华小学本为底本，篇章全同，201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乾隆《威海卫志》内容详实。

毕懋第所纂康熙旧志为平目体，全志仅有十目，总字数不足万字，十分简略。

陶易在《刻威海卫志序》中写道：“卫自始置至今四百年，所疆域建置之旧，学校典礼之兴，人物文章之盛，以至于海防之略，守御之规，皆卓然为一方掌故。

同里郭君文大，惧其湮没，乃踵毕氏旧志，成书十卷。

呜呼！是书不废，而卫也赖以不坠。

”“毕氏旧志”即上文提到的毕懋第所修康熙《威海卫志》，结合卷首《凡例》中所提到的“文大于康熙壬子（康熙十一年，1672）以后访七十余年人物事迹，殚心增辑。

壬子以前虽间有更定，要以旧志为主，不忘所字”[3]，可知乾隆《威海卫志》是郭文大在康熙旧志的基础上，增加康熙十一年（1672）之后数十年的史料而成。

其后郭文大纂成的志稿又经过王兆鹏、陶易等人的增订，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行时，字数已逾十万，十倍于康熙旧志。

乾隆《威海卫志》在纂修时仿照康熙《文登县志》的体例，采用纲目体。

共有疆域、建置、学校、食货、典礼、官守、贡举、人物、艺文、外志十门，内辖有六十八目。

现据乾隆志，将其纲目整理如表1。

表1乾隆《威海卫志》目录
乾隆《威海卫志》重点载录与卫城有关之事。

威海卫由文登县析出，二者一主军政，一主民政。

但卫城在历代沿革中难免与文登县有辖地上的交集。

《凡例》载：“彊域志载山川古迹，虽系文登所属，实多本卫墩堡、斥堠，故详载之。

如军马岭、紫金道、艾山、黄埠、张村、双岛与卫无涉，一概从删。

[3]”军马岭、艾山等地在康熙旧志中均有记载。

而乾隆《威海卫志》以这些地方“与卫无涉”的原因，将其从
卫志中删去。

又卷九《艺文志》载：“诗文必有关卫事者收之。

如事系一人一家酬赠品题之作，虽出自名笔、载在前志者，不敢并存。

[3]”从以上例子可见，较之康熙旧志，乾隆《威海卫志》的侧重点更加鲜明。

4乾隆《威海卫志》的史料价值
地方志之所以可贵，在于其载录的材料范围广、来源多，对限定地域的建置沿革、社会经济、物产民俗等史料网罗殆尽。

并且地方志多是当地人记当地事，保留了很多不见于正史或者其他典籍的珍贵史料。

乾隆《威海卫志》纂修时正处于威海裁卫并县的特殊历史时期。

郭文大出于保存卫城掌故的文化自觉，在康熙旧志的基础上正讹补阙，续补史料，征引官方档案，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载录碑刻文献。

这些工作使得乾隆《威海卫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1提供研究社会经济的史料
卷九《艺文志》中的《遵宪定额条鞭碑记》详细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威海卫在施行一条鞭法前后的社会状况。

从中可见，一条鞭法实施之前，威海卫人困于劳役，疲苦不堪。

“论其最负累者，曰牢役，曰巡捕，曰军伴，曰屯催。

四项一定，老死不休，父方谢役，子即代替。

一门受残踏捶楚之苦，累世为鞍前马后之人。

[3]”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董遇时、吴梦麒奏请两院、道府于卫城施行一条鞭法。

其后“各项杂差俱免，编名止分三则纳银，其牢伴等役各给工食招募，其军伴供丁，本族有丁者照例优免，无丁者不得拣占异姓，以起需索之端。

[3]”一条鞭法的施行取得了很大成效。

时人称之“上不病官，下不病民”“行之万世而无弊”。

这些记载对于学者研究明代赋税改革的背景、一条鞭法施行的效果以及当时民众普遍心理，颇具参考价值。

乾隆《威海卫志》所收录关于卫城的赋税、劳役、户口、物产等资料相当精确详实。

如卷四《食货志?屯赋》记载的威海卫垦地及贡赋情况：“自康熙四年至五十七年（1665—1718），新垦地共九顷五十六亩七分三厘七丝，共征银二十八两九分三厘九毫一丝八忽六微四纤一尘五渺。

成熟地并新垦共六十一顷三亩七分三厘三丝，共征银一百七十九两二钱三分三厘一微四纤一尘五渺。

[3]”郭文大生活于康雍乾三朝，对威海卫的赋役制度、户口物产情况十分熟悉。

他在《凡例》中写道：“《食货志》《赋役全书》，系雍正七年（1729）从布政司领出。

七年以后事，请之邑侯张公懋昭。

[3]”从中可知，乾隆《威海卫志》中所载录的清初至雍正七年（1729）之前赋税史料直接征引自官府档案。

这种有据可查、有本所依的史料来源以及其中记载的田亩、户口
数量，每年征发的钱粮数目等可信程度相当高，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丰富[6]。

从中亦可管窥清代威海地区的垦田情况、赋税制度以及税收构成。

4.2提供研究物产风俗的史料
乾隆《威海卫志》将卫城的物产信息划分为谷属、蔬属、果属、瓜属、木属、花属、药属、羽属、毛属、水族、虫属、枲属、器用13类。

方志物产中全面记载了一地农作物的种类、种植及土宜等信息，所包含的内容，有着无法取代的价值[7]。

是志在农作物之外，还详细载录了卫城海产品的信息：“海鲹最贵，泅人获利颇厚。

青鱼最多，惊蛰以后谷雨以前，重网或至数十万。

以小罟取者有鲫，有偏口。

以籗取者有青菜，有燕儿。

以罟兼擉者有鮻，有鲻。

以网目勒取者有王鲔，有秤星。

以饵取者有，有黄，有黑，有鳝，有嘉，有敏，有黄姑，有黄安，有马鞯，有河豚，有涝班，有秃头星。

近有下缗线者，听其自钓。

乘筏摘取种类尤夥，蛤蚬淘于潮边，蜊剥于石房，螃蟹捉于退滩，肖蠕动，不克殚述。

外若海狗、鹰虾之类，非常产者，不载。

[3]”威海依海而生，靠海而存，以海而兴。

乾隆《威海卫志》中载录的这些信息，为研究威海海洋产品的种类构成，挖掘威海海产品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乾隆《威海卫志》描摹卫城风俗面貌“地僻山海，尚质少文，为士者廉洁有气概”，载录了卫城生活器用、婚丧嫁娶、风俗典礼等方面的诸多史料。

卷一《疆域志?风俗》保留了冠、婚、丧、祭四礼的施行情况，兹整理如表2。

表2《威海卫志》冠、婚、丧、祭礼仪式
四礼冠礼
婚礼丧礼祭礼
仪式
久废
凭媒寄简，间行保亲礼。

择吉备物，送期至日，夫往亲迎。

三日庙见，舅姑伯叔以次拜谒。

夫妇对拜，妇家圆饭，亲戚馈赠。

九日，对月归宁
初终易服，亲属举哀。

三日内入殓，孝子守庐，朝夕哭奠，过四十九日始离苫块。

葬用椁霎，刍灵铭旌、冥器之类。

预日筵，题谢礼宾及待客。

执事之家，过日酬谢。

三日圆坟，仍行祭礼焉
岁荐时享，务期丰洁。

士夫家用祭文
威海位于边地，民风质朴。

以婚礼为例，《仪礼?士昏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6个环节。

表2中“凭媒寄简，间行保亲礼”大致可对应纳采；“择吉备物”即纳吉；“送期至日”即请期；“夫往亲迎”即亲迎。

从中不难看出，威海卫的婚礼仪式中无问名、纳征环节。

可见卫城的仪礼活动较之古礼已趋于简化。

仪礼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其沿革折射出某一地域社会风俗的变迁。

将乾隆《威海卫志》中所载录的礼仪活动与现代礼俗相互对照，可管窥威海礼俗制度的变迁史。

4.3提供明清卫所制度演变的史料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的战略要地设立卫所。

弘治旧志毁于战火，但是乾隆《威海卫志》还保留了明代卫城的很多史料。

卷二《建置志?城池》载：“永乐元年建城，砖石相间，高三丈，阔二丈，周六里一十八步。

动宁海、文登夫役军三民七修之。

门四，楼铺二十。

池阔一丈五尺，深八尺”。

卷二《建置志?武备》载：“威海卫明设武库，贮甲胄、弓矢、大小炮、藤牌、狼筅、旗鼓、枪刀各色军器”。

通过这些史料，可以进一步了解明代威海卫城池的修建规模、作战武器样式及储备情况。

乾隆《威海卫志》对屯田的记载也十分详细，为研究卫城屯田情况以及所屯土地的分布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卷四《食货志?屯赋》载：“明设军屯一十八区，取宁、文二邑隙地，令屯军自种自食，仿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原无征收起解”。

卷九《艺文志?新设威海卫捕倭屯田军记》载：“不过垛四万之民，分设各卫所，号捕倭屯田军，议耕议守议战，海寇闻风远遁，不敢侧目，以安数百万民无仓卒之惊，无须臾之扰，其用心设法可谓密矣。

斯民也，百谷既成，则荷戈于较艺之场；三农将兴，则负耒于陇亩之地。

名虽曰兵，而实非兵。

可见我朝文经武纬之治，似不专尚乎兵，而兼寓乎农矣”。

兵农合一是明初卫所的重要特征。

卫所兵士农闲时练兵，农忙时耕田。

生产出来的粮食主要供给军队本身。

这样就使得庞大的军队不脱离社会生产，替政府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

卫所志中关于卫所制在清代的变革情况的记载，也是其他史书所无法替代的[8]。

明中后期，卫所的军事属性逐渐减弱，民事属性不断增强。

清朝建立后，社会承平日久，掀起了裁撤卫所的浪潮。

但卫所制度毕竟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尾大不掉。

各卫所中普遍形成了士绅利益集团。

裁撤卫所必然会导致很多人失去官职、俸禄和考取功名的机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乾隆《威海卫志?阖卫绅士留卫条议》载：“设卫之初，即设卫学，作养官军子弟，以为收拾人心之助……即令不散，而附于别州县学之后，使堂堂俊秀补廪、出贡各成一路，功名之士一旦而委之为流离琐尾之子，犹或可忍也？”“故屯地屯粮可以去、可以不去，而卫城卫官乃必不可去、终不可去者也”。

从中可见，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士绅集团采用种种办法竭力阻止清政府裁撤卫所工作的执行。

乾隆《威海卫志》中收录了大量士绅集团争论裁卫的奏疏，如《阖卫绅士留卫条议》《文登县留成、靖二卫详文》《登州府留卫详文》《阖卫绅士留卫公呈》《奏留山东边海七卫》等。

这些奏疏为研究清代裁撤卫所的曲折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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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雪卓女，1982年生。

硕士研究生在读，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管理。

张涛男，1981年生。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政策文本计算与数据分析。

系本文通讯作者。

崔文波男，1998年生。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文本分析与知识发现。

（收稿日期：2023-04-23；责编：刘晓霞。

）
（上接第103页）
5结语
乾隆《威海卫志》不可避免有着时代局限，其“列女”“忠臣”等目蕴含有浓厚的封建教化意味，并非尽善尽美。

然而是志纂修于威海裁卫并县的特殊时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威海卫自康熙以后近百年时间的掌故、史事不至消亡。

相较于康熙旧志，乾隆《威海卫志》内容详实、侧重鲜明、考据严谨，载录了卫城建制沿革、社会经济和物产民俗等方面的诸多史料，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

注释：
①此为郭文大避清高宗弘历之讳。

“宏”应作“弘”，宏治
即弘治。

参考文献：
[1]唐咨伯修；杨端本纂.［康熙］潼关卫志[M].清康熙二十
四年（1685）刻本.[2]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台北：汉美
图书有限公司，1996.
[3]郭文大纂修；王兆鹏增订.［乾隆］威海卫志[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4]杨引祚纂.
［康熙］宁海州志[M].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5]李祖年修，于霖逢纂.［光绪］文登县志[M].民国十一年
（1922）铅印本.
[6]姜复宁.嘉庆《肥城县志》研究[J].中国地方志，2020
（6）：38-47，125.
[7]王新环.方志中的物产史料价值探究——以河南地方
志为例[J].史志学刊，2015（1）：106-110.
[8]张升.卫所志初探[J].史学史研究，2000（1）：50-58.
郭维勇男，1999年生。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3-03-27；责编：娄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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