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

中国古代艺术第一节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及灿烂成就一、质朴天真的原始艺术当你漫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或翻开历史教科书，最初映人眼帘的是蓝田猿人、元谋人、北京山顶洞人的化石及复原图，把我们引到了200万年前的原始社会。

这个时期被历史学家描述为茹毛饮血的时代。

原始先民们在猎取动物活动中创造了最初的人工制品——打造石器。

尽管它还算不得艺术作品，但人类创造艺术的灵机就在这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启动了，有了最初的造型意识。

石器时代经过了从旧到新的漫长岁月，原始人手的灵巧程度和造型意识的自觉程度都已提高，能够运用钻孔、打磨等技术制造工具，并且具有了明确的审美意义，如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铲、石锛以及骨质、石质装饰品等。

如果石器的发明只是改变了原材料的物理性质，那么陶器的出现则改变了原材料的化学性质，，标志着原始文明新的飞跃，彩陶的出现突出地体现了原始艺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特点。

我国幅员辽阔，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继发现了原始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尤其是仰韶文化及其分支马家窑文化彩陶，无论造型、彩绘、纹饰都体现了原始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

这些生活和原始宗教祭祀用品手法简洁质朴，效果单纯而强烈，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西安半坡《人面鱼纹盆》和《马窑舞蹈纹盆》是中国原始社会艺术的杰出代表作，或神秘或优美，引出我们无穷的情思和遐想。

二、神秘瑰丽的青铜艺术在原始社会后期，青铜冶炼技术产生。

夏朝奴隶制的建立，青铜艺术作为礼乐文化的象征揭开了中国艺术史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君权神授”的奴隶社会意识形态中，祭祀天地、鬼神、祖先是社会生活的头等大事。

夏商周青铜艺术的厚重、端庄的造型，神秘、狞厉、奇瑰、华丽的纹饰把我们带到了如火烈烈的宗教气氛中。

史载“夏铸九鼎”，但是夏代大型青铜器物发现甚少。

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西周时期的大克鼎、毛公鼎等堪称我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艺术代表作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室的衰落，“礼崩乐坏”，青铜器的铸造权力从王室垄断分散到了诸侯国。

青铜艺术从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

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春秋时期莲瓣立鹤方壶、王子午列鼎以及战国时期湖北楚墓出土的四龙四风铜方案和著名的水陆攻战铜壶展示了圆畅、优美、空灵、清新的艺术风格和自由舒展的大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与夏商西周的青铜艺术相比，已经超出了神秘的氛围而富有了人间气息。

铸造工艺也改变了一器一范，发展了失蜡法、焊接法、金银错以及印模法等新技术，朝着装饰性和实用性迈进了一步。

青铜艺术由礼器演变为实用器皿，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

·三、博大精深的秦汉艺术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连年战乱局面，创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代历史短暂，传世艺术作品较少。

然而，近年发掘于临潼秦陵以东的秦兵马俑坑以庞大的阵势、严整的布局、数以千计的真人般大小的俑像发展和运用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写实手法，不但体现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雄才大略和宏伟气概以及严于治军的法家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军事题材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

秦俑给人以伟美和崇高感，震撼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汉兵马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出土于咸阳杨家湾及杨陵、徐州等地的西汉兵马俑无论从体积、数量和气势各方面都远逊于秦代。

汉代与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体现出大一统的格局，但是秦“焚书坑儒”，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统摄先秦诸子学说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神仙谶纬之学，注重伦理道德，以孝治国，形成了崇尚建功立业、追求世俗享乐，妄想成仙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气。

汉代艺术除了大型的宫廷建筑壁画因岁月流逝而荡然无存之外，现在存世的品类众多的艺术作品几乎都与这种社会风气有关。

霍去病墓石雕刻是西汉陵墓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整体构思、艺术造诣和雕刻手法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主要作品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牛》、《伏虎》、《怪兽食羊》等十多件，其中《马踏匈奴》为点题之作，以象征和寓意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意义，同时又是对霍去病生前赫赫战功的歌颂。

《卧马》、《卧牛》、《跃马》、《伏虎》、《怪兽食羊》等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体现了汉代艺术雄强博尢的气概和浪漫精神，为中国雕塑艺术史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页。

汉代崇尚厚葬，墓表的建筑、墓道的装饰、陪葬的冥器、俑像等为艺术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

洛阳八里台、卜千秋、烧沟、内蒙古的和林格尔、辽宁金县营城子、河北望都等汉墓出土的壁画题材广泛，形象生动，场面宏伟，气势非凡，充满激情。

画像石与画像砖是介乎于壁画与雕塑之间的艺术形式，在汉代被普遍应用，既是墓表建筑的装饰材料，也用于墓道、墓室的建筑装饰，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北、四川等地，其中山东武梁祠、武氏祠、郭巨祠，陕北王德元墓，河南洛阳墓，四川汉墓等出土的作品综合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人生前的财富及仕途生活和社会风俗题材，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古拙厚重的造型、飞扬生动的气势体现了汉代社会的精神风貌。

汉俑有铜俑、木俑和陶俑之分，其中铜俑和陶俑最能体现汉俑的艺术成就。

出土于甘肃武威擂台的《马踏飞燕》以巧妙的构思、优美的造型、矫健的姿态、天马行空般的气势著称于世。

作为青铜工艺与雕塑完美结合的产物，《长信宫灯》设计巧妙，人物神态端庄细腻，备受人们赞美。

四川绵阳出土的《击鼓说唱俑》手法夸张，神态滑稽诙谐，耐人寻味。

汉代在漆器、纺织品、陶器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四、艺术的自觉400年的统一之后，是分裂和战乱长达369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战乱的现实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上层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重新思考。

老庄道家思想和佛教哲学广泛传播，成为化解现实苦恼、解放性灵的精神支柱。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刻画了江南上层社会风流名士“越名教、任自然”的种种行径。

艺术成为谈玄论道之余舒散怀抱、标举性灵的手段。

出现了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卫协等等重要画家。

他们以士大夫的身份投身于绘画创作，改变了绘画创作队伍的文化层次，把绘画从为宫廷服务的功利实用目的中解放出来，追求传神、气韵生动，把表现人物的风神韵度、个性气质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南朝齐谢赫、陈姚最相继写出了《画品》和《续画品》，以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眼光衡鉴得失，推波助澜，使绘画艺术进入了自觉时代。

东晋顾恺之不仅留下了《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不朽名作，而且还写出了《画云台山记》、《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等理论文字。

五、宗教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印度而来的传教高僧和由汉地前往天竺和西域取经归来的高僧不仅带来了佛教典籍，也带来了佛教建筑、造像、壁画的蓝本。

从此，在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中，随着佛教在中土的迅速蔓延，佛教艺术不论在国都或穷乡僻壤都呈星火燎原之势。

早期的佛教艺术明显受西域传来的犍陀罗风格的影响，这在北魏迁都平城(今大同)、著名高僧昙曜法师修造的云冈石窟体现得最为突出，服饰多着袈裟，褊袒右肩，衣纹绸迭，相貌奇异。

北魏中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从相貌、神情、服饰、造型手法等方面都明显地有了民族化的势头，多为宽衣博带的冕服式，敦厚睿智而神情超然，大有“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的派头。

隋代的短暂统一为唐代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佛教主尊造像体态丰硕，神情庄重肃穆，分明是封建帝王的化身，弟子造像神情恭谨、手法写实；菩萨造像丰腴矫健而婀娜多姿，有“菩萨如宫娃”之说；天王、力士以及鬼怪造像神情威猛、面目狰狞，极尽夸张之能事。

自唐代开始，佛教艺术完全世俗化，五代、宋、元、明、清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佛教艺术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其中南北朝、隋唐为鼎盛时期，佛教建筑、石窟造像几乎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

世称甘肃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为“四大石窟”，最能代表我国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

其中敦煌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系积沙岩开凿而成，以彩塑和壁画为主要表现手段，彩塑风格细腻，形象生动传神，情态欲活，壁画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色彩浓烈，规模宏大；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傍山开凿，因石质坚硬，表现手法多为圆雕和浮雕，造像雄伟壮观，气派非凡。

除此之外，位于新疆库车与拜城之间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四川大足石窟、陕西彬县石窟以及四川乐山大佛等都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遗迹。

除汉传佛教艺术外，还有藏传佛教——密宗的造像艺术以及中国本土的道教艺术的优秀作品。

六、南朝以后的陵墓艺术秦汉陵墓艺术到了魏晋时承因无神论思想的出现而大为收敛。

但是，南朝历代帝王陵墓雕刻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些陵墓分布在南京附近的几个县区之中，由华表、石碑和石兽组成。

这些石兽体积硕大，神态奇异，气宇轩昂，手法富于装饰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与秦汉、南朝平地起冢、封土为陵的习惯不同，唐太宗李世民鉴于历代帝王陵墓多被捣毁的教训和本着节俭原则，开创了依山为陵的建制。

在咸阳塬蜿蜒起伏的山脉上，耸立着十八座唐代帝王陵墓以及武则天为其母杨氏所建的顺陵。

每座陵墓的待马道和四门均有一定数量的仪卫雕刻，体积庞大，与雄伟高大的山峦遥相呼应，形成了肃穆壮观的气象，被称为“三百里露天艺术博物馆”，尤其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和杨氏顺陵的石雕刻，无论是体积的庞大，还是数量的众多以及雕刻的精美，都堪称唐陵之冠。

此外，每座帝王陵墓旁都有众多的陪葬墓，除了有大量生动的俑像、冥器外，还有精美的石棺椁线刻画和场面壮观、色彩鲜艳的墓室壁画，以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为突出代表。

唐代的陵墓艺术无论是气魄的宏伟还是艺术的精湛，都达到了历代陵墓艺术的高峰。

五代陵墓艺术著名者有西蜀的王建墓，宋代有河南巩县的七座北宋皇帝陵墓。

宋陵石雕刻基本延续唐代建制，手法较细腻，但气魄远逊于唐。

此后，帝王陵墓较为著名的还有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和清代的东陵、西陵等。

七、唐、五代、宋的宫廷绘画唐、五代、宋的统治者均雅好文艺，宫廷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并为后世宫廷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对于宫廷艺术家待遇优厚，收罗了大量人才，其中最著名、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初唐的阎立本、盛唐的吴道子、张萱、韩干，中唐的周防以及晚唐五代的周文矩、顾闳中、黄筌、北宋的黄居束、崔白、郭熙、王希孟、张择端、武宗元、南宋的李唐、羽松年、马远、夏圭等，可谓人才济济，高手迭出。

宫廷画家直接服务于朝廷。

唐建立之初，宫廷画家担负着表彰功臣、记录重大事件、歌功颂德等题材的创作任务。

如阎立本创作的《秦府十八学士图》、《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等。

盛唐、中唐和晚唐宫廷画家主要担负着为统治者荐福的道释寺庙壁画和仕女题材绘画的创作。

吴道子在道释人物画中以饱满的热情和杰出的才能，创造了磊落逸势、笔力遒劲、满壁生动的艺术风格，人称“吴家样”。

张萱、周防在宫廷仕女画方面创造了丰肥铱丽的画风，被五代南唐的周文矩、顾闳中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