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知识分子

大学与知识分子
中文系刘曙峰
摘要：文章从大学与知识分子共生的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文章认为，大学教师要成为大学的主导者，首先必须成长为知识分子，为此就要重塑知识分子风范，‚解放‛职业规范。

而要让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园，大学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和胸怀，具有独立意识和超越精神。

关键词：大学；知识分子。

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杨东平教授认为，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

它不同于属于第一部门的政府，也不同于属于第二部门的企业。

“大学是典型的‘第三部门’，其基本特点是公益性、非营利、自我管理。

”它“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和智力劳动，管理的对象是知识分子，这是区别于企业和政府的本质特征。

这种特殊的活动内容和目标，决定了它的管理模式应当不同于企业和政府。

”[1]而从其功能来看，大学是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一个服务机构。

[2]其实，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服务，其核心问题是知识。

“教学”是承传知识、诠释知识；“研究”是发展知识、创新知识；“服务”是运用知识、实践知识。

由此推论，大学的主导人物应该是知识分子。

按杨先生的意思，大学里知识分子也不仅是被“管”的对象，还应该是管理的主体，所以叫“自我管理”。

不过，如按以上理解，可能使人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一群“脚踏知识、不见天空”的人。

确实，这是一种最普通的中国式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知识分子是这样解释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

”《词海》中的解释大同小异：“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这种“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很粗浅而不得要领的。

其实，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内涵的理解与我们的一般常识很不相同，虽然表述各有差别，但基本上比较肯定如下几点：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的占有者，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是人类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独立品格、自由意识和批评精神。

[3]这些知识分子必需的特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

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是，大学教师是怎样成长为知识分子，进而成为大学的主导者？大学又怎样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园？
一、知识分子成为大学的主导
在笔者看来，在一所大学里，主导者，应该是大学知识的创新者，大学学术的引领者，还是大学精神的塑造者，大学故事的演绎者。

[注]]那么，在大学里，这些人会是谁呢？毋庸置疑，这些人应该是大学里的教师。

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教学科研一线的有生力量，也只有他们才是创新知识、塑造精神的主体。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并不自然就是主导者。

大学教师只有首先成为知识分子，他们才能担此重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学教师怎样才能成为知识分子？我想强调以下两点：
（一）重塑知识分子风范
知识分子在今天的背景下情况如何？现实让我们感到形势的严峻。

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人为了拿学位，有人为了拿职称，学术造假已经不是新闻。

几年前，汕头大学某教授抄袭复旦大学一博士生的论文。

后来又有上海交通大学“汉芯造假门”，还有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学术造假骗取国家级大奖。

[4]如此种种，让人惊愕。

由此可见，中国高校学术假造的严重程度。

现在大学里的假论文、假文凭、假职称等“假货”有成泛滥之势。

而学术风气不正、学术道德败坏大家都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想起几年前，我评上副教授不久，有人神秘地问我：找了哪个？真让人感慨“假做真来真亦假”一语之精妙。

据说，有人在评称职期间，跑到省城包宾馆住下，弄来评委名单，一一登门拜访，疏通关系。

[注]如此这般挖空心思、削尖脑袋，谋个职称，让我想起特级教师吴非在杂文集《不跪着教书》中所表现的傲骨和正气，这之间有多大的反差！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文凭和职称，只是换取房子和票子的一纸契约而已，而“学问”在其中的含金量，已无关紧要了。

仅就上述现象而论，就足以让人感到知识分子离我们渐行渐远了。

诚然，知识分子也不是不沾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也不是超然世外的空想家（但应该是“理
[注]陈平原教授认为，要把握大学精神，就要把大学看成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所以，‚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

而‚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故事）而得以延续。

‛参见陈平原《大学有精神》。

[注]此话写于2012年4月的最后几天，一周后的5月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想评上副教授短信指引送红包三四万》揭露湖南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腐败问题，此后有《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做了报道和评论，各大门户网站也登载了相关文章，此事一时成为了大众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

此乃后话。

想家）。

基本的物质条件是必要的，所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评个教授，获得好一点的待遇，改善一下家庭经济状况，这也没有错。

但我们不应该只有这样一个目标，只是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的眼光就太低了，境界就太低了。

”[5]试想，如上所述的某些大学教师，沦落到如此境地！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斯文扫地？这种人如何能成为知识的创新者、精神的塑造者？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斥责大学行政化，有人抨击惩处不力，有人痛批素养太糟，这些都没错。

但我以为，其中的关键是大学知识分子风范的缺失。

重塑知识分子风范，我们不能不清扫我们内心的污垢、铲除我们灵魂的卑劣，重新点亮我们思想的光芒，重新树起精神的丰碑，从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回我们应有的执着和大气，提升我们的眼光和境界。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又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虽说在当今社会未必一定如此，但这种“志于道”的精神是可取的。

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虽说言语中渗透出自命清高的心态，但其“志存高远”的大气仍然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应该说，典范的知识分子一直存在，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今，北大教授贺卫方时刻不忘为公平正义呼唤与呐喊。

孙志刚事件中，由于他的奔走呼吁，使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废止；暴力拆迁案后，他仗义执言，推进拆迁条例的变革。

这是一个法学家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对社会良知的守护，不愧为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

文艺家陈丹青痛击教育制度，针砭学界时弊。

2005年，因不满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愤然辞去清华教职，被誉为中国最敢言的知识分子之一。

往前回溯，曾任上海财经学院首任院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坚持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不动摇，公开表示“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

为此他于文革期间身陷囹圄七年，却始终心向真理。

[6]一个灵魂坦荡、无所畏惧的人，一个光明磊落的知识分子。

思想家顾准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为此妻离子散，于1974年在孤寂中因病而逝。

一个捍卫真理甚于生命的人，充分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

[7]看看西方。

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拒绝受奖。

获奖当天，萨特还高调发表一
份声明，由他的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宣读。

他说他一贯拒绝官方的荣誉。

一个特立独行的典型知识分子。

[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学术研究之外，他指责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揭露美国控制全球的野心，他称主流媒体是“宣传机器”。

他还是名符其实的活动家，因从事反战而被捕。

批判精神让他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9]重塑知识分子风范，就要重拾对知识真理的信仰，高扬民主自由的精神，坚持公平正义的理想，秉持人本情怀，拥有社会良知。

这是当务之急。

（二）‚解放‛教师职业规范
在周浩波的《教育哲学》中，有《教师》这一章，专门讨论了“教师是知识分子吗？”这一问题。

他认为，“教师，尤其是普通学校中的教师”已经不能算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原因在于，自近代以来，教师失去了其自由职业的特点，成为一门专门的职业，因而，教师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教师成为利益集团的依附者。

“由于国家的权力控制，使教师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种种文化道德特点，最基本的一点，是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可以相对的游离于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控制之外。

”[10][p238]其次，教师成为既定法则的操作者。

教育教学规律的研究，使教学活动趋于规范化和技术化。

这样，“教师的劳动从本质上说，与产业技术工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服从于一定职业技术规范而从事生产，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意愿去教学，只能在教育理论、教学理论所提供的各种形式化的教学技术中去加以选择，他们有自己固定的操作程序、职业技术以及职业道德。

”[ 10][p239]最后，教师成为“工具理性”的实施者。

“如果说，知识分子以理性、逻辑、普遍的价值作为自己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教师实际上是以技术与工艺作为自己文化形成的基础，并为自己构造了特定的与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语境。

”[10] [239]
上述周先生的观点，其实主要是针对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而言，具备知识创新智慧、理论思维水平和“价值理性”能力的大学教师，则不在这类教师之列。

其实，教师能否成为知识分子，根本上说也不在于是在中小学或是大学供职，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立而不依附、自由而不固守、反思而不盲从等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比如说语文特级教师韩军、吴非等就是少数出自中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当然，中小学保守的管理制度，教育行政部门的强力控制，以及中小学教师本身的学识素养和眼光境界都决定了大部分中小学教师都不在知识分子之列。

那么，大学教师呢。

现在，大学教师也成了一门职业，在国家层面，针对这一职业的管理已经有了一些基本规范。

应该说，现代社会，有一些基本规范是无可厚非的，有时候还是必须的。

但是，随着从国家到省里、从省里到各校的层层加码，各大学自行制订的各种操作规程连篇累牍。

在“制度主义”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有些管理制度逐步走向琐碎与僵化。

比如，在对考试、评卷的相关规定中，有的已经细化到了试卷制作要用什么字体，什么字号，甚至到了填空处只能用括号而不能用下横线的荒唐程度。

而且，各基层教学部门在具体执行时，还进一步对制度进行“深化”处理。

比如评改学生作文，有系部就对老师严格指出，扣分必须在文章失误处用红笔做出标记，且扣几分就要标记几处。

试想，除了语法、字词错误便于明确标记之外，思想深度、写作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如何做出明确标记？可见这种管理思想与做法已经到了何等机械的程度。

在我看来，这类严苛的规定已经侵犯了教师处理教学问题的基本权力。

可以肯定，大学存在的管理过度细化、过度量化、过度计划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教师的手脚，[1]使教师自由发挥的空间日趋狭窄，甚至让教师动辄得咎。

这些制度确实是“好看的多，好吃的少”。

[11]只有好吃了，大家才会乐于“吃”，自愿“吃”。

而现在的不少制度就让人“吃”了浑身不舒服。

原因在于用管理企业的思路来管理知识分子，把教师看成是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把学生看成是加工产品，这根本上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12]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

1982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起美国数学研究所，他出任第一任所长，关于如何管理这个所，他有自己的理念。

他说：“办这个所最要紧的是把有能力的数学家找在一起，找来之后就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搞去”这就是一种无为而治，让每个数学家自由地去研究，走向成功！实际上是从“无为”到“有为”，是“无为而无不为”。

[13]也就是在找人上“有为”，在管人上“无为”，以达到研究目标上的“无不为”，这是很符合辩证法的。

所以，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管理，宜粗不宜细。

“解放”职业规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规章制度对教师的控制，尽可能地把自由处理教学科研事务的权力还给教师，特别是要破除那些琐碎而机械的条条框框。

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教师，释放教师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激情。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成长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如果能够进一步实行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落实“教授治校”制度，[1]将大大提升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话语权，这样“自我管理”也将成为现实。

如此，我们可以确信，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成为
大学的主导者是大势所趋。

二、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园
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14]“不坐班”意味着行动相对自由，“不挣大钱”意味着生活相对清贫。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分子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所控制，漂游不定，无所依附。

王小波认为大学或研究部门能为知识分子提供这样的保障。

研究部门尚且不论，我们看看大学能为知识分子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土壤”和“空气”。

（一）大学的胆识与胸怀
大学需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宽阔的胸怀，才能成为思想的沃土、精神的乐园，才会是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兼容并包。

北大的辉煌至今仍然没有被超越，可以认为这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学治理理念的必然结果。

这一时期，孤僻古怪、顽固保守又学贯中西的“疯子”辜鸿铭来了。

这么一个清瘦、穿着长袍、拖着辫子的老头，效忠前清，反对男女平等，捍卫国粹，反对白话文。

但辜鸿铭的独立与批判却赢得了蔡元培的尊重，而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名声。

[15]梁漱溟曾多次报考北大都没考上，只有中专学历，却因对佛学的研究被聘为北大教授，那时他只有24岁。

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被聘为北大教授，也只有26岁。

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下走进了北大，也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

这一切，足以说明蔡元培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也是他“兼容并包”理念的重要体现。

蔡元培的做法对当今“唯文凭”的中国大学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敢于抗争。

大学从欧洲中世纪创立的时候起，就有与宗教势力和世俗王权抗争的光辉传统，这是因为大学本是诞生于聚徒讲学的行会组织，而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争取更多的权力是行会组织的本职工作。

那个时期的大学甚至享有司法权。

[16]而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王权势力的增强以及工业化的发展，官方组织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也逐步失去了更多的权力。

但即便如此，在德国专制统治时期，德国大学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

[17]在我国，西南联大的艰难时期，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而闻一多、吴晗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拍案而起，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抗争，至今为人所称道。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主持中国科技大学时，到最近两年主持创办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在为中国高校的自主权呼吁和抗争，并
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

[18]笔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

宽容另类。

“另类”主要指言行举止异样的人，如上面提到的辜鸿铭。

一般说来，这种另类，并不会对他人和公众利益造成损害（那种反对男女平等，就去对他人的自由恋爱横加干涉的则另当别论）。

笔者以为，我们的社会对于“另类”是不够宽容的，往往以“看不顺眼”为由或嘲讽，或压制，或打击。

这是很不妥当的。

知识分子的“另类”色彩可能更明显，如福柯、萨特、尼采等。

大学必须具备容纳这种“另类”的胸怀。

宽容“另类”，就是在营造一种利于各类生命生长的“空气”，这样才可能不扼杀偏才、怪才，才可能孕育出奇才、天才。

对于思想上的“另类”，我们的大学尤其要谨慎对等，不可冒昧。

多少年来，“统一思想”成为了我们的模式化语言，而语言模式化已经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其实思想的多元化是一个客观存在，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否定这一客观存在，这是有违实事求是原则的。

而对多元思想的强力压制，往往是很危险的，即使表面似乎统一了，其实是暗流涌动，反而可能聚集新的更大的能量，终有一天要发出不可阻挡的破坏力。

思想的专制比行为的专制更可怕，而对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老舍、邓拓、闻捷、罗广斌等人的自杀就是明证。

[19]所以，我们要宽容个性，宽容思想，给多元思想以表达的渠道和机会，让其在交流中消除误解，在争论中明辨是非，在碰撞中触发灵感，在辩驳中提升思想。

甚至，大学要给高谈阔论者预备讲堂，要给清谈狷狂者留出空间，大学必须有这样的“大”气。

如此，大学会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生命活力。

（二）大学的独立和超越
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有一座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为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被后世学人奉为圭臬。

我以为，大学的独立和自由是知识分子生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超越精神，是“独立自由”思想发展的新境界。

对此，我想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象牙塔”品格。

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两个词作出了形象的反映，一个是“象牙塔”，一个是“服务站”。

很长时间以来，两种看似极端的观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如英国教育家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主张前者，美国教育家博克的《走出象牙塔》倾向后者。

其实，从辩证的观点看，二者是可以有机统一的，大学在保持“象牙塔”品质的同时，可以发挥其“服务站”的功能。

目前，
中国的大学区分为“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两种，但全国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是应用型大学。

应该说，两种类型的大学各有侧重是合理的，但如果认为研究型大学无关应用，而应用型大学没有研究，这就完全错了。

在我看来，应用型大学保持对理论的兴趣、保持对学术的探索意义重大。

而理论和学术的探究，如不能与“滚滚红尘”和“浮躁不安”保持距离，就难以做到视角和立场的冷静、客观和公正。

德国教育家威廉姆·洪堡认为，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不可纠缠于世事俗务，所以要“持守寂寞”。

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寂寞，就学者来说，是一种自持、坚守和专注的状态，是学者研究和沉思的必需品质。

就大学来说，是一种清静而孤独的状态，体现了大学的独立自主、自成一体的品质。

[20]这种独立精神就是一种“象牙塔”品格。

大学要有这种品格，保留一份清纯，保留一份高贵，保留一份儒雅，知识分子尤其需要这种体面、这份尊严，这是他们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

第二，超越“有用”。

记得多年前，湘南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时候，常常听到管理层强调要有本科意识，上课要体现本科特点。

还有时对某教师上课没有“本科特点”提出意见。

但是，在这场“专升本”的重要角色转换中，我从来没有看到有权威人士出来对专科与本科的根本区别作出明确的解释与界定。

大家都是各自理解，各行其是，也可能有人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个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实二者有一个“怎么做”和“做什么”区别。

知道怎么做，这是一种实践训练，一般认为这才是“有用”的，而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做”，或者对下一步“做什么”进行决策，这必然涉及理论问题，所以一般认为是“无用”。

常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老师，讲这些有用吗？”可见，人们普遍重视“有用”，追求“有用”，向往“有用”，因为“有用就是真理”，因为“有用”就能务“实”。

而对务“虚”的理论问题是轻视的，有些重视理论讲解的教师还很可能遭遇压力或批评。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明显的“专科思维”。

如果我们不能从更高的层面厘清这个问题，我们的大学就会出现错误的导向。

而这种导向，对人文学科和理科的基础教学与研究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大学必须要超越“有用”，不唯“有用”，必须保留一份“为学术而学术”雅兴，为进行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三，超越“功利”。

中国大学的浮躁之气世人皆知。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大学被得弄得七零八落。

1999年后的大规模扩招，大学都在忙于大建设、大升级、大合并。

而从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产业化”到现如今的回归“公益性”，
大学都在不断的折腾之中，甚至连个校名也未能幸免，变来改去，弄得不伦不类。

看看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其校名是创办者的病死儿子的名字，自1885年创办以来一直沿用，现已成为顶尖的世界著名学府。

不难看出，我们曾经看重的那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与我们是否成功和优秀关系甚微。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太功利也太势利。

我们的大学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没有自己的真理信仰，见风使舵，随波逐流。

如此，则没了自己稳定的特色，也没了自己一贯的风格，甚至连自己的前进方向也模糊不清。

所以，大学不能唯利是图，而需超越“功利”，走向“终极”。

什么是教育的终极价值？教育就是要使人更富有（知识），更善良，更崇高，更幸福。

“最崇高的教育应以发展理性为目标，使人的心灵得到解放（自由）与和谐发展。

”[21]教育家纽曼认为，教育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教育，理智不是用来造就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故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

”
[22]这就是纽曼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liberal education，又译为“博雅教育”，“通识教育”）。

它与英国传统的“绅士教育”一脉相承，以理智训练和心灵培育为重心，以造就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于一身的“绅士”为目标。

很多的教育家很看重这种教育，有的认为大学也要像成人保持一颗“童心”一样，保有一颗“自由教育”的“童心”。

[23]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目前，在中国的大学里，哲学，语言，文学、美学、历史、艺术、基础数学等“自由教育”课程或学科正被边缘化。

而随着学科的边缘化，从事这些学科教学与研究、对重塑核心价值有重大作用的知识分子也被边缘化了，在地方应用型大学尤其如此。

我以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折腾之后，也该是我们冷静思考，有所行动的时候了。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有力地表述了大师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

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艰难岁月，却有如此群英璀璨、大师辈出。

而当今太平时代，我们的大学有了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媲美的雄伟的大楼，大师却廖若星辰，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万分。

知识分子和大学本身的精神缺失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我们期待，知识分子重塑其品格，大学更具独立和自由，二者共同生长，共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