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教育享受幸福

从教育一线，到教育机关，对我而言，这是个不小的跨越。
刚入机关，我被分配到了办公室，负责团委、工会、妇联、党务等工作。头绪多，事务杂，但外联广泛，文字材料多，让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2001年，全国开始进行第八次课程改革，潍坊作为首批国家级实验区，进入了2001年的课改行列。这一年，我在局机关的竞争上岗中，进入了基础教育科，任副科长，具体负责课程改革的推动工作。
2003年11月，《潍坊广播电视报》全文登载了中考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是几乎每个家庭的必备报纸，这一举措，意味着中考改革方案走进了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局领导择机向市政府常务办公会汇报，以得到市领导的支持；专程赶到北京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领导汇报，听取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在这样多维度地吸取意见的过程中，中考方案正式出台，并进入实施。
我的心中又升腾起一种呼唤：留守教育，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教育的幸福。
既然选择了教育，就要全力以赴。重返讲台后，我不间断地听课，向老教师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在连续几年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课堂大赛中，我多次获得文科组第一名。
1997年，已经执教初中政治多年的我，又遇到一次考试：政府机关招收公务员。那个时候，“考试专业户”已经小有名气，所以不少人向我传递这个信息：试试吧!如果试，我也要选择教育。幸好教育局有招收计划，经过笔试、面试，我走进了潍坊市教育局。
数据的价值如此之大。从此之后，我迷上了数据。尤其是在做校长以后，更是“用数据说话”，透过数据捕捉背后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被人们调侃为“赵数据”。
剖析个案有助于发现具体问题，但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我开始在机制上研究办法。征得领导的同意，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困扰课堂改革的具体问题，以寻求共同解决的办法。问题上来了。汇总梳理这些问题，形成了事关课改全局的重大问题和老师们能够联合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构建起基于课堂教学和学生成长的“双百问题”解决机制。
按照组织部门给出的消息，我可以调任其他机关任中层干部。甚至有一个有意接纳我的部门，已经明示我到了以后可以做办公室主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再升迁为部门的副职，应该是几年功夫就可以实现的。可是，离开教育，离开新课改，实在心有不甘。
当我坐在局长办公室里诉说诸多困惑的时候，局长说，可以留下来。
我放弃了自己考来的公务员身份，下到了局直属事业单位——潍坊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分管幼儿园、小学教研和各个学段的课程改革工作。
我又走进了学校，继续着我的教学生涯。子弟学校的小学部实行包班制，我成了四年级的班主任兼除音体美外的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几乎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课堂上，我们是师生。上课纪律是毫不含糊的，可以自主做事，但不允许扰乱课堂。想起自己初中时的学习经历，我在课堂上尝试着让孩子们先自己学习，然后我来讲解，经常让学生登台讲题，还一度被校长误解，以为我这是图省事呢。课下，我们就是朋友和伙伴，和他们踢毽子，与他们跳绳，甚至做游戏。一段时间，我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我所教的班级成绩也开始稳步上升。
怎样帮助老师主动走进课改？局领导带着我们走进市区学校，一一剖析课堂。对几节课的剖析，让我学会了用数据分析问题。那是一节数学习题课。臧老师设计了三个由浅入深的题目。第一道题，不需要做辅助线，相对容易解决；第二道题，需要做辅助线；而第三道题，作一条辅助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臧老师在黑板上抄下这三道题，从第一道题开始，依次讲解。我们几个听课的，也随着学生听老师的讲解。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我开始观察学生。我发现，绝大部分学生没有抄题，也很少动笔，做题步骤也只是老师自己在黑板上一步步展现，台下的学生只是在“听”，在“看”，而且时常心不在焉。终于讲完了。老师讲得汗流浃背，学生学得似乎没有滋味。李局长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吩咐我一句：抽一排学生考原题，看效果如何。一排13个学生的试卷阅完后，结论让我大吃一惊：13个学生，本该做完39道题，实际上，做题的个数为30道题，全部做完的只有25道题，而完全正确的只有22道题，课堂效率为56．4%。执教教师一点都不相信。但看到孩子们的试卷时，他惊醒了。之后，臧老师成了主动进行课改的先锋。
如何创建，才能适应新课程的要求，满足新课程的需要？我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2004年，潍坊市第一批进入课改的区县，迎来了新课程实施以后的第一次中考。
中考就是指挥棒。这个指挥棒如何挥，课改的道路就会如何走。潍坊的素质教育能否在课程改革中真正实施，就看这个指挥棒如何设计了。
我们组建了一个中考改革研究团队。搜集发达国家的考试评价方案，分析国内考试评价的新探索，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关于考试评价的有关规定，到基层调研校长、教师和学生，到社区走访家长和群众，一个关乎潍坊素质教育实施的中考方案初稿形成了。
当我沉浸在做教师的幸福的时候，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和我的弟弟，决定把我调到大哥身边。当时，我们兄弟姊妹惟有大哥已经成家。
到哪里？再做什么？我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大哥在教育局工作，局领导关照调入教育系统。教育局所辖学校有中学，还有电大等高校。但一个企业里的小学老师，无论到哪里，都不可能安排做教学工作。尽管我知道，到大学可能更舒适、收入更高，但我还是选择了中学。懵懵中似乎有个期待：我还要做中学老师!
在小学上课，是不要求普通话的。操着地方口音，我开始了这节课的教学：这节课我们要实现这样的课堂目标。正在我兴致很浓地准备向下讲授时，蓦地发现，在教室的最后边，坐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这个班的班主任李老师。一时我慌乱起来，但很快，我就告诉自己：上课是为学生设计的，不管她。就像李老师没在这里一样，我又开始按照我的教学设计进行下来。
这样的方案，是一个凝聚着大家智慧，统一着大家行动的方案。这样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改革。它的顺利实施，恰恰是因为它的制定过程。调研、倾听、沟通，成了中考改革成功的三要素。而这样一段经历，也为我日后在学校推动改革奠定了策略基础。
还沉浸在中考改革的喜悦中，2004年9月份，丈夫调任市教育局副局长。根据组织部门关于夫妻回避的工作原则，我必须调离教育局。刚刚与新课改同时开启的一份事业，又要暂时搁浅了。我面临着人生又一次重大选择。
回到学校做校长，尝试办自由舒展的教育
从教育机关走进一个研究部门，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又面临着调整。
机遇总是那么垂青于我。随着2001年启动课程改革，到2004年，潍坊市已经进入全面实施课程改革的新阶段。从小学到高中，课程改革在两千多所学校里全面实施，而其中的义务教育课改已经走出了转变理念、构建机制的初级阶段，进入了深入实施课程改革的新时期，课堂改革成了义务教育学校的重头戏。教科院担当起了推动全市课堂改革、研究课堂改革路径的重任。
那一段时间，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已经数不清了。看到老师们有那么多困惑，只想尽快帮助他们解决。深入思考下来，我意识到，教师的问题只能由教师自己解决!我们建立了“虚拟研究所”，不同学科的老师，基于相同的问题，组建起一个“虚拟研究所”，共同研究，合力解决。问题解决了，虚拟研究所不复存在；新的问题产生，新的虚拟研究所随之形成。市政府设立“教学成果奖”，奖励这些在行动研究中不断发展的老师。办法总比困难多!课堂改革的诸多问题在“基于问题解决”的机制中逐一破解，课堂改革跃升到一个新水平。随着一轮又一轮问题的征集、研究、解决，基于问题解决的机制越来越完善，全市的老师也学会了在行动研究中解决问题。
果然，在我调入中学后几年，一次机会，让我重返讲台。那一次，还是因为一个初中政治老师休产假。而我，在以全省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通过了山东大学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后，又通过函授学习，取得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的本科毕业证。
初登中学讲台，心情兴奋而紧张。为了第一节课，我下足了功夫。请教老教师，查找若干资料，为这节课准备了内容丰富、翔实的教学资源，深信学生会喜欢。带着一份自信，兼有一份忐忑，走进了我的第一节课堂：初一（5）班。
似乎这样的工作调整是为我准备的一样。课改走到哪里，我就来到哪里。
推动课堂改革可不像构建课改机制一样简单。只要问题抓得准，构建机制是我自己的事情，落实机制更多的是校长的事情，但课堂改革必须通过教师。只有教师参与进来，真正实施，才能收到课程改革的实在效果。
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经过了认真的剖析和研究之后，我们大胆构想了“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模式。这样的课堂模式，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前提，以同伴互助为手段，改变过去教师独霸课堂、一讲到底的局面，把课堂还给学生，真正创造出属于学生学习的课堂氛围。
课程改革，挑战最大的是转变教师的理念，帮助教师走进新课改，培训也就成了2001年的重头戏。那一年，我带着潍坊市的教育干部、骨干教师往返于位于大兴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在一次次聆听专家的报告中，我理解着新课程，进而推动着新课程的实施。
从教育管理的角度说，新课程实施最大的问题在于构建新的管理机制。从学校机构设置，到学校管理制度调整，再到全市层面推动课改的机制构建，一系列改革举措都要相继出台。
李老师是不放心把这个班交给一个从没有教过中学的人来教，所以她听第一节课来验证，看我是否能够胜任。一节课上完了，孩子们配合得很好，我也感到如释重负。李老师说：“是个做教师的料，只是，最好用普通话。”从此，改用普通话教学的我，越来越受到孩了们的喜欢。
1989年，潍坊市招收法律专业工作人员时，我又报了名，参加了潍坊市检察院的招收考试。在参与考试的人员中，我获得了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了43分。那个时候，教育的地位还处于待上升阶段，检察院似乎成了一个毫无争议的选择。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乡镇度过的。由于受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王老师影响，使我坚定地认为，一个人最根本的成长阶段在初中，而且要做一名像王老师那样的老师。16岁那年，我登上了讲台，当起了一名小学老师。还没等我品尝到做老师的愉悦，因为父母的相继离世，使我不得不离开这里，进了工厂。在工厂里的化验岗位工作不久，子弟学校有一名老师休产假，急需一名教师替代。厂领导考虑到了我，因为我的入厂考试不仅是第一名，而且数学成绩考了满分。
走，还是不走？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选择。
在别人看来，戴着大盖帽，穿着制服，维护着法律的尊严，这是何等威风的事情!在我看来，也的确是这样。想起担任辩护律师的几个刑事案件，检察院工作人员那种代表国家谴责罪行的正义感，时常让我心向往之。但当时身为学校团委干事和团委委员的我，已经和学生干部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制造快乐。那份不舍更加牵动我。
潍坊的中考改革力度相当大。用等级表示成绩，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分分必争”而无谓地拼耗体力；多次考试设计，学生可以弥补一次考试带来的过失；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纳入中考录取，带动学生多元参与、全面发展；录取权利下放到高中学校，高中学校通过特色录取引导一大批特长学生发展……一系列中考新政的出台，考验着我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
这样一个新世界，符合新课程“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理念，能够有效地达成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应该成为教师的课堂追求。
现实问题是，这样一个新世界，如何让老师认同？
让教师放下过去一味讲课的传统，走向组织学生学习、激发学生疑问、点拨学生问题，对教师而言，这样的挑战实在太大。因此，开始的那段时间，很多老师的态度是，你要求你的，我做我的。你来听课，我就用小组；你前脚一走，我后脚就改变座位，重新讲一遍。老师总是放心不下。
坚守教育享受幸福
赵桂霞
【期刊名称】《当代教育科学》
【年(卷),期】2011(000)010
【总页数】5页(P43-47)
【作பைடு நூலகம்者】赵桂霞
【作者单位】潍坊广文中学
【正文语种】中 文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朋友为我不能从事律师职业而惋惜，因为我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面向非律师职业的普通公民开考而获取了律师资格。地球人都知道，律师，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而教育，似乎永远和清贫、奉献相连。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还历经过无数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我都好不犹豫地选择留在教育。细细想来，只是想拥有自己独享的那份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