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PM2.5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

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PM2.5议题的媒介报道分析
摘要气候报道，并非只关乎科学与技术。

相反，它是一个充满话语权力争夺的议题领域。

本文结合引起广泛争议的Pm2.5议题，探讨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不同立场媒体对于新兴的气候变化议题，存在着怎样的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权力立场在媒介平台上的冲突与碰撞。

关键词气候议题；框架争夺；框架共鸣；框架扩散
2011年来的中国，频频出现的灰霾天气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挑战。

“PM2.5”，这个被指称为“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细悬浮粒子”，成为媒介热点话题。

围绕它展开的全民讨论，不仅包括空气中PM2.5的浓度，是否应将其列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指标，更涉及对环境检测标准的质疑与环境信息公开的呼吁。

作为意见表达的平台，以及影响公众认知及行为的“议程设置者”，媒介对于PM2.5话题的建构耐人寻味。

根据媒介话语作为象征性权力的命题（Foucault，1972；Bourdieu，1991）[1]推定，不同阵营的媒介受不同价值观与权力结构的影响，会在主题与框架上呈现差异，从而体现权力的交织与博弈。

那么，在讨论“PM2.5” 话题时媒介分别突显与忽略了哪些主题？有哪些框架出现？不同类型媒介的新闻框架选择形成了怎样的差异与争夺？是否存在框架共鸣（即整个媒介体系采用了相近框架）或框架扩散现象（作为意见领袖的媒介的框架，随时间推移被其他媒体采纳与运用）？
1理论脉络与研究设计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媒介在环境报道方面的议程设置效果。

Salwen（1988）[2]和Khan（2011）[3]发现媒体与公众在判断什么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为重要（和最不重要）的环境议题方面意见高度一致。

Brosius 和Kepplinger（1990）也发现媒介报道能够引起人们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媒介报道。

[1]
同样，Carvalho 和Burgess （2005）论证，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很大部分来自媒体。

[5]
正是基于媒介对于公众意见与认知的强大影响，分析媒介构建环境/气候议题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逻辑十分重要。

这种逻辑蕴含特定的价值取向，意图在话语权力的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

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了这种媒介争夺的实际存在。

比如，媒介与话题利益相关方在气候报道中有着迥异的诉求：记者倾向于通过报道来呼吁公民行动，而相关利益方如石油公司却在新闻稿中稀释或低调处理某些信息来对抗记者的努力（Tutt，2009）；[6]气候报道的文本反映出不同国
家地区及其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的影响（Gadzekpo等，2009）；[7]国内环境报道会受到国际舆论压力的影响（Takahashi & Meisner，2012）[8]，等等。

在这种权力结构的影响之下，环境与气候报道，并非只关乎科学和技术视角。

相反，媒体对于新闻框架的选取呈现较强的策略性，体现多元意识形态、价值观、商业诉求以及专业精神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例如，记者们不仅从科技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变暖议题，同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探讨（Russill，2008）。

[9]通过对美国大众及精英媒体建构全球变暖议题的研究，Foust 和Murphy （2008）发现强调灾难性的终点这一带有启示录意味的“世界末日”修辞，或多或少地将人类的责任、以及人类有能力改变全球变暖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10]
框架分析为捕捉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Gamson和Modigliani （1989，p. 3）将框架定义为“对于相关事件进行感知，以揭示问题所在的核心组织思想（central organizing idea）。

”[11]
在大规模事件引发的社会行动中（例如气候变化中的公众运动），框架的建构意味着相关利益方之间的争论与互动过程，它们包括挑战者及其对手，国家政府，第三方，以及媒体等（McAdam等，2001，p. 44）[12]。

国家意识形态，逐利媒体的价值观，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决定着一个话题如何被不同媒体框架化（Iyengar，1991）。

[13]而且，在不同立场的媒介之间，议题的流动常常有一定的规律性，往往由精英媒体或者全国性的媒体扮演“意见领袖媒体”的角色，其报道框架经常被其他媒体所引用，进而影响整个媒介体系，这一现象又被称为“共鸣”或者“扩散”（Noelle-Neumann and Mathes，1987。

[14]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环境报道的研究，也体现了以框架分析作为工具来探索权力影响的路径，但较多关注不同国家利益对媒体框架取向的影响。

例如，蒋晓丽（2010）[15]分析了中美报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新闻报道，发现两国报道中虽然有一些共享的框架（如责任、领导合作、经济影响框架），却在风险取向上反映出迥异的价值观念。

当环境气候问题日益成为受到政治壁垒影响的风险议题，美国的报纸“在整体上倾向于在责任和合作框架内传递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态度” （p. 198），而中国报纸倾向“强调发展中国家科学发展的权利与呼吁气候正义、根据国情区别分担减排责任” （p. 199）。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大会报道的对比也呈现类似的差异（周伊晨，2012）。

[16]
虽然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值得比较与研究，但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媒体对于新兴的气候变化议题，也必然存在着争夺与分化。

探索这种框架的竞争、共鸣与扩散，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例如国家与公民）的沟通与冲突，各自的立场如何被呈现与彰显。

本文结合引起广泛争议的PM2.5议题，以实证方法对若干不同立场的中国媒体进行分析，从而解答如下三个问题：在讨论PM2.5 话题时媒介分别突显与忽略了哪些主题，并有哪些框架出现？不同类型媒介的新闻框架选择形成了怎样的差异与争夺？是否存在框架共鸣（即不同类型的媒体采用了相近框架）或框架扩散（意见领袖的框架影响了其他媒体的框架）的状态？虽然三份报纸在官方信源的引用数量上无甚差异，但深入阅读文本却发现引用的方式迥异。

虽然《南方都市报》也高度依赖于官方信息源（44%），但在引用这些信源之后常常出现批评和质疑。

比如在2011年11月16日，《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广州市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说明“广州早在亚运会之前便系统开展PM2.5监测工作”；同时质问“广州市环保局监测的PM2.5数据为何一直都没有对公众发布过”；对此，“该负责人没有正面响应”。

[23]在多个涉及政策倡导的报道议题当中，《南方都市报》都会采用官方信源，从而将民间的批评和诉求传递给政府部门，以促进两者的沟通，推动新政策的出台（曾繁旭，2012）。

[24]
《人民日报》使用官方信息源的方式则不同，它常常是站在官方立场之上，向公众解释并澄清官方政策意图。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6月4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署名文章，该文章强调了政府治理的难度：“PM2.5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我们要充分认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25]
4 框架争夺：媒体的权力偏向
框架分析有助于发现媒体报道中所提供的一套让人们理解事件的观念（Tuchman，1978）。

框架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框架不仅设置议程（即哪些议题对于公众而言是显著而重要的），而且影响读者如何界定问题，寻求原因以及评估解决方案（Entman，1993[26]；Scheufele，2006[27]）.本文以恩特曼（Entman）总结的四大框架功能为分析基础，分别为“界定问题”、“解释原因”、“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

其他学者也曾运用这一套框架分析工具，对我们形成启发。

[28]当然，针对不同案例，往往需对这套分析工具进行调整或增删
事实界定框架：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两类，一是针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PM2.5空气质量指数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争论中国空气是否有问题的事实界定；二是指整个研究阶段政府将PM2.5纳入公开标准，以及某地公开检测数据等新闻事实。

科普说明框架：本框架原本不存在于恩特曼的4个框架当中，但由于本议题与较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密切相关而纳入。

PM2.5是什么？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人产生危害？检测是如何实现的？
因果解释框架：为何中国的PM2.5如此严重？
道德判断框架：比如，民众宁愿要“透明”的标准，也不愿隐瞒的事实；政府隐瞒事实只会损伤政府公信；在社会民生面前，政府与百姓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
一致的；等等。

对策建议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百姓如何抵御PM2.5的危害？政府与百姓如何共同应对PM2.5事件，如何共同保护气候、保护环境？
图5显示，《南方都市报》对“事实界定框架”与“对策建议框架”的使用明显超出其他两份报纸。

在事实界定框架上，《南方都市报》共使用224次，占其所有报道的56.3%。

远高于《人民日报》的10次（占比37%）以及《科技日报》的10次（占比30%）。

在“对策建议框架”上，《南方都市报》使用132次，占其所有报道的33%；《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分别为8次与4次。

《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类报纸，更面向普通大众，因而不断追问中国空气的质量问题，并且持续报道当地PM2.5检测情况，要求政府逐渐完善其政策。

而《人民日报》倾向于讲述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已经付出的努力以及即将采取的措施，所强调的是“官方的事实”与“官方的政策”。

在“道德判断框架”与“因果解释框架”的使用次数上，三份报纸无明显差异，但《南方都市报》强调“政府公开数据”是国际标准，而《人民日报》则强调“中国特色”，即“PM2.5的标准来自于美国，并不适合中国”。

双方存在话语竞争。

《人民日报》引用官员的论述：“根据国际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

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属政府的公共权力，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29]但《南方都市报》的论述针锋相对：“我们坚决反对‘双重标准’，但绝不反对把自己降到低人一等，就连呼吸的空气都认定不配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来评价。

”[30]
由此可见，框架使用的背后隐含了媒体的立场与偏向。

《南方都市报》的框架使用体现了“公众立场”，并诉诸“国际标准”；而《人民日报》则强调“国家政策”，诉诸于“中国特色”。

不同立场报纸之间的话语竞争跃然纸上。

5 框架共鸣与扩散
上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围绕PM2.5议题如何形成“议题共鸣”，即在特定时段内对某一议题集体的、密集的媒体关注，其中一些报道框架相对接近。

这也是环境议题发展成为政策议题的关键阶段。

仔细分析“议题共鸣”，可以看到它遵循上升—高峰—衰退的脉络。

在议题上升期，某一类型的媒体率先选择某个报道框架，会成为其他媒体记者所参考、引用的来源，从而将报道推向高峰。

在议题高峰期，各类媒体加入报道行列，包括建制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如党报（当然党报也可能是最初的框架制定者）。

这样，原本由某一类型媒体突显的框架，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媒体仿而效之。

在议题衰退期，形成政策议题之后，媒体和民众的注意力逐渐减退。

一些媒体结束议题报道，使得环境政策诉求难以落到实处；而另一些媒体可能选择持续作跟踪报道。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的三类媒体之间是否存在议题的共鸣与扩散过程，我们借鉴前人（尹连根，2010）[31]方法，对每篇报道中每个分析单元（框架）出现的时间进行编码，得到三家媒体各个报道框架的时间值[32]。

编码后的时间值取平均值后，运用单因素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