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生态变化简史

⼭西的⽣态变化简史
上古时，⼭西森林⼴袤，太⾏、太岳、中条、吕梁、芦芽等⾼⼭区森林茂盛，浅⼭丘陵区林⽊⼴阔，就连汾、涑平原区也林草浓郁。

随着⼈⼝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滥伐森林⽇趋严重，破坏范围由南向北，由平原区向浅⼭丘陵区不断蚕⾷推进，并逐渐扩展⾄深⼭区森林。

三四千年间，破坏所及之处森林逐渐消亡。

从⼭西森林覆被率的变化情况，⼤体看出森林消亡的速度。

据⼭西省林业部门的约略估计，夏商以前⼭西的森林覆被率⾼达70%以上，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在50％～70%之间，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40％～50%，唐宋辽⾦元时期为30％～40%，明代是森林急剧消亡时期，明初为30%左右，明中叶骤降到15%，明末清初约10%，1949年中华⼈民共和国建⽴时仅为2.4%。

⼭西森林的衰减以⾄消亡，经历了⼏千年的滥采滥伐过程，其中包括⽆休⽌的毁林垦⽥，民⽤和⼿⼯业⽣产⽇积⽉累的⽊材消耗，以及历代不时发⽣的战争破坏。

但是，造成森林毁灭性破坏的原因，是集中采伐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

⼭西⽊材储量丰富，距离历代王朝建都地较近，⼜有⽔陆交通较为便利的条件，为历代集中采伐的⾸选之地。

古代北⽅王朝，建都城，修宫殿、⾏宫、官府、苑囿、陵寝，多由⼭西采集良材巨⽊。

西晋后，采伐量和采伐规模急剧增⼤，晋西、晋北和晋中、晋东南各地森林，都遭到掠夺式的集中采伐，使连⼭连沟的森林逐渐砍光伐尽，留给后⼈的是⼀⽚裸⽯、⾚地，严重恶化了⼭西的⽣态环境。

战国时，⼤兴垦⽥兴农，汾河、涑⽔流域平原区的森林⼤部遭到破坏，⼭区森林也偶遭破坏。

战国时赵武灵王在邯郸筑丛台，曾取材于太⾏⼭。

秦汉时，农⽥拓垦继续发展，平原农区基本形成，平原区已再⽆林区，北部边境也开始了农业的开发，⽽各⼭区虽然是森林区，但已时时遭受破坏。

东汉中平⼆年（185），京师洛阳南宫⽕焚后重建，曾调运太原、河东……诸郡⽊材。

魏晋时，重建洛阳城，取材于西河（今离⽯、中阳、汾阳⼀带），由汾河、黄河⽔路运出（《周书·王罴传》）。

北魏先后在平城（今⼤同）、洛阳建都，取材于晋北及西河。

东魏在邺（今河北临漳境）建都，也“取⼤材于上党”（清乾隆《潞安府志·物产篇》）。

西晋时的西河郡到处还是“杂树交荫，云垂烟接”，“翠柏烟峰”、“层松饰岩”的森林，到了南北朝时，成了⽊材的主要采伐区。

隋唐宋元时期，⼭西森林的采伐范围不断扩⼤，⼭区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隋唐两代营建东都洛阳，⽊材⼤多采⾃⼭西。

隋炀帝在⼭西建晋阳宫和汾阳宫，从当地取材。

唐代营建长安城，⽞宗时⼴建宫室，所需巨⽊，“求之岚、胜间”（指今晋西、晋西北⾄内蒙古准格尔旗⼀带）（《新唐书·裴延龄传》）。

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材多采⾃吕梁⼭。

宋真宗⼴建道观，“伐岚（今岚县、静乐、兴县⼀带）、万（今万荣西北境）、汾（今汾阳、离⽯⼀带）之柏”（洪迈《容斋随笔》）。

辽在西京（今⼤同）建华严寺，在应州建佛宫寺释迦⽊塔，取材于当地的采凉⼭、黄花梁。

元建⼤都（今北京），永定河上游的晋北⼀带森林遭浩劫。

唐宋间，森林的主要采伐区，仍延续以前的西河⼀带，即岚州（今岚县）以南⽯州、汾阳（离⽯、⽅⼭、中阳、柳林、汾阳⼀带），向北已延伸到芦芽⼭东南部。

宋时，伐⽊⼯⼈常达三四万之众，所采⽊材多经⽂峪河⾄汾河，或经黄河编筏运出。

北宋末年汾州附近⼤旱，河⽔涸，⽔运停，积压待运的“修楠巨梓”数万根之多，可见采伐量之⼤。

这⼀集中采伐区⼀直延续到⾦后期，仍有“万筏下河汾”的记载（⾦·赵秉⽂《淦⽔⽂集·芦芽⼭》）。

元代晋北森林采伐严重，从元时绘制的《运筏图》中可见，从⽔路聚集于芦沟桥的⼤量⽊材，反映了晋北⽊材曾⼤量集散于⼤都。

明清⾄民国期间，是⼭西森林遭受摧残性破坏时期。

⼭西⼈⼝增长加快，境外流民内迁，加上农⽥辟垦和民⽤⽊材需求相应增加，⼭区丘陵区的森林、灌丛进⼀步受到蚕⾷，不少林区在这⼀时期消亡殆尽。

明初，⾃永乐四年（1406）开始，对京城重新布局，修建皇城宫殿和内外城楼及坛、圜、府、庙等建筑群，达14年之久，所⽤⽊材，很多采⾃繁峙、代县、五台、原平等地。

明初时雁门宁武⾄偏关长城内外之间，森林虽屡受破坏仍很茂密，被视为北边的“第⼆樊篱”，明中期，北京的达官贵⼈，边地驻军及当地民众群起滥伐，形成“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的严重势态，“林区被延烧者⼀望成灰，砍伐者数⾥如扫”（《明经世⽂编·摘陈边计民艰疏》）。

百年上下，“⼀望不彻的林⽊，竟然砍伐殆尽”（《明经世⽂编·复胡顺庵》）。

与其相邻的芦芽⼭也未能幸免。

北部边地“烧荒防边”，在军事防御中也有采⽤。

顾炎武《⽇知录》中述及，历代统治者为了防御北⽅游牧民族的⼊侵骚扰，常常采⽤“烧荒防边”的办法，将塞上数百⾥内外的草原全部烧光，使南下骑兵因沿途找不到⽔草⽽⽆法⾏军。

据《⼤同府志·圣朝制政》载，明政府曾敕令⼤同总兵“即今秋深，草⽊枯槁，正当烧荒……敕⾄尔等，出于境外，或⼆三百⾥或四五百⾥，务将野草林⽊焚烧尽绝，使贼马不得久牧，边⽅易为 守”。

为防北来侵扰，竟不惜把沿边⼀带的林草付之⼀炬。

明清之交，晋陕两省曾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和抗清⽃争。

明崇祯四年（1631），陕西13⽀农民军20余万⼈进⼊⼭西闻喜、稷⼭⼀带，与明军战⽃（《闻喜县志》）。

明末李⾃成的农民起义军长期转战晋陕与明军作战，森林破坏严重。

清初，发⽣在吕梁⼭中段的赫赫岩、关帝⼭⼭区的交⼭农民起义，坚持抗清⽃争数⼗年，清军多次⼤举征剿，⼭林植被遭受战争摧残。

清代对森林的破坏有增⽆减，有的破坏原因⼗分荒唐。

康熙在位时曾多次巡游五台⼭，因⼭林茂密惟恐沿途隐蔽刺客，遂令军⼠四向射箭，凡射程以内的森林，悉数砍伐。

不护林，不造林，却⼀味地毁林，森林怎不消亡。

⾄光绪三年（1877），⼭西森林⾯积锐减为不⾜700万亩，仅为唐天宝年间的⼗分之⼀。

⾟亥⾰命后，⼭西森林的破坏更趋严重，沿黄河⼀带的偏关、河曲、保德、岢岚、兴县、五寨、神池、离⽯、⽅⼭、中阳、⽯楼11个县，宋⾦以前还是繁茂的林区，此时⼏乎到处是光⼭秃岭，有29座⼭的林地全部消失。

阎锡⼭统治时期修筑同蒲铁路，芦芽⼭及晋北⼀带森林摧残严重，⼀些原本是林草丰茂的地⽅，已成⼀⽚荒凉。

⽇军侵华期间，⾃民国29年(1940)起⼭西⼤部分县城被侵占，沿铁路、公路交通线⼀带，修筑碉堡，砍伐林⽊，加上⽇军掠夺采伐，使各地森林再次遭到极⼤破坏。

据⼭西省林业部门估算，⾄1945年⽇军侵占期间，⼭西林业⽊材损失8.4亿⽶ ３，估计直接损失42亿元，间接损失25亿元。

⾄新中国成⽴时，⼭西森林所剩⽆⼏，只在⼈迹稀少的深⼭峻岭中尚存３0多万公顷残林，全省森林覆盖率只有2.4%。

⼭西⼏千年的⽂明史，从⽣态学⾓度看也是⼀部森林衰减消亡史，历史时期⽂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以森林消亡和⽣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

原有的⽣态环境虽已⽆法恢复，但是创建新的⽣态环境的主动权毕竟操在志在改造⾃然、强国富民的今⼈⼿中。

加强现有林草植被的保护，加快造林种草的步伐，是当代⼈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