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国变与“主义”采择：严复对西来三大政治思潮的态度

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Ｎｏ．１１　２０１４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ｉｎ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总第１９０期
ＳｕｍＮｏ．１９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　何卓恩（１９６３—），男，湖北安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文为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北京大学“严复：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人物与文明】
世变、国变与“主义”采择：
严复对西来三大政治思潮的态度
何卓恩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清末民初，西方近代主要政治思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继东来，引起思想界不同反应。

严复终其一生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所谈的“问题”众多，其中比较突出的“富强”、“自由”、“均平”等问题，正是三大思潮的核心价值，显示其较早了解、熟悉西方三大思潮。

在严复那里，随着历史剧情的变化这些价值逐渐褪色，晚年的严复发展到几乎否定一切外来的主义。

严复对西方思潮由迎到拒的过程，印证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难曲折。

可以说，世变造就了严复们成为近代中国全面改革论的倡导者，而其亲历的国变却又使得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情论的始作俑者。

［关键词］　严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５０７２（２０１４）１１－０１４０－０８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西方近代主要政治思潮。

清末民初，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大变局对中国的剧烈冲击，和在此冲击下国内局势的激荡，这三大思潮相继东徕，引起思想界不同反应。

对新潮最敏感的人物，无论君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曾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热情，梁启超和孙中山堪称典型。

梁启超最先以“主义”的形态介绍了三大主义，对民族主义倾注了极大心力，对自由主义一度着迷，对社会主义也有一些思考。

孙中山则干脆将三大思潮同时接收并直接改造成三民主义。

两派中也有一些人士只选择接受部分思潮，而采取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的立场。

严复作为中国系统接引西学第一人，较早了解、熟悉西方三大思潮，但终其一生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乃至晚年发展到批评、否定一切外来的主义，态度颇值玩味。

严复所谈的“问题”众多，比较集中的是“富强”、“自由”，有时也谈到“均平”。

它们正是三大思潮的核心价值，所以从中亦可反映出他对三大主义的整体态度。

一、严复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出现，在西方经历了英国萌生、美法成型、德意别出的发展路径，其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主张为：民族以国民主权或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国家，民族国家独立自主。

在严复的文字中出现“民族主义”概念的时间，大致与梁启超、孙中山相当，即在庚子国变之后。

但这不等于说此前他没有表达民族主义问题，可以说自从严复在中国思想舞台出现，
　第３６卷　第１１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就呈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面貌，那时他使用的基本概念是：“富强”。

在他的意识里，富强是一个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基本条件。

富强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无有，如《韩非子·六反》就出现过“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的富强意识，但这顶多是分裂时代的诸侯征战之策，不能算作民族主义问题。

一旦统一的王朝建立起来，富强的价值便为圣教和王道所覆盖甚至取代，因此也不具有持久合法性。

近代的“富强”为民族主义的终极价值，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永久的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代“富强”观念来自于西方，或者说由于西方而被唤起和转化，代表着中华文明价值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鸦片战争时，朦胧的富强意识已经被唤起，魏源说：“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

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

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１］２１２批评前人“以富、强归管、商”。

这里出现的“富”、“强”仍均在圣教王道范围之内，但当它与“夷”、“侮”联系起来时，已经隐约有了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意思，如果结合他“师夷长技以制夷”［１］２７０的说法，这种意思就更明显了。

“师夷长技”的观念催生了洋务运动，奕 、文祥、崇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朝野洋务派实权人物，纷纷致力于船坚炮利，以期“自强”，他们所说的“强”不再在圣教王道，因而引发清流派人士的攻讦。

洋务派看到了制夷御侮不能建立在道义之论上，需要扎扎实实的军事之“强”做支撑，但他们迷信强兵可以强国，弱点很快被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一些比较了解西方的士人发现，他们指出国强的真正后盾是民富，并呼吁朝廷建立一套激发经济活力的制度和政策，以商战为兵战的后盾，于是近代意义的“强”与近代意义的“富”结合起来，成为时代的新潮；加之近邻日本明治维新而致富强，甲午战争造成对中国士人的巨大震撼，关于“富强”的说法，日益定型，日益流行。

严复作为思想家出场的时候，“富强”的观念已经广为人知，甚至成为思想界压倒性的目标，所以在他的文字里，这一概念是作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使用的。

在他的第一篇政论《论世变之亟》中，称：“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

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２］３２随后发表的《原强》篇，更集中论述“富强”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实现途径，认为这一价值在今世与在古时绝然不同：古时中国虽有内部纷争，不涉及种族竞存，而且多为“以质胜”的游牧射猎之民对付“以文胜”的中原之民，最终皆反而后者“有法”胜前者“无法”，富强与否并不特别重要；而今世则面临国与国争、种与种争，且遇上“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的西洋列强，富强与否关乎国、种存亡。

他提出的富强之术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此后他翻译《天演论》，进一步强化富强意义的论述，翻译《原富》（将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为与“原强”对应的“原富”，本身就意味深长），进一步富与强的关系，使“富强”观念从此在中国牢固不破。

这一时期主张亦鼓吹变法图强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提出求富强的目的为保国、保种、保教。

严复认为“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３］７６，因为保教势必与全面汲取西学相抵触，而拒绝全面汲取西学，则保国保种无以实现①。

他的这个态度可以理解为要政治民族主义不要文化民族主义。

保国不仅仅是保一家一姓之朝廷，更是保国家的独立自主；保种表面上是保身体发肤异于白种、黑种之泛黄种之民，实际上是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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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复认为“中国不治之疾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与五弟书》，《严复合集》第１册第１１７页）。

提升民
智要中西兼学，西学为中国所本无，更需从其根本学起，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路线，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合集》第１册第２７３页）。

对于藉中体西用肢解西学完整性的做法，极不赞同，尤其不赞同在价值观领域排斥西学。

张之洞掌学部，以中体西用原则规划京师大学堂，以孔门四科为骨干，严复闻之大为忧心。

（《与熊季廉书》，《严复合集》第５册第３２页）在他看来，“果为国粹，固将长存。

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

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之消长者焉”（《英文汉沽》卮言，《严复合集》第２册第３５１页）。

何卓恩：　世变、国变与“主义”采择：严复对西来三大政治思潮的态度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种的生存空间。

这一切都系于引西学，变世法，“世法不变，将有灭种之祸，不仅亡国而已”［２］１５１。

同样出于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需要，严复也反对宗法民族主义（或称种族主义）。

严复按照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国家社会三阶段说，视民族主义为宗法社会的思想①，他说：“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

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

观满人得国几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东西人之居吾土者，则听其有治外之法权；而寄籍外国之华人，则自为风气，而不与他种相入，可以见矣。

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

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焉。

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

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４］１４５－１４这里针对的显然主要是革命党的排满民族主义②，指这种“民族主义”极不利于全体华种向人人自立的“国家社会”（或“军国社会”）演进。

严复还不赞成排外的民族主义。

２０世纪初国内出现“文明排外”思潮，严复十分警惕，指出中国所最患者为贫弱愚，以愈愚为最急，“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５］３４４。

正确的态度是“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坚持认为“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

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反自塞文明之路”［２］２７５－２７６。

１９０５年５月自欧返沪，国内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严复宁犯众怒，独力反对，认为“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５］３９０，在与发起抵货的国内名流反复之论战中，申述其对中国众多方面的巨大伤害。

严复晚年对政治民族主义的富强观进行一些反思，走向肯定文化民族主义。

这与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关系。

革命颠覆了清王朝，也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脱序，接连发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约法之争、军阀混战、南北战争，各派争权夺利，喋血勾连，无休无止。

国事日就葛藤，一蟹不如一蟹，北洋军人以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南方民党“侈言自由”破坏法制，民穷为盗，兵变时闻，贪渎盛行，财政之难得未曾有，外交尤为棘手，辽沈、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频现分裂危机，对外不能强，对内不能治，险象环生，国将不国，甚于清季。

这使严复对国家命运极度忧虑和悲观，感到国家沦入“阳九百六之运”，“人欲极肆之秋”［６］８７０，秩序的恢复是更急于图富求强的，而恢复秩序的根本源泉在于礼教的恢复。

还在革命处于酝酿阶段的时候，严复已经对秩序的破坏产生警惕，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社会功能开始重视。

他说：“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

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

”在中国，新学固然要紧，若不得其要领，“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

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

因为新学属器者多于进道者，而“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没有五伦节制则极为可虑［５］３７８－３７９。

严复肯定人伦具有公理的意义，比富强更为根本，“公理自属世间长存不坏之物，而强权有效，亦必藉重公理而后可行”，“强权不足以生公理，特为公理之健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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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针对严复将民族（种族）主义视为宗法社会的思想，革命派人士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

详见罗福惠等《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严复在辛亥革命后发表的首篇文章《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太深》里，仍重申“为革命可，为革命而主于种族主义不可”。

见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北京《平报》。

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理信欤》，《严复合集》第５册第１６２、１６４页。

同时他清醒地指出，“有强权无公理之说虽大谬，而其中有至信者存焉。

盖于此可见有文德者，必有武备，无强权而独恃公理者，其物亦不足存也。

”是以中国仍宜早寤以图自强。

　第３６卷　第１１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革命发生之后，严复对国家和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

在此时严复心中，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上，当权者虽百般不如其意，他亦尽力将就；思想上，越来越偏向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民俗、国性、世道、人心”，认为这是国家富强的大根大本，“盖国之通患，存夫贫弱。

顾有土有财，则贫者可徐转而为富；生聚教训。

则弱者可振刷以为强。

……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亿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感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７］７６５－７６６！他批评崇洋媚外之风，指出中国未来振兴“必非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而后然也。

其国性民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淘熔渐渍者，有以为之基也”［７］７１５。

以此，他参与发起孔教会，鼓动定孔教为国教，提倡读经，反对“荒经蔑古”［７］７２０，心念“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６］９２８，这与早年认为“教不必保”的他已判若两人。

到１９１８年欧战结束，严复更发展到怀疑富强价值，否定西方文明，与友人书称，“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６］９７１，西方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６］９７４，以致临终前手书遗嘱，赠言后世“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６］１１０８。

二、严复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含义在西方也富于变化，但其基本的宗旨是保护个人思想自由和人身权利、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支持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公民选举形成公共权力。

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核心价值则是“自由”。

传统中国的自由观念概指精神性的超越，社会秩序意义上的自由基本不在古人视野之内。

近代中国对“自由”观念的接引晚于“富强”，是士人在寻找西方国家富强根源时逐渐发现的。

当洋务运动兴起之际，冯、王、郑等一批士人在发现“富”与“强”内在联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西方学术路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与“富强”的关系，这在他们提出的中国“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等看法里都有显示，但尚未深化到对“自由”观念的特别关注。

甲午战争前后，康、梁等维新派正面提出改革政治，实施宪政，将自由的观念逻辑地包含在“立宪”的框架之下，然亦淹没在“君民共主”的政权设计里。

真正将这一观念明确提出并在“致富强”的意义上加以凸显的，是饱读西书，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和直观感受的严复。

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复指出西方文明的总体特征和优越性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中国文明与西方“理道”本系相通，“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并解释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薭矩。

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

何则？中国恕与薭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

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

”［２］３０－３１显然，严复是将“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本质要素加以介绍和论述的，并认为这一要素导致了中西贫富强弱的结局。

当严复以“自由不自由”别中西的时候，实际上蕴含着“自由乃富强根本”的判断。

这一判断除《论世变之亟》在文化形态层面上表达之外，《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及其他文献里也都有呈现，且有多方面的展开。

首先是认为自由为富强的经济根源。

《原强》篇里，严复明确指出民众自由自利是国家富强的起点，说：“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薭矩之道者也。

”他认定中国之所以难有富强之政，大缘于缺少自由自利的能力。

“今夫中国人与人相与之际，至难言矣。

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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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恩：　世变、国变与“主义”采择：严复对西来三大政治思潮的态度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

”［２］４６
其次严复认为自由为富强的学术根源。

所谓学术，即科学研究，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自由致知。

学术“黜伪而崇真”需要“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的言论自由，具有“吾爱真理，胜于吾师”的精神［８］５。

对于中国的贫弱，严复指出束缚读书人心智的科举制度罪莫大焉，《救亡决论》中，开篇列出科举制度压迫人才成长、妨碍学术发展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徒有学名，实无学术。

再次，严复认为自由与法治是富强的政治基础。

《原强》称“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的自由风貌是西方的“无法之胜”，这与“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的“有法胜”相结合，形成“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既有活力又有章法的政治形态［２］４２。

他以《辟韩》篇批评中国专制制度 丧国民的自治能力，说改弦更张之道，只要无相欺相夺相患害，就应该“悉听其自由”，使“民至于能自治”，这样“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２］７３。

在这些论述中，严复比较清晰地介绍了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和自由的基本功能。

不过，严复自始就是一个坚定的渐进演化论者，从未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实施自由主义。

相反，随着他对中国社会变革艰巨性的认知的加深，他的重点越来越放在防止自由被滥讲、被滥用上。

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庚子国变的悲催之后，严复翻译穆勒《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不翻成《论自由》而翻成《群己权界论》，即有给自由降温的意味，而其翻译的动因是：“十捻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

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

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这显示，是新旧两派对自由的误解，使他产生此译的冲动，而其中的重点，显然是对喜谈自由的新派而言的，特别强调“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可用耳。

”［８］６这种自由“而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９］５５，在译述中严复刻意以中国传统伦理己轻群重的精神修正穆勒的个人主义自由观①。

“政界自由”严复论述也低调。

１９０５年严复应上海青年会之邀演讲政治学说，其中第五会讲政界自由，称“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

……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

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济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９］５１，主张自由的范围以国民程度为限，反对超前的自由，“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甚为灾害，殆可决也。

”［９］６３严复在其他场合还说：“自由溥将而民权大重者，独英美及中间数小部则然耳。

……乃至即英法诸先进之国言之，而其中持平等民权之政论者，亦仅居其大半。

”［２］２７０严复在政治进化问题上坚守历史主义，反对理念主义，指卢梭生而自由之说无历史根据，也对自己以往曾高调介绍自由主义进行反省，明白表示“今吾”非“故吾”，称世界固以平等自由之理为正鹄，“而中间所有涂术，种各不同。

何则？以其中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故也”，天演程度未达，“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者，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汰淘之祸乃益烈”，这在蜕故变新之际，实大可惧［５］５７８。

辛亥革命造成的“乱局”，在严复看来是“共和万万不可行于今世中国”的明证，他对自由民主由淡化进而走向否定。

他质问：“乃今不既为共和乎？惟吾共和，故贫者法宜立富，弱者法宜立强。

此四万万者平等乎？不自由乎？不言社会、民生各主义乎？是宜人人皆邀幸福，各处立足之地，而无坎坷。

然而公等试旅行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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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克武认为，史华茨所谓严复将个人自由视为达成国家富强之手段的看法是错误的，严复的误解不在于将个人自由视为手段，而在
于受儒家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从群己平衡的角度来理解弥尔，扭曲了弥尔论证个人自由之所以然。

见氏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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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国民今日生计果为何状？”［１０］这种局面何以造成？他断定康梁和孙黄两派在海内外利用报刊鼓吹自由平等学说莫能辞其咎，“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

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

故其孽果无可解免”［７］６７１。

严复屡引罗兰夫人“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之语，批评时人误信洛克、弥尔登、卢梭诸公学说，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以其说为人类唯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６］８６４，坚称“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

”［７］７５７他盛赞日本变法舍英法而就德为明智之举，“日本以岛国，然其变法不学同形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６］８８１－８８２。

以此之故，严复不再认为自由与富强有关。

他以欧战发生，德国东西两面敌英法俄三最强国，持久对抗为例，说明“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７］８１３，“德之政法，原较各国为长，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之长，而去其短。

日本窃其绪余，故能于卅年之中，超为一等之强国”［６］９０２。

他认为富强的前提是秩序，民国秩序大乱，只有复归帝制，尚可有安定可能。

“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乎？”［７］６６２所以他对于袁记约法加重总统权力之举极表支持①，对于帝制复辟活动也愿观其成②，张勋复辟时也积极建言朝廷“扎实立宪”，降旨安民③。

三、严复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西方的思想图谱中是最古老的也是最年轻的思想系统。

说它古老，在古希腊之前就有黄金时代的传说，古希腊时期有《理想国》这样的论著，都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说它年轻，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在现实世界追求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是天下为公，贫富均等。

天下为公和贫富均平的观念在中国古代都极为丰富，但其意义类似于西方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

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影响到中国并获得信仰者之前，晚清时期的士人已有延续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思考近代问题者，如谭嗣同的《仁学》和康有为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初稿，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严复此时也在各种文字中描述过社会主义的图景，并略有评论。

１８９５年的《原强》篇，强调群学的重要性，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之极盛也”［２］３７。

根据后来修订稿的解释，所谓“郅治之极盛”者，“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

他说“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因为存在“民贫富贵贱之相悬”［２］５８－５９。

他同时提到西方“均贫富之党兴”的情形，这个“均贫富之党”很可能指的就是欧洲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些描述虽非严复文章主要论旨，仍可见他对传统大同观念和近代社会主义都相当了解。

但了解不等于主张，他在此前后反复指出，“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１１］２０７，“或千年之后能有之”［１２］４８２。

２０世纪初年，近代社会主义从东洋进入中国，严复也开始使用“社会主义”概念。

他曾在评点中国古代文献中屡屡用“社会主义”相比附，如说庄子政治哲学为今之个人主义，“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１３］１１２６，说王安石“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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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严复作为６０名议员之一参与１９１４年３月召开的约法会议，会议确定民国约法以“隆大总统之权”为原则，符合严复“天下仍须定于专制”的意见。

据事后严复写给熊纯如的信，杨度邀其参与发起筹安会时，虽曾“颇不欲列名”，原因并非不同意复辟帝制，而是在“谁为之主”上有不同看法。

见《严复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三集第６３６页。

张勋复辟后，严复曾与陈宝琛书，建议朝廷“扎实立宪”，降旨安民，使知名复旧制，实与共和国体等。

见《严复合集》第４册第９０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