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论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摘要作为古代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丰富特征、构成和层次的文章整体。

文体范畴的产生,标志着古代文章整体观的自觉和成熟；**种辨体的兴起，反映了古人对文章整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用，体现了文章整体观念的多层次展开和转化。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体多层的文章整体论”式古代文体论范式，克服了传统的“体裁－风格二分式”研究范式的学理缺陷,为古代文体论提供了统一的本体论阐释,实现了本体论与论的结合,并在本体论和方两个层面建立了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古代文体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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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体论；文体；辨体；体用论；范式转换
在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人们对“文体”(或简称“体”）范畴一般有“体裁"和“风格”两种不同释义.其具体做法是将文类文体论（有关诗体、赋体等的文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体裁"，而将文体论(如“太白体”）、流派文体论（如“竟陵体”)、文体论（如“盛唐体”）等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风格"。

在这两种释义的基础上，学界建立了一种“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文体论研究模式,并长期普遍遵循。

这种研究模式的既与古代文体论的内部构成有关,又深受西方oryofGenreｓ（宜译为“文类论"）和Sｔyｌistｉcs（宜译为“语体学”）并存互异的理论格局的,这种影响可以直接从学界通常将genrｅ和style译为“体裁”和“风格”、并将TheoryｏｆGenｒes和Stylｉstics译为“体裁学”和“风格学"看出来。

这一具有西方学理背景的二分式研究模式，为古代文体论的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人们借此对古代众多的文体现象和文体理论展开研究，并在古代文体论与西方TheoryofＧｅnres和Sｔylisticｓ之间进行比较和寻求沟通，近百年间取得了丰富成果。

但与此同时，“体裁论"和“风格论”二分模式中一个根本的学理缺陷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在这种分而治之的阐释视
野中，古代文体论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而缺少一个统一的本体论说明.虽然研究者注意到了被称为“体裁论”的文体论和被解释成“风格论"的文体论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这两部分从核心范畴“文体"(或“体”）内涵的界定到整个理论的诠释都判然有别,根据逻辑自洽的学理原则，这两部分文体论实质上应该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

为了弥补“二分模式”的这一缺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文体”范畴的“体裁”和“风格”二义，重新界定古代文体论的范围，认为古代文体论应指“文学体裁”的常与变的理论，而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之“八体”和“盛唐体”、“山谷体”、“竟陵体”等文体论)则应被排除在古代文体论之外。

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确乎达到了学理自洽的目的；但从更深层看,这一思路又难免简单和保守.其简单主要表现在把那些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撇开了事,其保守则体现在对古代“文体”范畴的两种流行释义完全接受，几无怀疑。

其结果是古代文体论的很大一部分必须为“二分模式”前提下的学理自洽做出牺牲，徒具“文体论”之名而无“文体论”之实。

鉴于此，这种做法与其说解决了，毋宁说更充分地暴露了“二分模式”的理论危机。

这也促使我们去反思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诸如:人们参照西方ＴｈｅoryｏfGenｒes和Sｔylistiｃｓ二分并存的理论格局对古代文体论所作的二分式阐释是否合乎古代文体论的实情？是否妨碍了我们对古代文体论特殊性的认识？对古代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文体”（或简称“体”)所做的“体裁”与“风格"两种主要释义是否妥当？这两部分文体论中的“文体”（或简称“体”)范畴是否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基本内涵？其中后两个问题最为根本,如果我们既能够指出对古代“文体”范畴二分释义的不当,又能够重新揭示古代“文体”范畴相对统一的基本内涵，便可以在不割裂古代文体论完整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自洽的理论阐释，从根本上消除“二分模式”的学理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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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4）
我们注意到,古代文体论中有非常丰富的“辨体”理论.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曾根据不同标准将“辨体"分为五类,以此为基础，再综合其他文论著作中的辨体论，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其一可称为文类文体的辨析。

这类辨体所得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种文章类别,古人常常称之为“诗体”、“赋体”、“词体”等，或直接称为诗、赋、词等。

其中一些文体类别还可作更细的划分,如诗体又可分为古体和近体，古体又可再分为四言古体、五言古体等，近体又可再分为五言律体、七言律体等。

这种“辨体"理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体裁”。

其二是严羽所谓的“以时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建安体、**体、元嘉体、永明体等。

其三是严羽所说的“以人而论”的“辨体"形式，如苏李体、曹刘体、徐庾体、少陵体、太白体、山谷体等。

其四可称为“以派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元白体、西昆体、太学体等.其五可称为“以品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形似体、质气体、情理体、飞动体、婉转体(见《文镜秘府论》“十体”)等。

其六是以写作技巧为标准的“辨体”，如五韵体、五平体、五仄体、失粘体等(见明杨良弼《作诗体要》)。

在这几个较大的辨体形式之外，还有效汉武帝与群臣所赋之诗的“柏梁体”,效《文选》所选之诗的“选体”，效南朝徐陵编《玉台集》之诗的“玉台体”，效韩艳情诗而有“香奁体”,效梁简文帝诗而有“宫体”……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辨体”理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风格”. XX 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体裁”与“风格”这一流行的二分释义是否准确反映了**种辨体论中的“体”范畴（应为“文体”的简称)的基本内涵？如果不是，这些“体”范畴的内涵是否具有某种统一性？而且是否具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其二，除了“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性之外，这些“体”范畴和“辨体”论还反映了文体的哪些属性？这些文体属性与“文章整体”这一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XX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种形式“辨体”中“文体”范畴的涵义并不应该作截
然两分的解释;换言之，“诗体"、“赋体"等与“建安体”、“太白体”、“西昆体”、“婉转体”、“五韵体”、“柏梁体”等两类文体称名中的“体"范畴应该具有某种统一的基本内涵。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加以说明。

这些不同形式的“辨体”,实即是从不同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

凡文必有“体”，文体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

古人为了对文体现象作更具体深入的了解，便需要对文体进行**种形式的分类。

因为分类的依据不同，所以区分的文体类别便不尽一致；但又因为分类所得仍然是某种文体，古人便称之为“XX体”。

这样，在作为所有文体总称的“体”这个概念与作为**种具体文体名称的“XX体”等概念之间,便了“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显然，在**种形式的表示具体文体的“XＸ体”等种概念中，作为属概念的“体"本身并无根本差别，不同的是对“体”的限定和修饰。

XX 进而言之，上述**种形式“辨体”中的“文体”范畴是否都含有“文章整体”之义？这个问题可以分三层说明.首先，前文已从一般层面论析了古代文体范畴最基本的内涵乃是指文章的整体存在，而在上述**种形式的“辨体”中,“体”范畴所表示的对象并没有因为辨体标准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这些“体"范畴的仍然含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内涵。

其次，就上述第一种“辨体”即文类文体的辨析来说，其分类所得即为一系列具体的文章类型，“诗体”、“赋体”、“颂体”等则是这些文章类型的名称.每一种文章类型，无论所含文章数量是多是少，都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如前引《文心雕龙·论说》篇的“解散论体”可以直接说明这一点。

古人在辨析文类文体时，始终着眼于**类文章整体的特征和构成，这一点可以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等很多辨析文类文体的著作中看出来。

尽管这些论著在描述每种文类文体的特征时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侧重，但是从整体上看则论及了包括文章和形式在内的**种因素。

反之，如果“诗体”、“赋体”等中的“体"范畴不含“文章整体”之义，它们是不可能作为某类文章的名称的。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古人在论及文类文体时,常常会用到“体裁"、“”等词，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称：“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文章必先体裁，而后可论工拙。

”《围炉诗话》称：
“诗文体裁有异。

”但考诸有关文献,“体裁”、“”应是指文章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与“文体”一词的基本内涵区别明显。

从范畴层次看，“文体”应为古代文体论的一级范畴(或核心范畴),“体裁”、“”则是由“文体”范畴衍生而来的次一级范畴，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有关理论表述看，当人们谈到文类文体时，其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总是会被特别强调,因此与其说“体裁”、“"等词是对文体范畴基本内涵的界定,毋宁说是对有关文类文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的具体描述。

总之,“文体”所指是文章整体,而“体裁”则是文章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是对文体的某个层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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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7)
综合古代文体论的有关思想,古人一般把文体的生成分为三个基本层次:首先是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所有文体的基本范型；其次是**类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种文类文体的基本范型；最后是直观具体的个别文体。

在文体的和创造过程中,文体的三个层面之间便构成了两层体用关系：一是所有文章共同之“体”与**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二是**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

人们很早就根据体用规律解释文章共同之“体"体与**种文类文体之间的关系。

如曹丕《典论·》:“夫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所说的“本”“末”关系实通于“体”“用”关系.汤用彤先生正是以“体用论”来诠解王弼著名的“举本统末”说（王弼《论语释疑》)。

他认为，王弼“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曹丕所谓文章之“本”是指所有文章的共同之“体”,而文章之“末”则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类文章之体。

“文本同而末异”，意为所有文章存在着一个共同之“体”，但是作为共同之“体”具体表现的文类文体却**有差异，**有特征。

因此，“本同而末异”也可看作“体一而用殊"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文章的共同之“体”不可能存在,必须通过**种文
类文体-—如以“雅”为特征的奏议之体、以“理”为特征的书论之体等,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人们也只能通过**种具体的文类文体来体会和认识文章的本体。

明人范应宾在《文章缘起注·题辞》中更明确谈到了文体过程中的文章共同之“体"与**种文类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非法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

《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

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无所不变.”所谓“文之体”即文章的共同之“体”，因此是“未尝变”的；但是文章共同之“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随时推移、不断变化的，每个都会产生某种主导性的文类文体，如诗体、体、乐府体、歌行体、律体等，此即所谓“互为用而**不相袭”。

“不有体，何以拟议?"旨在说明“体”是“变化”的依据；“极之无所不变”意在强调只有通过“变化”，“体"才能得以表现。

但是，文类文体又必须以具体的个别文体作为其现实存在，这样就了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一方面，文类文体是个别文体生成的根据；另一方面，个别文体是文类文体的具体表现，文类文体只能寓于个别文体之中。

明人赵梦麟《文体明辨序》对此这样说：“说者有以文之为用也,纵发横决，游矫腾踔,方其骋思而极巧也,固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何以体为哉？虽然，《易》不云乎:‘拟议以成其变化。

’变化者用也,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

体植则用神,体之时义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辨也!”这里的“体”可以理解为对文章本体的泛指，但是根据其所序《文体明辨》一书旨在辨析**种文类文体的特征，应该主要是指文类文体.这里的“用”是指根据文类文体的规定性创造出**种个别文体。

论者同样引《周易·系辞上》的“拟议以成其变化”说明其中道理。

他一方面承认“文之为用”具有“纵发横决,游矫腾踔”，“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的特点,也即是承认具体文体的创造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上是灵活多变的;但另一方面更强调“体”是
“用”的根据，所谓“体植则用神"，意为只有确立了文类文体的规范,具体文体的创造才能出神入化。

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说》的观点与赵梦麟非常类似:“文有体，亦有用。

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

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

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

'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编为不孤矣.”这段话以“体”“用”相对的方式将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用规律解说得更为透彻。

“体欲其辨”意为需要辨明**种文类文体的基本特征，这些文类文体特征个别文体创造的准绳.“用欲其神”则是说在创造具体文体时，又不可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善于变化，出人意表。

所谓“体不诡用，用不离体”，有体在用中、用在体中的意思,表明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是一种被表现与表现的关系。

综观顾氏所论,“体欲其辨”与“用欲其神”突出的是文体创造中“体一用殊”的一面，而“体不诡用，用不离体"突出的则是文体创造中“体用不二”的一面。

论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1０）
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大学学报》版,2021年第3期。

选自《全后汉文》卷八十一，清严可均辑自《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选自张溥本《蔡郎中集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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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引文均见《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