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对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分

ZWM根据互联网资料编制2010.12点击鼠标翻页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罗尔斯1971年出版《正义论》、1993年出版《政治自由主义》这两本大部头著作之后，于1999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力作《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

《万民法》是罗尔斯关于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哲学，探讨一个由自由人民和合宜人民构想的和平稳定的世界社会如何可能。

•罗尔斯在《万民法》这部著作中，有区别地使用了statesman 和politician这两个术语。

通常情况下，人们分别将两个词直接理解和翻译成“政治家”和“政客”。

•但实际上，罗尔斯文中所使用的statesman，更多地指一种理想，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他对现实的“政治家”所寄托的一种希望，因此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政治家”含义并不相吻合。

在我们的汉语中，“政
治家”和“政客”是这两
个感情色彩十分鲜明的
不同概念；前者用以对
“正面”人物的歌颂，后
者则是政治无赖或政治
流氓的同义语。

浙江巫医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在英语中，对政治领导人的称谓通常有三种：statesman, politician, political man (woman)。

•一般说来，statesman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政治家”；
•politician兼有“政治家”和“政客”两种意思，但现在更多地是在第二种意义使用这个词；
•political man (woman)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风云人物”或“政界要人”。

不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普遍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现实当中从事政治的人都是骗子。

•美国早期的政治家潘恩曾说过：“对上帝来说，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恶棍更有价值”。

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政治家”只不过是更高明、更善于隐蔽自己的“政治骗子”，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政治家的伟大与否了。

在罗尔斯的笔下，许多在历史上曾叱咤风云、通常被人们尊称为“政治家”的人物，实则难逃“政客”的恶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唯数不多的几个人才配享“政治家”这一美誉。

罗尔斯直接提到的两位人物是华盛顿与林肯。

•“政治家既可以是总理或总统，也可以是总统和总理以外的其他高级官员”。

一个人成为政治家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他（她）能“以其当政时出色的领导，以及在此期间所显示出的过人才华，在危机的关头曾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领导他（她）的人民渡过险滩、走出危难”。

•罗尔斯专门用于区分"政治家"和"政客"的文字与这种区分的重要性相比，前者显得少了一些。

但他有一句话讲得十分透彻和精辟，“政客的眼睛只盯着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中却装的是下一代(the politician looks to the next election, the statesma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这并不是说能改变历史或改变了历史的人就成为政治家。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改写了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的政治人物（political man），但在罗尔斯看来，“他们绝对算不上什么政治家”，主要的原因在于“理想的政治家包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里面”。

•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

这种核心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对战争行为方式的决策与思考中；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家承担着这样的一种重任：“努力改变不同人民之间潜在性缺乏的亲合力；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产生于以往民主机构的不正义、或源于由共同的历史或对抗所造成的相互仇视之中，并竭力去消除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

•罗尔斯指出，政治家不必做到“毫不利已”，即使他们在在位、掌权期间也可以有个人的利益，但是政治家在对社会利益进行评判的时候却必须做到“专门利人”，尤其是在战争进行到关键的时刻，他们不能听命于复仇或报复的心理的摆布。

•罗尔斯认为，二战结束前
夕的杜鲁门总统就犯了这
种愚蠢的错误。

杜鲁门鲁
莽地下令用燃烧弹火焚东
京、向长畸和广岛投放原
子弹；也“曾把日本人描述
为禽兽，并认为应以对待
禽兽（beast）的方式对待
之”。

小男孩(投向广岛的原子弹)
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曾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他本来有机会成为政治家、成为伟人，但他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使他的一世英名化为一缕青烟。

•在罗尔斯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中所说的“政治家”，既非人们通常在褒义上使用的“政治家”，更非贬义的“政客”，而是想通过对Statesman和Politician的区分，提出“一种理想（an ideal），一种类似于诚实的、有美德的个人的理想”；Statesman也可说是他的“现实的乌托邦”思想在政治家这一概念上的具体体现。

•在《正义论》问世三十一年后，约翰·罗尔斯离开了人世，停止了他对于公平的正义的思考。

但他对于“公平”意义下的“正义”这项政治价值的强调，将永远给后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