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林黛玉形象之比较

崔莺莺、林黛玉形象之比较
——兼谈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几点粗浅认识在浩瀚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宝库中，形神各异、璀灿多姿的人物形象长廊是最值得我们珍视、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

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女性更是异彩纷呈、各具风韵。

《西厢记》和《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爱情题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前人与当代学者都有周密、详尽的独到阐述，本文仅就崔莺莺、林黛玉形象之比较，作一点分析，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崔莺莺、林黛玉叛逆思想性格特征之比较。

1、崔莺莺、林黛玉叛逆思想的一致性和不同表现。

崔莺莺是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是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美丽、聪温柔、多情的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她出生于相国名门，一直身受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管束，身心、个性深受压抑。

剧中莺莺一上场就唱到的一段伤春曲：“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①形象而传神地表达了她深处闺中的那种无法排遣的寂寞、苦闷和怅惘。

然而，这正是人物的叛逆思想性格之显现，莺莺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当她从深闺中来到外面的世界，为春天的美丽风姿和清新气息所陶醉时，她春心萌动；当张生在她的生活中出现，爱情也就在她的心中萌发了。

这正是她叛逆性格的最初体现。

剧中所展现的佛殿回眸、隔墙联吟以及做佛事时“顾盼”传情等生动场面，无不入木三分的表明了她渴望着并且大胆地追求爱情。

也正是由于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和压制，才使她对爱情和个性解放的追求更加迫切，也就更加加深她对环境束缚的反感，从而使其叛逆思想性格逐渐得到发展。

当剧情发展到“兵围普救寺”之后，莺莺以为因祸得福，好事将成，窃喜不已，心情也不禁好了起来，轻松起来。

但老夫人却又突然变卦赖婚，使她痛苦、怨恨，甚至在心里骂起“口不应心的狠毒的娘来”②，激起了她的愤懑和反抗。

如果说，佛殿回眸、隔墙联吟、“顾盼”传情还只是表现了她为了爱情而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规范，那么，月夜听琴、传简约会等情节，就表明了她接二连三地对封建礼教发起了大胆的挑战。

当然，不可避免，莺莺在反抗封建建礼教的过程中，还会有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这是封建礼教对她的影响所致，也是她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必然要求，并且也与她的出身地位和所受的教养有关。

后来，随着戏剧情节冲突的不断激化和发展，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才认识到“仰图厚德难以礼”③，勇敢地为爱情而迈出了无疑是封建礼教绝对不能容许的、“大逆不道”的最后一步。

这样的处理，生动地刻划了崔莺莺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个性，同时揭示出这位贵族小姐走上叛逆道路的艰难曲折，从而使其叛逆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莺莺的叛逆性格也还表现在对功名的淡漠上。

老夫人逼张生应试，为的是“
家世的利益”，而莺莺却把功名看作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在长亭送别时反复叮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速回来”，“但得一个并蒂莲，煞强如状元第”，④把爱情看得远重于读书求仕和功名，表明了她大胆背叛封建礼教的思想性格，这样也使其形象更具风采。

林黛玉如崔莺莺一样，她也是一个美丽、聪明，才学超人的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她出生在一个“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的封建官僚家庭，同样身受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身心、个性深受压抑。

然而，从小就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权做“养子”来培养，所以才学过人，有着莺莺所不同的敏感和脆弱。

命运的艰难，家庭的不幸，使她更多的受到了环境艰难、险峻的影响。

但是处境的改变并没有使她的生活态度有所改变，而是
更挑起了她的“孤高自许”，更使她敏感的注视着周围，唯恐有人对她怀有歧视和轻蔑。

作为一个孤弱女子，寄人篱下的命运，在黛玉的内心深处结成了解不开的隐痛：她不安于命运，但又无法摆脱。

这一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使她常常不能平静，而且极易感受外界的刺激，以以致造成许多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必要的多疑，任性甚至尖刻。

有一次，她到怡红院去，因晴雯误认为是别人而拒绝开门，她便立即产生这样的感觉：“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呕气，也觉没趣”⑤。

那天晚上，她竟然“直坐到二更天”才睡下。

第二天，她见落花满地，便触景生情，写下了情致凄惋的《葬花词》。

落花，把她的飘零身世和那一时代只能任人摆布、不能自主的妇女的命运，在她心里唤醒了。

这样，就形成了她多愁善感、任性多疑的主要性格特征。

这一性格特征，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的命运，体现了林黛玉不安于命运的叛逆思想，更反映了她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同封建主义抗争与苦斗的艰难。

和崔莺莺一样，对待在婚姻爱情的问题上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既成规范，对待功名求仕，她不甘就范，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表明了强烈的反抗意识。

她支持宝玉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从不说“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

她不管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种种清规戒律，对当时被视为“淫词小说”而受到禁止的《西厢记》、《牡丹亭》等书，却在心里记得烂熟，认为“戏上也有真正的好文章”。

于是“非女孩儿家本分”的作诗填词不仅成为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她抒发自己抑郁心情的工具。

这些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行为正是其叛逆性格的表现，也必然要同她所处的环境发生尖锐的冲突，而她又无力战胜险恶的环境，这一点，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其爱情的悲剧上。

宝黛爱情悲剧的深刻的社会必然性，决定了林黛玉的悲剧性格的深刻内涵。

所谓“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斗争，正是封建建成礼教的卫道者和叛逆斗争的重要方面。

在封建社会，自由爱情被视为没没廉耻的私情苟合，黛玉的思想中也不能不存在这样的传统的观念。

因此，她的封建意识与反封建的爱情要求就常常有她的心灵深处发生激烈的冲突。

这种叛逆者的爱情，在18世纪的封建中国，是得不到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也抵不住旧的社会势力的打击的，毫无成功的的希望，“木石前盟”只能是悲剧的结局。

而且，黛玉还时时感到有一种危险在威胁她和宝玉的爱情，那就是“金玉良缘”和薛宝钗的存在。

林黛玉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叛逆形象：既是贵族小姐，又是个孤弱女子；既有强烈的自尊，又尊重别人；既敏感，又待人笃实；既尖刻，又不失宽厚；既孤傲，又不失谦和；既感情脆弱，却又坚强的反封建的复杂的、辩证的艺术形象。

并且，就其叛逆性格而言，最集中地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

既然爱情是她整个生命的寄托，那么，当她无力战胜恶势力和封建婚姻制度对她的打击和威胁，她就只能以“焚稿撕帕断痴情”来做这无力的抗争了；而爱情的破灭，也正是她生命的结束——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这种悲剧化的处理，正是林黛玉叛逆思想性格最壮烈、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正是她的叛逆性格所能的最高限度。

如果我们从深层次上来认识：从人生哲学上说，黛玉奉行的是谁尊重她，她就尊重谁的包含近代平等观念的处世原则；从政治思想上说，她坚持叛逆本阶级为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从婚姻爱情上说，黛玉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精神和思想作基础。

正是这三方面，构成了林黛玉叛逆思想性格和本质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崔莺莺、林黛玉叛逆思想性格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对爱情和解放的大胆追求、背叛封建礼教的既成规范及功名求仕的淡漠等方面基础上的。

而从具体看来，二者叛逆性格的特征，表现是不尽相同，各有特点的。

2、崔莺莺、林黛玉叛逆性格的发展这程剖析和不同结局。

人物性格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在作品中，它一定会伴随情节、环境等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并呈现出复杂的、多方面的表现。

崔莺莺、林黛玉叛逆思想性格的形成是相类似的，也同样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其表现形式各异，结局更是大相径庭。

崔莺莺叛逆思想性格发展过程的展现，在《西厢记》中主要是表现为细致生动而又深刻地其内心世界的变化。

第三本中，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忍受着相思苦的煎熬，渴望着能与张生见面。

但她又不能不把这种强烈的愿望掩饰起来。

当红娘把张生的情书悄悄放在她的妆台上时，她先是“开拆封皮孜孜地看，颠来倒去不知心烦”⑥，但一会儿又变起脸来，装出大发脾气的样子，声色俱厉地责骂红娘。

而红娘看出她在装假，说要拿这情书去老夫人处自首，莺莺才又向红娘告饶。

但她还要继续装假，明说要写信警戒张生，暗里却写下“待月西厢下”的诗约张生幽会。

凡此种种，这样的反复装假作态，与崔莺莺的出身地位和所受的封建教养有关，也是其内心矛盾冲突的真实写照。

对一个贵族小姐来说，私相爱悦已属非礼，传书递简、暗约幽会更被人认为是大逆不道，莺莺深知她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

因此，她在反抗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必然还有着激烈的自我斗争，也就必然会表现出种种反复和装假作态。

只有到“逼试”和郑恒作崇，老夫人再次变卦赖婚之时，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冲突的波澜，其爱情受到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莺莺才如前文所述，勇敢地迈出了最后一步。

这样，就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具有反封建礼教的鲜明叛逆性格，又不能不为社会、时代历史条件和自身修养、环境所限制的贵族少女的细腻心态，也正是细致生动、充分深刻的展现了其叛逆性格的发展过程，使人物真实感人，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喜剧色彩，从而使这一典型人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但是，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以让张生应试高中，满足相国“家世的利益”来解决矛盾冲突，则表现了向封建势力和思想的一种妥协，体现了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的局限性，也多少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光彩。

林黛玉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更加明显，其性格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黛玉进荣国府到她与宝玉题帕定情，也是她与宝玉的初恋和热恋。

这里，作品通过宝玉与黛玉、宝钗的爱情纠葛，侧重描写了黛玉思想性格的外在特点，也写出了她所负的因袭负担。

比如，她的尊重自我，主要当然是坚持自己的有格尊严，但也掺有维护自己的小姐尊严的某些因素；她爱宝玉胜过爱自己，但心里却又总在担心：“宝玉与我虽素昔和睦，终有嫌疑”⑦等等，这说明，封建主义对她的压迫不仅是外在的，也有来自内在因素的。

而她终于和宝玉由初恋到热恋，到定情，这又反映了她的叛逆思想的不断发展，反映了她对传统观念所进行的冲击。

第二时期，即林黛玉与贾宝玉定情后到她与湘云联诗悲寂寞，也是她与宝玉爱情的成熟时期。

这时，黛玉与宝钗在爱情上争夺宝玉的纠纷是中止了，但思想上的斗争依然存在，且主要是通过结社吟诗，各抒己见的方式来进行。

而黛玉的反封建的锋芒与前一时期相比，则转向了内在，这反映了她叛逆性格的深化。

对本阶级的比较清醒的认识和还抱有幻想交织于一身，并时时相互转化，而幻想的破灭也就引起了认识的更加清醒，从而真实、深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第三时期，即接前文所述到林黛玉之死，也是她与宝玉的爱情被扼杀时期。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宝钗母女弃了黛玉自去赏月，是黛玉之幻想破灭的预兆。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⑧，这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就这样在险恶的环境、痛苦的磨难中终于“泪枯”夭亡了，其叛逆性格发展到了最高峰。

她是以与本阶级诀别这一方式最后来证明她的叛逆性格的。

这是一个被封建社会，封建礼教所损害、吞噬了的弱女子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作品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深刻持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而且反映了处于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因而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从林黛玉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西厢记》崔莺莺的影响。

两个人物形象可谓性格鲜明、各呈风彩，确实是我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艺术长廊中十分杰出的女性形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由于文学自身的继承与发展，也由于不同文学体裁的自身原因，林黛玉这一形象思想性格的光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超过了崔莺莺。

二、不同时代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的不同爱情婚姻观。

爱情婚姻问题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

《西厢记》和《红楼梦》写的都是爱情题材，揭露的正是封建社会人为地使婚姻爱情相脱离的极不合理的现实，同时表达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热烈追求，对封建势力压迫的反抗和斗争。

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的发展，由于作家创作意识、思想基础等的不同，从崔莺莺、林黛玉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两种不同的爱情婚姻观。

“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的所谓“才子佳人”，这是我国古典戏曲、小说中一种常见的爱情观。

《西厢记》的爱情描写正是如此。

张生“莹窗雪案”、“学成满腹文章”，是位才子；莺莺美丽、聪明、温柔多情，可谓佳人。

当然，崔莺莺、张生的相爱，虽然是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但毕竟是不考虑门第财产的出自内心的爱慕，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自由选择，这本身也是违背了封建礼教的，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郎才女貌，一见倾心”之后，总是始则借吟诗抚琴以求鸾凤和鸣，继则山盟海誓以表示永不相负，最终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式的大团圆结局。

《西厢记》未能脱离出这种模式。

《红楼梦》则通过宝黛的爱情故事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闪烁着某些朴素的民主思想光辉的爱情观：即要求爱情必须建立在以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情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础上。

黛玉和宝玉这两个叛逆者的爱情，并非基于“郎才女貌”。

不是吗？尽管贾宝玉“杂学旁收”、“过目成诵”，是有才学的，然而若与黛玉相比，他却显得处处才疏学浅。

论学问，黛玉是“所知所能”的，宝玉则“不知不能”；论诗才，黛玉比宝玉更是“高过十倍”，历次诗会，一个总是名列前茅，一个总是名居“压尾”。

可见黛玉之爱宝玉，并非着眼于他的才。

确实，黛玉的容貌是美的，可薛宝钗，史湘云等等，又何尝不一个个都是美人？宝黛爱情是经历了一定的曲折过程的。

在作品中，宝玉关键性的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也点出了他们的爱情的基础。

当史湘云和薛宝钗一样，也劝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时，宝玉听了甚觉逆耳，竟下起了逐客令，并说“林妹妹从不说这些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早与她生分了”。

⑨黛玉恰好无意中听到了此话。

而“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反封建主义为内容的性情相投、思想一致正是宝黛爱情的基础。

并且，从其爱情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波澜上，我们还不难发现既自尊，又尊重他人这一互相尊重的平等原则的体现。

可以说这种爱情观——即一要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二要彼此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的提出，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的社会、时代历史条件下，宝黛爱情实质上是对代表了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的势力的一次勇猛冲击，当然要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它的被扼杀是必然的。

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正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悲剧”⑩。

其爱情观无疑是有强烈的时代进步性，作者能写出这样的爱情悲剧、时代悲剧，并从中显现出如此进步的爱情观——背叛礼教的爱情观，确实是思想的巨人、文学的大师。

笔者认为，，崔莺莺、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在叛逆思想性格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其特征和表现则不尽相同，人物的叛逆性格都是经历了一定的深刻的发展过程的，但结局却是截然相反：一个是大团圆，一个却是大悲剧，从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形象上，分别折射出的不同爱情婚姻观，无疑是后者为胜，可否这样作一小结：崔莺莺、林黛玉都是我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艺术长廊中十分杰出的女性形象！由于戏剧和长篇小说体裁意识等原因，林黛玉这一形象塑造得更为成功，丰满，典型意义的自身要求和作家主观创作也更为深刻。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正是由于长篇小说体制、内容等的特点和要求，使小说的审美素质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现，悲剧形象的审美感染力往往要胜过一般的尤其是具有喜剧色彩的形象，这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三、几点粗浅的认识
最后，我还就以上的分析、比较，谈谈所引发出来的几点看法。

我们撇开抽象概括的文学基本理论，把我国古典文学中许多的人物形象（当然不可能是全部）放到一起来认识、把握和比较，就不难发现女性人物形象的审美力超过了男性人物。

特别是从美学角度来看，可以说，女性形象的审美力超过了男性。

结合前文对崔莺莺、林黛玉两个人物的分析比较，联系《西厢记》和《红楼梦》等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确实存在着的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女性要身受王权、族权、种权和夫权的种种束缚、打击和压制。

作为地位最低下的社会成员，在文学作品中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呢？
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个文化心态的认识问题？我们的古典文学作家绝大部分都是男性，这是社会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而从人性的本质上来看，人们对异性的体察、体验和领略，往往要超过同性之间。

所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即是此理。

作为东方文化之代表的中国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基本上都是呈现出以柔性文化为主的状况，传统的儒、道正统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中国文学——这里指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传统美学所谓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在古典文学中从来都不是以均衡态势呈现的。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众多文学作品并非巧合地不同程度地展现了这一特点。

综合考察作家文化心态和社会文化传统诸因素，对中国古典文学中何以存在这一现象也就有了一定的理解了。

另外，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必然要客观地描绘出种种社会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的本质内容。

可以这样说：作为受压抑最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悲剧形象，较之其他人物形象，是更能够让我们更真实、准确地把握社会现实的本质内容的。

这一点正是从我国古典文学中可以认识到的。

正是由于这一社会的客观现实性，由于作者自身的多种传统文化心理的熏陶和影响，由于作者自身的多种综合因素（如前文所述），也正是由于广大封建社会的妇女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同封建主义进行抗争和苦斗，种种原因，才使得女性形象为众多作家所熟稔、推重，更多地在为柔性文化气闷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得以着力表现，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这一点，在我国现代乃至当代众多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余波或者得到充分的证明。

当然，随着时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选择或融合，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在深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的情况下，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形象一定还会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我们深信：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今后将一定会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和研究。

2004．9
注：①②③④⑤⑦均选自王实甫的《西厢记》
⑥⑧⑨均选自曹雪芹的《红楼梦》
⑩选自晓季、青阳的《一百个文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