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送别诗研究

两晋送别诗研究
绪论
本论文探讨的两晋送别诗主要集中在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并且以此书的划分为依据，以其中的晋诗为主，共22卷，送别诗总计87首。

送别诗作为一种诗歌流派，其起源和发展可谓是源渊流长。

送别诗萌芽于《诗经》，发展于两汉，源自于礼乐文化，这里主要包括祖饯礼制，即祖饯诗。

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送别诗的情感、形式也慢慢地丰富起来，包括：赠别诗、留别诗、忆别诗，在本文中，我们送别诗代替这些分类，统一称呼。

送别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大家庭里重要的一员，他有很多独特之处，包括思想内容、文体形式和表现方法，其中也包括语言形式。

中华民族一向"重团聚，怨别离";，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一别数载，面对与亲朋挚友分别时，怅触于怀，发而为诗，抒发离情别绪，由此就产生了送别诗，另一方面，送别诗作为一种媒介，也是古代诗人人际交往的体现。

所以这也是送别诗意蕴丰富的原因所在。

另外，送别诗本身的纪事性反映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社会现状，尤其是社会意识，文思哲理，因而作为补充史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现在，送别诗被学术界广泛关注，通过各位前辈的努力，送别诗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就本人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送别诗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概况研究，一类是专题细化研究。

一、整体概况研究：刘怀荣《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这本书中对诗歌的研究比较深入，特别是第五章，别情诗研究，主要通过对送别诗的分类，溯源，以及作家作品的反复验证，还有送别诗中的内容，艺术特征进行深度的鉴赏，诗歌范围上主要是当下近20多年以来【1】；还有：郑纳新的《送别诗略论》，通过对送别诗发展起源，产生流变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还归纳了抒情方式，分别有：写景抒情、议论抒情、叙述抒情和直抒胸臆，通过一些细节描写流露深情厚谊，除了郑纳新的研究，还有宋恪震就送别诗的分类，从文体学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探究，包括送别诗的发生、发展等做出了概括分析，详见《别诗说略读札记》一文。

这些研究总体来说具有全面性，本人可以从中大致了解关于送别诗的一些信息。

二、细化研究：在时代专题细化研究中，本人发现了两篇硕士论文，分别是：张竞怿的《魏晋别诗研究》和陈先涛的《魏晋南北朝送别诗研究》。

张竞怿通过对"送别诗源起、送别诗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方式、送别诗的意象以及送别诗的分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陈先涛则从送别诗的文化背景分析，集合送别诗的自身发展特点，然后具体推断送别诗对唐代诗歌建构乃至后代诗歌建构所造成的影响。

当然，还有唐代一些以个人为专题的送别诗研究，由于对本文乃至时代专题研究意义不大，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本文主要立足于两晋这个哲学思潮繁盛，文学自觉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文人们的创作思想，创作动机都会伴随着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二呈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与魏晋，六朝这种时代划分相比较而言，本文不会将两晋送别诗独特的内涵笼统地划分到这个大的时期，以点概面，这样做不会对两晋送别诗不能起到很好的凸显作用，你能反映出很好的时代特色。

在本篇论文里，本人将会全方面，多角度地去探讨两晋送别诗的独特表现，采用综合归纳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

然后根据分析研究两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送别诗作，重点突出两晋送别诗在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呈现的特殊之处。

以期达到与史料互证。

希望本人的这篇论文可以一定程度上充实两晋送别诗的研究。

一、两晋送别诗的创作新变
（一）四言复兴
送别诗源自《诗经》，是儒家礼乐文化的体现与结果，四言是其主要形式，但在送别诗发展过程中，四五言并存。

在五言诗发达的建安时期，送别诗大部分为五言，四言之作很少，正始时期送别诗也多为五言，直至西晋却出现了四言送别诗异常兴盛的局面。

而后，随着东晋的衰落，四言送别诗也慢慢衰落。

相关统计如下：
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其他备注
两晋4240311个别骚体诗歌按照其长短列于相应文体中，以傅玄、夏侯湛二人为主。

从上面的表1-1中可以看出：在两晋时期，四言送别诗较五言送别诗数量上来说，有一定优势。

葛晓音先生曾经做过送别诗的相关研究："四言随着语言的发展实字化以后，由于形成了单句意义独立的句式结构，又基本不用虚字和兮字，失去了诗经体丰富多变的富有节奏感的句序，从而面临着寻找新句序的困境。

";【2】两晋四言变衰的原因主要是两晋四言诗表达的多是形而上的内容，四言表达的意思稍显不足，在功能选择中，四言送别诗中所描写的人物特征和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如上所述，送别诗源自《诗经》，是儒家礼乐文化的体现与结果，四言又是其主要形式；五言诗灵活自由，适于抒发更加个人化的情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时人的审美观念中，四言诗更适宜于表达庄重典雅的内容，更适宜于作为礼乐文化的艺术载体，作为颂扬之辞的需要【3】；正始之后，司马氏集团在篡夺魏政权的过程中，掏空了儒家伦理的根基，一旦移鼎之势形成，他们立刻转过手来提倡儒家名教，企图挽救礼崩乐坏的颓败时局。

但实际操作起来，与政治上宣传儒家道德礼教相呼应的就是文学艺术上的"文艺复兴";。

于是，在传统上，以礼乐文化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诗歌也就随着政治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两晋的送别诗也自然做出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诗歌体式，这种诗歌体式也就造成了四言诗出现，并且是大幅度的，而且甚至数量上超过五言诗的趋势。

（二）篇幅加长
是什么造成了两晋送别诗的篇幅的加长？首先，通过表格的观察和上述推理可知：两晋送别诗篇幅加长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首先，四言诗自身有其自身所不可避免的缺陷，也不能笼统地说成是缺陷，此处暂以缺陷代之。

在四言送别诗的实际创作中，大多数都是围绕二二结构进行的，并且在这种结构中，很难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的情感，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意味深长的感情。

张廷银先生曾指出："四言诗在韵律结构上过于均衡，缺
乏变化，在稳定、浑厚、简洁的感觉之余，总难免会给人呆板单调的感觉。

尤其是面对比较复杂的事件和情感，四言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4】；胡应麟先生也曾指出："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5】其次，相对于一定句数的四言送别诗和五言送别诗比较来看，四言送别诗所承载的容量要小于五言送别诗所承载的容量，所以如果想要表达一些较为丰富的内容，四言送别诗就只能增加篇幅，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了四言送别诗篇幅的加长。

第二，赋法入诗。

所谓赋法，其实就是指用铺排渲染的形式，再加之铺陈的手法和骈偶的句式来作诗。

在西晋时期，诗人运用汉人作赋的形式，将极度铺陈的手法纳入到了送别诗的创作中。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提出了很多关于古典文论的看法，这也是六朝时期为什么大兴文学理论，也对后来唐代诗歌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刘勰提出过，晋代送别诗的篇幅，有以下表述："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6】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两晋时期的诗人，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利用赋的写法去写诗，而我们都知道的，赋的特点就是篇幅较长，但是普通的诗歌抒发的情感有限，所以，两晋的诗人们就为了能够将篇幅写长，不惜运用大量笔墨，从而导致了两晋诗歌绮靡夸饰地特点。

二、两晋送别诗的情感表现
（一）歌功颂德的夸饰之辞
在以晋代魏，政治夺权之后，西晋的统治者为了挽救颓败时局，开始提倡儒家名教。

但是遵守儒家礼教纲常又不能真正被当时士人所真正接受，很大程度上只是做一个外在的形式，沦为司马氏掩人耳目的统治外衣。

当时士人很难在自身寻找到与当时的礼教纲常相平衡的心理支点，但是为了生存，只好惺惺作态，而礼教纲常自身实质上又不可能作为当时社会的法度，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功能，由这一现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士人对当时的儒家礼教只在表面上维持，这便有了"做戏";的虚假意味，在文学上，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在西晋的送别诗中，很多主体都是歌功颂德。

上一节我们讨论过，晋代送别诗在文体形式上是继承了《诗经》祖饯诗体例，而在晋代的祖饯诗中，很多都是以颂扬为主。

同样地，这股谀颂之风也大多数来源于祖饯诗，在这一类送别诗中，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将颂国与颂人结合起来；二是单纯地表现统治者丰功伟绩和某个人的品质道德。

首先，将歌颂国家和歌颂个体相结合，先歌颂时代再歌颂个体。

在晋代，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代表的作品有：陆机的《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从第一章一开始就直接对国家进行赞颂一番，他是怎么写，他是这么写的:"于皇圣世，时文惟晋。

受命自天，奄有黎献";这一句比较好理解，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就知道是赞颂晋朝的，然后再诗歌中的第二章，他接着又说："奕奕冯生，哲问允迪";【7】；这个冯文罴他是怎么描写的？奕奕冯生啊，这不是普通的冯生，通过奕奕二字，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冯文罴这个人有多么地优秀。

还有陆云的《赠汲郡太守诗》也是一样，先把国家夸夸："放穆皇晋，豪彦实蕃。

";我们的国家有多么厉害呢？豪彦实蕃啊，这个国家的形象立马就树立起来了，仿佛背后有一道光，熠熠生辉的那种。

然后陆机又是怎么说的？夸完了国家，陆机反手就开始，毕竟这首诗是赠汲郡太守的，不是给国家写颂诗的，诗歌也要注重主体，所里陆机又开始夸人了："抑抑奚生，天笃其淳。

芳颖兰挥，琼光玉振";【7】；什么芳颖，什么琼光，只要是好词，都给用上，管不管得这个人能不能消化，就算不能消化，也没什么，夸人不会把人夸生气的，何况，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也不见怪。

他的《赠鄱阳府君张仲膺诗》也是同样的套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两晋的送别诗为什么赞颂人的时候先赞颂一下国家，有硬性规定吗？是不是那个时候也存在文字狱？这个有没有硬性规定，文字狱什么的暂无可考，也可能是当时那个时期的黄精限制吧，不过也有一些人不在乎这些限制，仅仅只在送别诗里歌颂人，如张华《祖道赵王应诏诗》："赞显穆亲，时惟我王。

察姿自然，金质玉相";【7】这一看就能发现，文中并没有提及晋朝，更别说是赞颂了，张华只是对送别的对象有一些夸奖，很奇怪，这一时期的送别诗里面的夸赞之辞都非常好，虽然听起来不那么真实，但是很喜欢听。

咱们再举个例子，陆机的《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一开头就夸上了："穆穆君子，明德允迪";【7】先不管送别时候多么难分难舍，先把这个人夸上一夸，然后再写离情，其中的逻辑就好像是："你这么优秀，我离开你，好舍不得啊";类似的诗歌咱们也不再列举，因为真的太多太多了。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个人所掌握的两晋送别诗，可以看出来，在两晋时期，除了歌颂国家，在歌颂个体的人的时候，也只是歌颂个别的，比较显达的门阀士族，这一时期的送别诗，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二）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
两晋送别诗中除了大幅度的歌功颂德，绮靡夸饰之外，也不乏一些直写离别，情感真挚的诗篇。

这种诗篇里常常会有作者对亲朋好友的真情挚爱，或是发出一己之情怀，尽吐悲愤或郁闷，如浩浩江水河流，飞奔而下。

如左思的《悼离赠妹诗二首》，左思与妹妹即将离别时"置酒中堂。

衔杯不饮，涕洟纵横";送别之时；"涕泗交集。

云往雨绝，瞻望弗及。

延伫中衢，愊忆呜唈";；离别之后"驰情仿髴。

何寝不梦，何行不想？静言永念，形留神往。

忧思成疚，结在精爽";【7】在这种情形下，仿佛身临其境，即使作为读者也被其感动，也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百般惆怅,兄妹之间说不尽的离别之情,感情真挚不矫作，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张力。

将微妙细腻的情感直接地抒发出来，痛陈统治者的无情。

这首诗通篇流露着一种真挚的感情，语言也十分流利，直抒胸臆，具有很强的感染性。

上文谈到过，西晋诗人的四言送别诗大多数都缺乏真情实感，这与人们对诗体有"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认识有关，但是左思却能超脱于荣辱的考虑之外，摆脱西晋以来送别诗绮靡夸饰的风格，回归送别诗抒情的本色，如实地记录当日兄妹分别情状，直行胸臆，对最高统治者强行造成的骨肉分离进行深深地谴责与控诉，体现了左思与妹妹之间的骨肉情深与人格独立，语言也十分质朴，平直而有个性；除了左思，西晋还有一些诗人在送别诗的创作中，以抒发真情实感为目的。

比如：夏侯湛感情直白流露的留送别诗《离亲咏》，紧扣离亲、思亲、愧亲的主题，直行胸臆，"苟违亲以从利兮，匪鲁闵之攸宝";【7】体现了重视亲情淡泊名利之情，明张溥指出："余为三复泣下，孝弟文雅，盛名得全者此尔";类似还有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的"乖离盈长衢，惆怅盈怀抱";【7】；陆机《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中的"感别怀远人，愿言叹以嗟";【7】；以及潘尼《赠汲郡太守李茂彦诗》的"离索何足怅";【7】等，均是诗人自身情感通过直行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些诗句如不加雕琢的璞玉一般，用真实直率的笔力深叩读者的心灵，把朋友亲人之间离别之情的淋璃尽致地展示出来，没有任何的功利性。

三、两晋送送别诗的独特审美
（一）渗透山水的审美意象
意象作为构成诗歌的最小单位而存在，袁行霈先生在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中曾说："诗歌语言的情韵义是由于诗人反复使用逐渐涂上去的，这种情韵义在诗里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的原有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义更丰富饱满";；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一些相对稳定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系统；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使用共同语言的人类的共同情感在深层意识的长期积淀。

相同朝代的诗人，因为大致的生活环境一样，而且相互之间经常有一些情感和思想上交流与影响，也会经常用一些专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常使用的一些意象和词藻。

时代发生改变之后，意象也随之出现变化。

在两晋时期，发生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即：永嘉南渡，经历了这次动荡之后，诗人们大部分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惘然凄怆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但是无奈国力微弱，士人们徒有壮志，只好把胸中块垒化成对山水的寄托，加上江左风物清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也逐渐地转向雅化，追求一种淡泊、清净的精神世界。

士人们由此便获得了带有自然山水审美倾向，于是原本充满离情别意的送别诗里也出现了以自然山水为意象的诗句。

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就是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在他的《于王抚军座送客》中，诗人笔下描写了一个寒冷萧瑟的冬天，万事万物都没有任何生气，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即将与朋友分离，作者什么心情呢？作者没有具体说明，只是把目光转向了冒着寒气的山川湖泊和漂泊不定的游云与飞鸟，通过作者的眼睛，我们发现了作者的心理，这便是意象。

这些意象将作者心中依依不舍的离情寄托在了山水之中，二者相融，浑然一色。

又如陆机《赠斥丘令冯文罴诗》"夙驾出东城，送子临江曲";【7】；殷仲文《送东阳太守诗》"昔人深诚叹，临水送将离";【7】；在这里，流水作为送别诗的意象。

"临水送别";，通过水的悠悠流淌，同时也象征着离愁别绪的缠绵不绝，流水一去不复返，同样也映射了好友离别渐行渐远。

东晋时期的文人对山水有着特别的认识和体悟，刘勰便认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7】山水河流既可以有感而发，愉悦心灵，引起人的感情升华和创作的欲望，更是诗歌之中所不可或缺重要意象，所以，这也造成诗人的生活、创作和思想都弥漫着一股山水自然的气息。

在晋代，随着山水诗的出现，诗人们开始通过对山水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转移自己的离愁别绪，同时，也用来表示对大自然的亲近与陶醉来分化离别的苦痛。

这是东晋后期所特有的文学现象，这种审美方式最终取代了西晋诗歌以深奥的玄谈来超越送别的痛苦的艺术方式。

以深情面对山水的审美趣味，更好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送别诗抒情功能的发挥是相当重要的。

（二）谈玄论道的审美内涵
审美内涵是一种抽象的但是绝对会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概念，是一个人的一种认知，表现在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看法。

扩大一些来说，就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当时文人们的审美倾向以及这种倾向之中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送别诗存在着浓重的玄学说理的色彩，体悟人生的玄学修养与亲友之间的惜别之情并存。

从西晋前期文人孙楚到后期文人张载，他们的送别诗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玄学色彩，足见玄学对这一诗歌题材的影响是很长久的。

诗人之间开始借由谈玄说道
来表现对人生聚散离合的达观、洒脱的风度。

并寻找《庄子》中《齐物论》和《大宗师》等处的典故，谈论着"道";、"理";、"忘言";等玄学概念，试图以玄学修养来超脱高别的痛苦。

努力直讲达人乐天知命、得意忘言等道理的谈玄手法是西晋送别诗特有的现象。

一方面，它与西晋文人贵玄学、尚清谈风气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是西晋文人热衷清谈已经不像正始名士那样注重探讨和创立玄理，而是"追求一种生活情趣的满足";，西晋的清谈"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遍的一种生活享受，一种表示风流素养的手段了";西晋清谈之风的转变。

使士人们不再追求深奥的形而上的思辨，而是将其玄学素养展示在诗歌中。

如潘尼的《送卢弋阳景宜诗》"知命虽无忧，仓卒意低回";【7】"情绪低回";确乎是送别诗该有的感情上的触动。

而前一句"知命无忧";显然是理智上的超脱，正是送别诗中玄理与抒情并存的形象说明。

还有陆机的《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这首诗也是饱含了诗人抒情和哲理议论之间的共存。

我们具体分析这一篇诗作中所反映出的哲理：全诗触景生情，直陈胸臆，语句精炼而流畅，格调清丽凄清，饱含了对前途充满疑虑，意蕴深远，悲楚动人，有自怜的心绪。

诗人所选都是表现自身内心情绪的意象。

诗人的情绪完全由现实而来，但是纠结于前程与命运，最终只能是个"顾影凄自怜";的结局，这也体现了抒情与说理相结合的特点。

到了东晋之后，由于西晋覆亡的事实，人们面对这一现实，希望从中找出造成这一悲剧的具体原因，因此文学界泛滥着一种反思的情绪。

社会中各个阶层、各种流派开始反思以前绮靡任诞的作风，转而注重山水自然，与自然外物之间构建起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个人的情感在艺术面前不再单一，而是显示出一种超脱。

所以此时的士人学子在文坛中不再单纯地抒发一己之怀，而是开始进行体悟，向玄远、幽深的宇宙境界的探究，所以，玄学向诗歌的渗透，使玄远虚幻成分进入诗歌，终使东晋诗坛以超脱的姿态清洗西晋黏着于世俗之上的铅华，这就促成了东晋玄学注重自然与人的高度结合。

这一思想模式也影响着东晋这一时期送别诗所蕴含的特殊内涵。

东晋时期送别诗的基本思想比较繁杂，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繁杂的思想背后有一个源泉，即自然合一，自然合一似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是具体表现送别诗的记录中，就是悟玄、谈玄、咏玄，送别诗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实性，所以在送别诗中，就会无意之中记录了这些活动，在记录这些活动的同时，送别诗也就沾染上了东晋玄言诗的色彩。

例如李充的《送徐从诗》："来若迅风欢，逝如归云征。

离合理之常，聚散安足惊";【7】本来自然界的云和风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再是在李充的笔下，他就象征了聚散不定，人生无常的玄学。

又如孙绰的《答许询诗》："愠在有身，乐在忘生";【7】虽然我们的离别是痛苦的，但是乐在忘生啊，有些事不去想就可以获得快乐了，这样的笔法旨在淡化送别时候的离情。

这也反映了玄学与感情的关系。

在这首诗中，还有："贻我新诗，韵灵旨清。

粲如挥锦，浪若叩琼";【7】因为前面淡化了送别诗的离情，所以下文立刻就去寻求另一种诗歌审美，诗人又开始注重声韵、辞藻之美，其实正常来说，这种送别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在东晋，有他特殊的时代性。

还有著名的历史上的金谷诗会，也是大量描写了一些没有任何诉求的送别诗，这样的送别诗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可以说得上的玄理来组织，而且是个描写的重点也不在于不在于景物，在这种送别诗中，主要看中的还是个人的体悟。

总而言之，不论是从诗歌内容还是思想上来看，东晋送别诗与西晋送别诗是一脉相承的。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