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纲殉路”事件下的晚清保路运动

RENWEN人文2017.5A 百科知识2001年，浙江嘉兴车务段的一名职工在沪杭铁路枫泾区间的路基旁发现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写着“苏省铁路界”5个醒目的大字。

石碑发现后，当地的考古人员和文史专家纷纷赶赴现场，一探究竟。

经细致考证，这块石碑筑于清末，是见证沪杭铁路的重要历史文物，现存于上海铁路博物馆。

石碑的发现，为人们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清末，一场“绅民一心，外争路权”的保路运动拉开了帷幕。

褫夺路权出尔反尔清末，随着立宪派势力的蓬勃肇兴，各省绅商深感修筑铁路的重要性。

清政府迫于财政困宥，不得不借外债筑路，以致路权尽丧外人之手，国人感叹此为列强“灭国新法”，认为“路权所在，即国权所在”。

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不少有识之士“从顽冥守旧之昏睡中醒来，踏入进取革新”。

在砺戈秣马的氛围下，开风气之先的浙江士绅率先倡议募款筑路，以收回利权，商办铁路。

各地保路运动迭起，以致日本记者在《支那经济报告书》中感叹，“收回利权运动愈闹愈凶，借款筑路案纷扰不断”。

浙江保路运动早于四川保路运动，是全国较早发生保路运动的地区之一。

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富庶的江南一带，很早就被英国人觊觎。

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掌控浙江命脉，英国人凭借雄厚的财赀，谋划了一项规模宏大的铁路修筑计划。

在这项铁路修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就是苏杭甬铁路。

早在1898年7月，清政府就计划修筑5条铁路，其中包括苏杭甬铁路；同年9月，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准备借助英国洋行的资金修筑铁路。

囿于英国疲于应付在南非的殖民战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遂暂停了借款筑路计划。

1905年初，英国再次要求重启谈判，攫夺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

此时，围绕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粤湘鄂三省民众也发起了废约运动。

1905年7月，浙江绅民开始陆续云集上海，强烈呼吁清政府即刻废止《苏杭甬铁路草约》，倡议自筹资金筑路。

迫于民情，清政府允诺将收回路权，同意商办苏杭甬铁路。

眼见浙江绅商开始筹款修筑铁路，英国方面为了维护自“邬纲殉路”事件下的晚清保路运动■王方星董强“苏省铁路界”石碑49人文RENWEN百科知识2017.5A身权益，一度照会清政府，并不断向清政府施压，要求立即阻止浙江绅商筹款筑路行为。

在英国的利诱和威逼下，清政府重启双方之间的谈判，并委令驻英公使汪大燮回国主持谈判事宜。

汪大燮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制定了3个解决方案供英方选择。

经过双方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英双方初步达成借款筑路意向，并决定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筑路。

绅民闻讯后，群情激愤，认为清政府出尔反尔，本已允诺自办铁路，怎能再向洋人借款筑路，以致国权沦丧殆尽。

当时，沪上各大报刊纷纷撰文，强烈反对清政府借款筑路，扬言“宁愿渴死，也不愿饮毒酒”。

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揭开了序幕。

绅民一心誓保路权在当地绅商的感召下，江浙两省民众各自成立“国民拒款会”。

他们一面宣传拒借外债，一面倡议募资认股。

在浙江籍绅商汤寿潜的主持下，浙江率先成立商办浙江铁路有限公司。

旋即，江苏亦获准成立商办江苏铁路有限公司。

尤其在浙江境内，“认股筹款、捍卫路权”成为坊间议论的热点。

一时间，社会各阶层，上至富贾绅商，下至挑夫职员，以及绍兴饼师、寺庙和尚，乃至杭州拱宸桥的娼妓，都竞相踊跃认购铁路股票。

杭州市民街谈巷议，无不言募款筑路之事，以致人人以不认股为耻。

市内的搬运工人还自发聚集在浙江巡抚衙门前请愿，声言“虽在杭州城外和钱塘江畔做苦力，且读书不多，但爱国赤心拳拳。

听闻向洋人借款筑路公告，无不义愤填膺，亲朋好友，奔走呼号”。

更有甚者，在杭州成立“公愤社”，力陈汪大燮等谈判代表无能，倡议将参与谈判的四人从浙江的籍贯中除名。

浙江拒路会则筹划绘制四人肖像图，跪于苏杭甬铁路各车站旁，以泄公愤；甚至有人倡议挖掘汪大燮的祖坟，以告慰浙江父老。

与此同时，在江苏也发生了同样的保路运动。

苏州、常州两府的妇女同胞们，分别成立女界保路会，呼吁妇女入股、抵制借款。

参加会议的妇女们，或脱去发髻，或摘下耳环，或捐献家中金银细软，以资购股。

更有甚者，捐出家中田契、房契等，以资修路。

邬纲自杀殉路幕后案中有案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尤以邬纲自杀“殉路”事件引发社会震动。

首度披露这一事件，缘于《申报》的一篇新闻报道。

据《申报》所述，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职员邬纲，因参加抗议绝食活动，不幸呕血致死。

随后，一名叫汤绪的浙路副工程师也在参加抗议活动后不久，就突然暴毙。

此事一出，江浙各地社会舆论哗然。

时任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总理的汤寿潜亲自前往邬纲灵堂前吊唁，并抚其灵柩，嚎啕大哭。

在场人士无不动情，自发前往吊唁的民众可谓万人空巷。

“殉路”烈士的壮举，深深刺痛了浙江民众，全省上下掀起了新一轮认购路股高潮，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一股不嫌少”。

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纷纷谴责政府的卖国行径，控诉英方蛮横无理。

底层小人物的各种“义举”，很快就占据了中外报端，邬纲等人也就成为坊间热炒的“英雄”。

令人惊愕的是，“英雄义举”的社会热度尚未褪去，一些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就不胫而走。

有传言，邬纲并非死于“义举”，乃因庸医误诊所致。

更有传言，所谓的邬纲根本就无其人，而是汤寿潜一手塑造的“假人”。

不少小报小刊更是煞有其事地继续刊登“惊天内幕”。

一场有关邬纲究竟死于何故的争论，再度引爆公众眼球，也成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令人诧异的是，各种报道并未细究邬纲的死因，而是连篇累牍地猜测所谓的“幕后黑手”，使人不禁浮想联翩。

邬纲究竟是何人？邬纲究竟因何故所亡？事情的原委自然还应从邬纲本人说起。

邬纲，浙江宁海紫溪义门人，生于1878年，死时年仅29岁。

他原本是浙路50RENWEN人文2017.5A 百科知识业务学校的一名毕业生，后任职于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公司职员。

正值杭州爆发绝食抗议活动，邬纲与其他职员一道参加，但返回寓所后不久，便离奇呕血死亡。

汤寿潜作为公司的负责人，闻讯后就急忙赶赴家中吊唁。

后续一二，正如报道所述。

经各大报刊广泛报道后，杭州市民纷纷自发前往吊唁，群情激愤之举一触即发。

但未过许久，坊间就传言四起，正如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筹建人之一、杭州报业名流汪康年在其《汪穰卿笔记》所述：“杭中谣讹杂起，适有一工头邬某（邬纲——作者注）病瘟，被业西医刘某药误死，方欲控刘（此事极确，以中外报得第一次新闻尚说是病也——原文注）。

值路事起，蛰仙（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

蛰仙遂因此以激励风潮，后之汤工程师以他病死，亦置诸殉路之列。

”坊间的“造谣中伤”者，暗自指责汤寿潜涉嫌“造假”。

汪康年尽管未在公开场合议论此事，但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很快就在社会上蔓延开来。

不久，一则更加劲爆的内幕见诸报端。

原来汪康年就是主持苏杭甬铁路谈判代表汪大燮的堂兄弟。

这一报道，引起社会舆论哗然。

汪大燮在主持谈判时，在民众看来处处向英国人示弱，以致路权沦丧，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汪康年作为其堂兄弟，实有为汪大燮开脱的嫌疑。

所谓邬纲死于误诊，乃是汪康年混淆公众视听，制造离间事端的由头。

看似真相的理由，并未打消公众疑虑。

浙江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就曾对汤寿潜主笔《时务报》颇有微词。

听闻此事后，张元济还去信汪康年，称莫与汤寿潜深交，认为“蛰仙（汤寿潜）亦非平正人也”。

汤寿潜的“作伪求名”，似乎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时过境迁，后世不少史学家对此亦有过各种猜测或论证。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邬纲殉路”事件的发生，的确促使保路运动产生了峰回路转的功效。

就在汤寿潜刊布“邬纲殉路”公告后不久，浙江保路运动达到了顶峰，以致“广博宏大，殆不可思议”，“全省绅商学界，益形激昂”。

路权收回铁路贯通毋论邬纲是亡于殉路，还是死于误诊，邬纲已成为千千万万浙江民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这样被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邬纲殉路”事件后不久，清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单方面取消了与英国之间的各项协议，同意苏杭甬铁路改为官督商办，并由汤寿潜主持的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联袂江苏铁路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苏杭甬铁路的修筑事宜。

经双方磋商，以上海境内的枫泾镇为界，北段由江苏铁路有限公司修筑，南段由浙江铁路有限公司修筑。

起初，江苏段的起点选址于苏州，后因地势低洼，遂改从上海筑起，站点便选址在上海县城南缘半淞园一带，定名“上海南站”。

浙江境内杭州至枫泾镇的杭枫段于1906年9月开工，1909年竣工，4月通车；沪枫段于1907年开工，1909年竣工。

1909年7月，两路在枫泾接轨，全线投入运营，共设有24个站点。

1913年7月和1914年4月，苏路和浙路相继被北洋政府以“干线国有”为由收归国有，并入沪宁铁路管理局统管。

1915～1917年，线桥设备进行整治改造，线桥路势趋于稳固。

淞沪会战后，中国守军为阻挡日军南侵，对铁路设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沪杭线进行整治，更换了部分钢轨、枕木、道岔和路基等。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汤恩伯部对沪杭铁路再度进行破坏，炸毁各类桥梁共计16座。

上海和杭州解放后，在陈毅市长的督办下，上海市军管会铁路处立即组织力量抢修沪杭铁路，并于1949年6月12日全线贯通。

如今，沪杭铁路作为中国铁路骨干线——沪昆线的一段，继续见证着历史的百年沧桑巨变。

【责任编辑】王凯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