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都论西安

千年古都论西安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在这个古老的国度的脊梁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

这个国度，叫中国；这个城市，叫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名列我国六大古都之首，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个王朝在此建都，时间长达一千零六十二年。

为什么长安竟有如此魅力吸引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此建都？我想这和它所具有的优越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

但现在的西安的气候却不见得有多好：它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雪，春秋时有连阴雨天气出现。

当然，现在的西安，于古代的长安已经大不相同。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分析古长安的各项优势吧。

我们先来看几段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劝说刘邦入都长安的文字，从这里我们或许能找出一些端倪：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

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娄敬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张良
“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田肯
除去对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形式判断外，他们对关中地区，也就是长安地区地位的认识是很明确的。

这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关中地区战略位置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天下之亢”；
第二、关中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易守难攻；
第三、关中地区经济社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

根据张良的设想，再联系以后各王朝的实际，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关中模式”。

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中国地图，在上面勾勒出两条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另一条是黄河－渭河一线，即东西交通运输线。

两线交汇之处即为关中地区。

那么以关中地区为重心向两翼延伸，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弯月形：内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外侧则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就基本都划在了弯月的两道弧上，如外侧有萧关、阴平关、阳平关、剑门关和江关等，而内侧则有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虎牢关等。

弯月形内侧可有效控制东部平原地区，外侧则可防御少数民族入侵，可谓“金城千里”。

弯月形内又有大小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关中地区为中心辐射全国。

如此一来，全天下都在这秩序井然、固若金汤的“关中格局”中有条不紊地运转着，这以格局的枢纽，正是“天下之亢”——关中长安。

欲得天下、安天下，必扼天下之亢，历代帝王青睐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长安地区的战略位置重要，说到底还是地理位置优越。

关中地理位置优越之处历来为古人所称道。

现在看来，西安不仅处于黄河上游，而且由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对于东部地区，西安便处在一个制高点之处，即“建瓴之势”。

它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占据此地，便有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

详细说来，西安四周的环境是这样的：峻峭的华山傲然东立，其脉东延为崤山，横亘于黄河、
洛水之间；高耸入云、摩天万仞的太白山、南五台、翠华山、骊山等雄峙于关中平原的南面；逶迤连绵的尧山、黄龙山、嵯峨山、九峻山、梁山等构成北山山系，屏屏玉立；岐山、杜阳山、陈仓山等孤峰突起，阻隔于关中西部。

这些绵延起伏、重峦叠嶂的山脉在西安四周形成了易守难攻的门户，其中又以东南为险要，因为东南两面的山脉如秦岭的形成是由于断裂运动的结果：渭河沿断层而下，秦岭沿断层上升，这使得秦岭北坡最为陡急，成为西安的天然防线。

倚仗西安四周的自然环境，各定都关中地区的王朝还在险隘之处设置关卡。

《西京赋》里说这里“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华戎”。

事实上西安周围的关隘还远不止此。

西安地区被称为“关中”，是以其四周关隘林立得名。

各关隘中较大的，便是“东函西散南武北萧”了：
函谷关在西安东部，“东自崤山，西至潼津，大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故名‘函谷’”，它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散关又名大散关，在西安西部，扼秦岭西端之险，西制关中交通要道，锁蜀秦往来咽喉；武关是西安南方门户，建于商山谷涧，“悬崖深壑，石环水绕，险阻关成”，号称“三秦要塞”，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萧关在西安以北，位于六盘山东麓，守备着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道。

除此四关，还有一处渡口也是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蒲津。

蒲津在，则关中进可窥临汾、上党，退可阻山西之寇；蒲津不保，则关中险塞亦难稳固。

所以若说函谷关为关中正门，则蒲津关可称关中侧门。

若某个进取心强的帝王定都西安，固守这四关一渡，然后从武关方向进取南阳盆地，蒲津方向包举晋西南，出散关而席卷汉中，出萧关而囊括陇西，再由函谷尽收河南三川河谷，争衡天下。

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之大，无以言喻。

如秦灭六国前，有人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从地理形式来看，秦已据有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国都均在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为屏障。

至此，六国之亡已成定局，秦灭六国是个很自然的结果。

关中地区除了具有上述优越的地理条件外，还拥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西安地区平原舒展，土地肥沃，河流密集，十分宜于农耕。

故苏秦才会称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注：《战国策·秦策一》）这里农业发达，与“八水绕长安”是分不开的。

“八水”，即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天然河流，而西安整处于渭、灞两水之间。

整个关中地区就位于“八水”所成冲积平原上。

这里不仅土质疏松，排水性好，土壤肥力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沉积泥土越多，可耕地面积获得扩张。

这种地利使长安成为“天府之国”，为其作为一国之都奠定了经济基础。

同时，“八水”交错流通，纵横分布，灌溉极为便利，秦、西汉又曾着力经营关中水利，先后开通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更是大大促进了关中农业发展。

另外，西安附近的山中还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为关中地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

当然，关中地区内畅通的交通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是拥有了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了。

而由于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人很早就在此地定居，使关中居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综合以上考虑，历代重
视关中、多定都长安更是顺理成章。

不过必须提到一个的问题是，为什么长安在兴盛了千年后又逐渐衰落并以至于在历史舞台上找不到它的影子了呢？这就要从唐朝说起了，正是唐以后，关中地区才渐渐衰落下去的。

而它的衰落，却与它之前的优势又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关中地区的衰落，首先就是因为经济重心的变化。

秦汉时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而自魏晋南北朝起，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江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另一个原因就是关中地区的地理原因。

由于关中人口日增，“八百里秦川”亦不能保证供给，需东部地区转输，故隋开凿大运河、唐整治漕运。

又因为关中地区险阻的地理环境，唐代京师漕运十分困难。

京师漕运需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再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

《新唐书》所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

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

”如此看来，定都长安，反而给帝国担上了沉重的担子，则唐时高宗、中宗、睿宗、玄宗、昭宗、哀宗六帝前后三十余年均居洛阳，而武周干脆就以洛阳为都。

关中地区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形式发生变化。

自唐以降，东北各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大增，军事重心随之东移。

经济、军事重心相继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这与天下大势是不合的。

因此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

而这以过程伴随着的，就是关中地区的相对衰落。

西安，煊赫辉煌了千年后最终渐渐隐去，再也没有重现它的盛世景象。

它的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地理条件；而它的衰，亦多少是因为它的地理条件。

西安兴衰已成历史，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对它的过去进行分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