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把握好党史研究的几个关系

谈把握好党史研究的几个关系2013年02月26日10:10 来源：北京日报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史问题，在当前需要格外重视。

这里，我着重讲讲坚持科学党史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应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讲党史如何做到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问题。

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过了今天就是历史。

两者的区别只具有相对意义，决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

对于党的历史研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对此，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为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公认的经典表述，即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这“四用”是一个整体，都要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不能厚此薄彼，重此轻彼。

但是，从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传统心理来看，最难做到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是如何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今人。

因为多少年来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训诫，认为讲错误是丢人的事。

其实，这种思想是片面的直线式思维。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

毛泽东本人也讲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

这既是辩证思维，也充满了对历史进步的自信。

研究党的历史，应当强化这种辩证思维和自信心理，直面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历史教训。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因此，那种认为不讲或者轻描淡写讲“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现在有一股要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暗流呢?就是因为有些“愤青”对那段历史给党、国家、人民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是十分清楚，不了解我们党所付出的惨烈代价。

尽管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很艰巨，有些贪腐现象触目惊心，但决不能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而只能靠法治建设，靠真正的民主监督。

否则，我们国家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将毁于一旦。

胡锦涛同志多次讲的“不折腾”是对过去沉重历史的深刻总结，必须刻骨铭心地牢记。

秉笔与求是的关系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

但是，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

因此要科学地把握秉笔与求是的关系。

“秉笔直书”是中华民族历代治史的优良传统。

毫无疑问，研究中共党史也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

但是，对它的理解要辩证一点。

有如前述，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权衡政治利弊。

尽管是学者，也不能没有政治眼光。

在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下，历史是非与政治利弊在总的方面是一致的，能够统一的。

但是，在一定时候，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两者发生矛盾后，往往要求学术研究服从政治利益。

身在体制内，不能不正视这个矛盾和正确对待这个矛盾。

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处理这个矛盾的一种方法。

对此，有的学者往往想不通，认为写史就要细写。

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一定道理，但是写史如绘画。

绘画有工笔画，也有写意画。

写意画就带有“宜粗”色调，不能因此就说写意画不是画，或不能成画。

何况党史有它的特殊性，研究党史不能无视这个特殊性。

再则，秉笔直书也不是不考虑时间地点、政治环境和社会影响，对某些历史的某些内容统统地、简单地反映出来的。

说白了，秉笔直书不是“裸照”。

如果那样来要求写史，在我看来，只能反映历史的表面现象，很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历史的真实。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某些问题一个时候不能讲透，可以少讲、粗讲，即“写意”。

只要不讲假话、不造伪史，就是秉笔。

待条件成熟了，环境许可了，再多讲、细讲，是可以的，也应当允许。

这丝毫不违背秉笔的传统。

我们常说，真理是一个过程。

不仅认识真理是个过程，就是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是一个过程。

同样，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

所谓历史的观点，不仅是要历史地看问题，还要求放在历史长河中，等待历史发展到将来讲问题。

因此，对秉笔与求是的关系一定要科学地把握。

研究党史要有“牛劲”、要有开阔的视野，决不要“一根筋”，“钻牛角尖”。

只有这样，才能气顺人和，在党史研究的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

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这就是说，一些在传统观念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个文件很好，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

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

这里不仅充分肯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创新与“异端”问题。

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

不仅在自然科学史上,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史上，也有这种情况。

不少最初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理论和创造发明，后来被实践证明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打远处说，马克思主义最初被认为是“异端”，共产主义制度被认为是“幽灵”，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等等。

再看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包产到户最初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认为是“砍旗”，搞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可见，“异端”与创新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这就是说，一些被传统观念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其实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创新。

许多创新在最初往往被认为是“异端”，它被承认是创新要经历一番曲折和挫折。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真理被接受、被认同需要一个过程。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被认为是“异端”的东西都是创新。

这就要对“异端”做具体分析。

有的属于创新，有的则是真正的异端邪说。

怎么辨别?标准还是历史实践和科学实践。

只有实践才是辨别创新真理还是异端邪说的唯一标准。

党史研究要有创新：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破除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多少年来，一些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或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或者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

一定要从这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二是要有理论勇气。

提出新观点，最初很可能被视为“异端”。

如果是偏离了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所谓“创新”，无疑应当放弃，服从真理。

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实是符合历史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新观点，那就应当坚持，即使被认为是“异端”，也应据理抗争。

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这就要以马克思那句名言来自勉：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研究党史也要有这种大无畏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就可能做出重大创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

敏感与猎奇的关系近年来，有不少人出于猎奇，在网上伪造所谓“秘藏”，对此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或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史料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公开披露了，当然也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具有敏感性的“秘藏”。

根据保密法，那些关系国家安全的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极端机密件是不能随意公布的。

这些“秘藏”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密，由主管部门经过一定程序适时发布。

但是，现在网络发达了，在网上不时能看到一些“曝料”，声称“秘藏”。

不少人出于猎奇，往往辗转传播。

其实，这些所谓的“曝料”，有相当多的是伪造的。

比如，最近网上流传两段毛泽东藐视宪法的语录。

一段语录说是1954年毛泽东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云云。

另一段说是1961年毛泽东在秦皇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等等。

对此，我请教了曾经参与过宪法起草工作的知情者，也咨询了长期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学者，他们回答得很干脆，说：毛泽东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两段语录是伪造的。

尽管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的法制还不健全，在“文革”时期宪法也被践踏了，但毛泽东的讲话里没有网上伪造者所编造的那些内容。

事实上，网上那两段语录伪造的痕迹也是明显的。

比如，网上那段1961年的讲话中一字不差地包含了1954年那段话的全部内容。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讲话有个鲜明的特点，即往往是即席的，不可能背书式地完全重复7年前的内容。

这不是毛泽东讲话的风格。

现在，网上这种伪造的“秘藏”不少，需要认真地考证加以辨别，不能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

但是，有的人却以这样的伪材料作为写作或发议论的根据，这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党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严谨学风，不能让这种行为来玷污党史研究的科学殿堂。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困扰几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个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尖锐，但在党史研究中有时也会碰到。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既属历史学科，又是政治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纯粹的学术。

“资政育人”就是它肩负的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的态度为政治服务。

但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却是困扰几代党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这个问题，现在一些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也不时为这个问题感到苦闷。

改革开放以来，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个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尖锐，但在党史研究中有时也会碰到。

的确，政治和学术是一对矛盾，两者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相抗相克的一面。

它所以成为一个棘手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当政治偏离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时，学术研究是盲目“紧跟”，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是即使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在某些时候，政治家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与学者的视角也会有差异。

前者往往着眼于利与害来作为权衡取舍的判断标准，后者则更多地习惯于是与非作为褒贬的判断标准。

政治上的利与害与学术上的是与非，有时会重叠一致，但在不少时候则不那么一致，有相当距离，乃至较大反差。

所谓“相抗相克”，非常棘手，主要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学术研究能否坚守学术良心这个最基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