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文化完

学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

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

《全唐诗》辑录诗歌近五万首，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名诗人辈出，不少名篇千古传诵。

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

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

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

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通常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自“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至沈佺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

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

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

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一扫南朝绮靡、颓废的流风，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诗歌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

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適和岑参等。

王、孟写作艺术较高，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高適才气逊于岑参，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

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学习民歌语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长于夸张，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

他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

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求仙饮酒、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

《将进酒》、《蜀道难》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从《诗经》、《楚辞》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又革新创造，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真挚的感情、雄浑的基调、精炼的语言，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铭。

就思想内容而言，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

他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

“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北征》、《悲陈陶》、《羌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因而被目为“诗史”。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

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

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他以讽喻诗表现其“兼济”思想，以闲适诗表现其“独善”精神。

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占五十首。

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

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叙事平易。

他的代表作有《卖炭翁》、《秦中吟·重赋》、《琵琶行》及《长恨歌》等诗，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当时已被目为“元和体”。

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两人名噪诗坛，时称“元、白”。

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刺美见事”。

代表作有：《连昌宫词》，是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叙事诗；《田家词》，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亦为名篇。

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

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穷困潦倒，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

他在《秦宫诗》、《猛虎行》、《雁门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
巨镇，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

他的诗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

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虽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但“运与愿违”，不得实现，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斥责宦官的内容，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

他写了不少《无题》诗，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

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文字清丽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但也沉沦下僚。

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关心国家治乱，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

在艺术上，他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末农民战争之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

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

古文运动(补)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

南北朝以来，流行写骈体文，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实的内容。

中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儒、道、释杂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统”，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

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

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

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文”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

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作文章必须“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创新精神，辞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

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应把文章写得“文从字顺”。

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师说》、《毛颖传》、《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

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

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

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天说》、《封建论》、《捕蛇者说》、《黔之驴》及《永州八记》等。

新乐府运动
唐朝元和年间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

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

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

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

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

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

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
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

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

《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

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

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

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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