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四声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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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名词解释糖糖韩

考研复习资料三曹：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

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

建安七子：指建安时期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祯七位作家，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

其中王粲的成就最高，被称为“七子之冠冕”。

因他们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建安风骨( 汉魏风骨) :是指建安作家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

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为首，包括“七子”和蔡琰,除孔融之外，政治上都倾向曹操。

这些作家大都饱经忧患，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有直接的感受。

他们都拥护曹操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着渴望为国家实现统一而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壮志。

因此，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表现统一天下的抱负，便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梗概多气、悲凉慷慨、刚健遒劲，便是他们作品的共同风格特征。

而这种内容和风格，既有着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建安文学的这种特色，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后来唐代陈子昂所说的“汉魏风骨”，也是指此而言。

曹刘: 指建安诗人曹植和刘祯。

因他们都以五言诗在当时负有盛名，故后人将其并称。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七步诗:相传是曹植所作。

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曹丕曾命曹植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

曹植应声便为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箕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后人称为《七步诗》。

五言《悲愤诗》：五言《悲愤诗》为汉末女诗人蔡琰所作。

它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长达108句，540字。

这是一篇自传性的作品，叙述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被乱军所掠，辗转流于南匈奴，后被赎还乡，见家园残破，心情凄怆。

作品通过作者自身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骚体《悲愤诗》：内容与五言《悲愤诗》大致相同。

四声八病

关于“四声八病”“四声八病”是古代关于诗歌声律的术语。

相传为南朝梁沈约所提出。

四声即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的总称。

汉语字音的声调分别，古已有之，但直到齐梁时的沈约，才正式确立了四声的名称，并把它用之于诗歌的格律(在创作上根据这一原则加以实践，就是所谓的永明体，参见“永明体”)，一直沿革至今。

八病则是指作诗时避忌的八种毛病。

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关于八病的诠释有多种说法，据《文镜秘府沦》所述：平头指五言诗中(以下各病均指五言诗而言)一联中上句开头两字与下句开头两字同声(同平、上，去、入)；上尾指一联中两句，末尾的那个字同声；蜂腰指一句中，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鹤膝指第一句和第三句(即不押韵的两句)的末尾那个字同声；大韵指一联中用上和所押的韵同狗部的字(如五言诗中以“新”字为韵，“新”字以上九字中便不得再用“人”、“邻”、“身”、“陈”等字)；小韵指一联中除押韵的字以外的九个字，有两字是同韵部的(即韵脚以外的九字之间互犯)；旁纽一名大纽，指一联之中有两字迭韵(即一句中如有“月”字，便不得再用“鱼”、“元”、“愿”乖与“月”同声纽之字)；正纽一名小纽，指一句中有两字双声(如“溪”、“起”、“憩”三字为一纽，前面用了“溪”字，后而便不得更安“起”、“憩”等字)。

总之，沈约的声律论要求做到一句中的五个字，音韵都有区别，否则，便是“病”。

四声八病的提出，引起了时人和后人对于诗歌声律长久而广泛的讨论，促使作家们更加自觉地注意诗歌格律，为五言古诗向格律严整的律诗过渡准备了条件，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这个理论本身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不适当地夸大了声律在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由于它过于追求形式上声律的讲究，以至连沈约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因而在另一方面不仅助长了当时趋末弃本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且也妨碍了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抒发和诗歌音节的自然之美。

永明体

编辑本段创作状况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
永明体.txt爱情是彩色气球，无论颜色如何严厉，经不起针尖轻轻一刺。一流的爱人，既能让女人爱一辈子，又能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四声八病”
弊病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诗歌的声律、病犯说是南朝齐时沈约等人最早开始研究的。《南史·陆厥传》云：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
沈约
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研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诗：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

四声八病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四声八病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四声八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词汇，它是用来形容文学作品缺乏生气和艺术感的问题。

下面我将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汇的含义。

四声指的是平仄的四种声调，即平声、仄声、上声和去声。

古代诗词的韵律是由平仄来决定的，平仄的运用能够赋予作品以韵味和节奏感。

如果一篇文学作品的平仄运用不当，导致整体节奏不流畅，那么就会出现“四声”，即平仄不清的问题。

八病是指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八个缺陷，即神侧逸、志薄弱、词不达、辞穷俭、文无能、意散乱、章节杂、文疲病。

神侧逸指的是作品中的描写过于肤浅，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刻画。

志薄弱则是指作品中人物的志向和情感表达不够鲜明，缺乏个性和深度。

词不达是指作品中用词不准确，无法表达作者的意图。

辞穷俭则是指作品中的文字贫乏，缺乏华丽的修饰和运用。

文无能是指作品中的文辞乏味，缺乏艺术感和表现力。

意散乱是指作品中思想和情感没有条理，表达混乱。

章节杂则是指作品的结构松散，章节之间没有明确
的联系和过渡。

文疲病是指作品中的文辞疲乏，缺乏新颖和独特之处。

四声八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概念，它对于评判一篇文学作品的优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四声八病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和评价古代文学作品。

同时，对于写作者来说，也能够提醒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要注重平仄的运用，注意避免八个病症的出现。

总之，四声八病是古代文学中的词汇，它描述了文学作品中平仄不清和缺陷问题。

了解和掌握这些概念，对于欣赏和创作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希望大家通过对四声八病的理解，能够更好地欣赏古代文学的魅力。

所谓绝律八病与律诗勿犯四平头之说

所谓绝律八病与律诗勿犯四平头之说汉字有四声，四声是平上去入，四声定平仄，一二为平，三四为仄。

写绝律诗的时候，在四声和平仄的安排处理上，容易犯八种毛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或称小纽、旁纽或称大纽。

这便是绝律诗的“八病”。

绝律诗的四声八病是南北朝时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武康（今德清县）沈约提出的，由于诗词兴在吟诵歌唱，要求发声清浊协调，音韵和谐优美、悦耳动听。

反之如若拗折不流畅，就缺乏音乐美了。

本文把八病的规则，用现代汉语拼音字母的视角表达出来，并以《盛典诗选》中一首五绝《野菜歌》为例，说明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就是犯了“八病”之忌。

例诗：池岸陌阡旁，香葱草里藏。

芬馨闻四野，佐膳有良方。

汉字的每个字的发音都是由声母和韵母拼成（个别字无声母称零声母）。

上例诗第一句韵脚是旁[pang]声母是P，韵母是ang。

其它字都可以此明析，接下去就以这首诗为例，把八病胪列作解。

平头以例诗五绝来说，一联中，上下句第一字如属同声，或称双声，即声母相同，第一联上句如作“溪[xi]岸陌阡旁”，则与下句第一字“香”[xiang]同声，即犯平头之病。

上尾一联中，上下句末尾字同声。

如例诗第二联上句末尾字拟作“泛”[fan]，全句改为“芬馨随处泛”。

则与下句末尾字“方”[fang]同声，即犯上尾之病。

蜂腰五言绝句中第二字和第四字同声，（另一说全句皆浊音，中有一字清音）（注）。

如例诗第二联下句拟作“佐膳有神方”。

膳[shan]与神[shen]同声，即犯蜂腰之病。

鹤膝五言绝句上下联第一句末字同声，即全诗第五字和第十五字，（另一说全句皆清音，中有一字浊音）如例诗拟将下联第一句末字作畔[pan]，全句改为“芬馨闻屋畔”，则与上联第一句末字“旁”[pang]同声，即犯鹤膝之病。

大韵五言绝句除三个韵脚外，其它字用了迭韵（韵母主要部分相同），即各句中的字有与韵脚同韵。

如例诗第二句“香葱草里藏”[cang]香藏同属阳韵，即犯大韵之病。

中国文学批评史8讲

(一)永明声律论的兴起永明年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声律运动勃然兴起，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汉语诵读本身所具备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之感，乃是永明声律论得以产生与发展的自然基础。汉语由方块汉字组成，重训诂，重声训，四声调类是汉语本身所固有的。先秦汉语中就有声调。据北师大俞敏《古四声平议》一文算，《易· 上经》2064个字，其中平声912(占 44%)、上声426(占21%)、去声353(占17%)、入声373(占 18%) 。古人诵书，本注意抑扬顿挫，声音悦耳动听。《续晋阳秋》载，东晋袁宏讽咏《咏史》诗，而为谢尚所激赏，称其“声既清会，辞又藻拔”。南朝讲舍，《梁书》本传称之“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可见古人早就注重诵读的声音之美。
(2)从文章性质入手划分: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 立言》说， “古人之学者有二”，是指“通圣人之经”之儒与“止于辞赋”之文。前者属于学术的范畴，后者属于文章的范畴。所谓“今人之学者有四”，指:①墨守五经章句之儒； ②博穷子史而不能通其理之学者；③擅长“笔”之作者；④擅长“文”之作者。前二者属于学术范畴，后二者属于文章的范畴。这种“文”“笔”之辨，已不是从形式上按有韵、无韵来区分，而是从作品本身的性质上指出“文”“笔”的差异。
陆机《文赋》亦强调作家为文，必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形内即形骸之内，指主观精神；形外即天地，指客观世界。“笼天地于形内”，正如《庄子· 齐物论》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作家只有胸怀广阔，视野开阔，“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囊括宇宙，才能描绘出纷纭万象于笔端。说明作家为文，重在充分表现“道”即宇宙本体， “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虚无”则“大象无形”，“寂寞”乃“大音希声”。按照玄学本体论，文是“虚无”、“寂寞”的宇宙本体即“道”的表现，惟有善为文者，才能“笼天地”、“挫万物”，创作出天下之“至文”。

“四声八病”说的缘起

“四声八病”说的缘起作者：王睿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4期摘要：“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在诗歌从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永明体”的产生是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作诵诗歌实践，体味到了汉语声律之美，并积极追求之的结果。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魏六朝以来，人们追求诵诗声美的氛围浓郁，加之音韵学的发展，“四声”的发现，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

关键词：四声八病；永明体；沈约；声韵调律作者简介：王睿航（1991-），男，汉族，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四声八病”是“永明体”声律论的具体内容，所谓“四声”即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南齐书·陆厥传》云：“（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又《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所谓“八病”，即是指在作五言诗时，运用四声、声韵所因避免的八种毛病。

据《文镜秘府论·西卷》所载，“八病”包括“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和正纽。

”“四声八病”说的起源是古代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发现了汉语中原本就客观存在的声韵调律之美，并用“四声”“八病”等将其理论化、规律化，积极用于诗歌创作的结果。

永明体的创制者们认为，此前的诗人虽已注意文学作品语言的音律美，但多少还是比较盲目地去要求做到音韵流畅，而不能自觉地人为地运用声韵的规律去创作。

而永明年间，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较为繁荣，这些都为文人作家们潜心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保障，永明体诗人对诗歌语言声音之美的追求，较之前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汉民族的语言自古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民族的语言有声、韵、调之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魏晋南北朝1、建安风骨指建安诗歌的风格特色，所谓"风"主要指建安诗歌反映社会动乱，抒写理想壮志的现实内容，“骨”主要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

两者结合指建安诗歌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刚健的特点。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建安风骨”，但他无疑是将建安文学作为风骨的典型来看待，后来钟荣在《诗品》中则直接用了“建安风力"- -词。

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如陈子昂。

在文学发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正始文学(诗歌)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两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

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

其中嵇康、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

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即是他们的主要特色。

3、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称谓包括了其后若千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

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

一，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二,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反映社会动乱和抒写报国壮志的充实内容,慷慨悲凉的情辞和苍劲雄浑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古典诗歌也从此摆脱了四言格局，完善了五言体制，开创了七言新体，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新的面貌。

4、咏怀诗阮籍所作。

有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

四声八病对诗歌的影响

四声八病对诗歌的影响“四声八病”是“永明体”声律论的具体内容，所谓“四声”即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南齐书·陆厥传》云：“(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又《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所谓“八病”，即是指在作五言诗时，运用四声、声韵所因避免的八种毛病。

据《文镜秘府论·西卷》所载，“八病”包括“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和正纽。

一、汉民族的语言自古就有声韵调律之美汉民族的语言有声、韵、调之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

《尚书·尧典》就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可见汉语早在上古就有声律之概念。

《诗大序》中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孔颖达疏曰：“情发见于言语之声，于时虽言哀乐之事，未有宫商之调，唯是声耳。

至于作诗之时，则次序清浊，节奏高下，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

一人之身则能如此，据其成文之响，即是为音。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作诗时虽没有四声的概念，但融入了宫商角征羽五声和谐的概念，并追求清浊节奏成文的规律之美，而非无声无韵，无调无律。

据清代和现代一些学者研究，《诗三百》中的诗句有规律地停顿形成节奏，押脚韵的字不但韵母相同或相近，而且声调也相同。

这表明在《诗经》时代，人们对声调就已有敏锐的感觉。

古代文学考研名词解释第三弹(魏晋南北朝文学)

古代文学考研名词解释第三弹（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乐府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定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

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

《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

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杜甫的《兵车行》、《哀江头》等。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 12 类。

建安七子建安七子的得名源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中除孔融外，均依附曹氏政治集团，都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杰出人物。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

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

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代表作有《登楼赋》。

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基本特征的概括，此时的作家主要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应场、刘桢、阮瑀、徐干)、“一蔡”（蔡文姬），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呈现出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文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

“太康体”之名，始见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觉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一，名词解释1，四声八病：诗歌声律术语。

四声,汉语字音的四种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由南朝沈约、周顒提出。

周撰《四声切韵》,沈撰《四声谱》,为专门阐述汉语四声的早期论著(今均佚)。

八病,律诗中运用四声不当而出现的八种弊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据传由沈约、王融、谢脁创议提出。

四声八病说的提出,引起时人和后人对诗歌声律长久而广泛的讨论,促使作家更加自觉地注意诗歌声律,为五言诗向格律严整的律诗过渡奠定了基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声八病亦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在当时即受到钟嵘等人的批评:“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诗品》)、“作诗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均是对此一学说的批评。

2，“风骨”说：南朝梁刘勰有关艺术感染力的理论。

语见《文心雕龙·风骨》: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倩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风”、“骨”或“风骨”,原均系品评人物之词,多指人的精神气度,即基于仪表而又超乎形迹的一种风度、神采。

用之论文,则众释纷纭。

稍后于《文心雕龙》的《魏书·祖莹传》视风骨为风格,有“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之说。

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

范文澜在为“风骨”作注时进一步指出: “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辞。

惟前者始得风骨之称,肥辞不与焉。

”今人多认为, “风”应指作品思想内容给予读者的教育作用, “骨”则指完善的文句在读者身上所唤起的力量。

“风骨”合称,即指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风骨说”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刘勰之后,受这一理论指导,总结魏晋文学而提出的“建安风骨”、“汉魏风骨”等,不仅成为促进诗歌健康发展的有力口号,而且成为历代作家反对轻艳绮靡文风的战斗旗帜。

论南朝“四声八病”及对唐格律诗的影响

论南朝“四声八病”及对唐格律诗的影响论南朝“四声八病”及对唐格律诗的影响一、引言格律诗（指五七言绝句和律诗，以下同）起源、发展、兴盛于唐代。

在接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河中涌现出诗人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诗歌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见《全唐诗》），奠定了我国格律诗的基础，成为格律诗的宝库，以致有人说唐诗是我国格律诗的顶峰，其后无诗。

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但是，唐格律诗对以后诗词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今天，格律诗依旧深受我国百姓大众喜爱，学习者层出不穷，上至耄耋老人，夏至青少。

格律诗有严格的格律要求，除自身严谨的格律外，后人又增加了很多禁忌，观点不一致，令初学者莫衷一是。

现在，争议比较多的观点就是“撞韵”和“挤韵”说。

有人说，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于南朝时代沈约的“四声八病”说。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根朔源，理清线索，分析一下合理与不合理的条款约束，以便我们更好地继承、学习、发展格律诗。

二、诗歌韵律专著的起源与发展概述应该说，我国的诗歌发展从《诗经》到《离骚》，以至后来很长时间内还处于自然发展阶段。

关于评论诗歌理论的文章很少见。

直到南朝齐梁时期才出现专门文学作品评论学者。

代表是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

全书共10卷，50篇。

但是没有诗歌专论。

于是，与此同时，出现了《四声切韵》。

《四声切韵》是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y髇g）著所，这部书是关于诗歌创作音律首部著作，论述了古法七音三十六母，首次提出了平上去入四声理论，给诗歌汉字“四声调”奠定了基础。

同时，出现了另一位学者，沈约（441~513年），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博通群籍，擅长诗文。

并撰《四声谱》，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这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

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

直到隋朝出现了第二部论述诗歌韵律的书籍《切韵》。

这部著作由陆法言著。

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

沈约四声八病说与典故

沈约四声八病说与典故沈约四声八病说与典故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

沈约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

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为何，说法不一。

“四声八病”说为后来产生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典故沈约暮年，身体消瘦。

著名词人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约。

后来，明代诗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之诗句，这个细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约。

《梁书》本传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

祖林子，宋征虏将军。

父璞，淮南太守。

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

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

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

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

起家奉朝请。

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

兴宗尝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

」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关西令。

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并兼记室。

入为尚书度支郎。

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

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

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

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

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

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

」迁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

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

俄兼尚书左丞，寻为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

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明帝即位，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

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

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

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诗歌史上的“永明体”与“四声八病”

诗歌史上的“永明体”与“四声八病”
南朝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由车骑将军升任司徒，既是亲王，又是三公之一，权势很重。

萧子良雅好文学，礼贤下士，于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在建康鸡笼山(今南京市鸡鸣山)“西邸”广集文学之士，其中八人特别受到重视，后世称之为“竟陵八友”。

八人是：萧衍、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罢、任防、陆倭。

他们研讨经文学术，抄写五经百家，编辑成《四部要略》。

同时召集名僧，讲论佛法。

正是这两部分人的工作和交往，才产生了新的诗歌体裁——永明体。

在竟陵八友中，对于永明体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沈约、谢眺、王融三人。

《南齐书·陆厥传》：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胱、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颐，善识声韵。

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应当说，四声的被重视与当时佛教翻译有关，而将其自觉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使之成为人为规定的声韵规则并提出一套音韵平仄协调的方式，这是永明体诗产生的过程。

一般说法是周颐发现“四声”，沈约提出“八病”，合称“四声八病”说，是永明体的重要内容。

“四声八病”之说要求具体但有些琐碎，故人们无法完全遵守。

当时文人在创作诗歌时无法完全遵照这些要求，即使是沈约本人的诗歌也没有不犯“八病”的。

但是永明体讲究声韵和谐，运用平仄相间创造出一种韵律的美，字词讲究对仗也对唐代近体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永明声律论名词解释

永明声律论名词解释
永明声律论是司马相如“一经一纬，一宫一商”。

主要倡导者是沈约。

沈约历仕宋、齐、梁三代，身为名公巨卿兼文坛领袖，又著《四声谱》，倡导声律理论。

永明声律论强调诗歌创作的音韵美，主张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平仄、押韵等技巧，使诗歌具有和谐的音乐美。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推动了诗歌创作的规范化。

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范，使诗歌创作更加严谨。

永明声律论强调音韵美，有时会导致诗歌内容空洞，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

规定过于严格，会限制诗人的创作自由。

永明声律论强调音韵美，使得诗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

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的律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等，都受到了永明声律论的影响。

永明声律论的核心观点是四声八病说。

四声是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则是指诗歌创作中的八种禁忌，包括平头、上尾、去腰、入领、双声、叠韵、双句、双字等。

这些禁忌要求诗人在创作时避免使用相同的声调或重复的词语，以保持诗歌的音韵和谐。

羊列荣文学批评史名词解释

羊列荣文学批评史名词解释羊列荣文学批评史名词解释-“诗言志”《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赋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情感等。

“诗言志”说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资料，价值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说明古人对诗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其二，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诗的教化作用。

“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就是孔子明确提出去文学作品的社会促进作用的观点。

启，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唤起人的精神之激动，可以并使人从诗歌品酒中赢得一种美的享用；观，就是指诗歌真实地充分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够使人从中观测出来政治的利害和风俗的盛衰；群，则就是指出诗歌可以存有并使人互相交流情感、加强团结的促进作用；恨，就是指文学作品存有干涉现实、抨击社会的促进作用。

“以意逆志”出自于孟子的《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也不牵强附会。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根据全篇回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回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就可以获得恰当的认知。

“知人论世”出自于《孟子万章下》，“赞歌其诗，念其书，无人知晓其人汝？就是以论其世也。

”要比较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除了“以意逆志”以外，还必须要对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所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

诗缘情而陆机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

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

理论意义：首先明确提出诗歌来源于主体情感的抒写，诗歌因情感兴奋而作，在理论上归纳出来诗歌的本质，其次，它指出情感以审美抒发为形式就可以外化，凝定，情感与审美形式的融合构成诗歌的文体单一制即为特别强调诗歌艺术本质。

格律诗禁忌

如果诗句分不出层次这两句位置可以互换就是犯了可上可下的忌八格律诗的四声八病四声和八病是两个永明声律说的主要内容除了具体内容之外二者的本质也有所差异此差异影响了二者价值意义上的深浅程度
格律诗禁忌
对于格律诗的禁忌方面，将其汇集起来，有：作诗五戒、押韵八戒、律诗四忌、绝句四忌、四声八病。真按这些禁忌要求，就是古人的名诗也有许多不符合了。如果再加上现在后加上的“忌新旧韵混用” 等就更多了。由此看来，也不能完全被那些条条框框所约束，只要注意不犯大忌，以及还有几个尽可能避免的就可以了。一、格律诗七大禁忌
二、戒谄谀谄谀与前边讲的讥讪相反，谄，谄媚 chǎn mèi 也。谀，阿谀 ē yú 也。谄谀，说白了就是“溜须拍马”。当然，你写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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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但不要过分了。过分了就是谄谀。特别是对某些个人的赞美，更是如此。万一那人倒台了，你的诗也会变了废品。更重要的是，有时你颂扬了某人如果过头，不仅旁观者发烦，如果被颂扬的是个“多心眼的”之人，还以为你在“反说”，也会报复你。拍马屁没拍好，拍蹄子上了，还会蹬你一脚。你犯得上吗？所以，这不仅是写诗，也是如何做人，弄不好还会惹祸是非上身。作诗者是要注意的。三、戒鄙俗对于“鄙”与“俗”，刘公坡先生认为：诗的“鄙”是立意上出现的问题，“俗”是在造句上出现的毛病。为了不“鄙”，写诗不能出现 “低三下四”等卑鄙的样子，当然又不能“牛皮哄哄””而现高雅。因为诗是要求文雅，不像曲，可以偏白俗，而词在文雅与白俗之间。如果格律诗也要“求解老妪”（主要是指没文化的老太太，因历史上的原因，以前的特别是古时女人大多是很少受到文化教育的），那还是高雅特点的格律诗吗？
律诗以第一联为起，第二联为承，第三联为转，第四联为合。如果不按照起承转合的意思顺序来写，而变成联中各句硬凑，层次之间相互联系不上，就不连贯了，按俗话说就是“不顺溜”。七律按第一到第四联分别而有机地完成这起承转合的步骤，一气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