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松烈和“五七”农大的农民学生

56松烈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

1921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42年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1949年到山东农学院1工作，从事生物统计及田间试验技术、作物栽培学、小麦栽培学与育种学的教学、研究及推广工作长达60年。

他长期坚持实践教学，把实践教学基地办成科技成果的转化基地，在农作物栽培研究方面取得了卓余松烈和“五七”农大的农民学生李燕 刘观浦越成就。

他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发展了我国小麦高产栽培理论，改变了“大肥大水大播量”的常规栽培方法，为我国黄淮和北部冬麦区小麦高产创出一条新途径，获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6年他在滕县建立精播试验田，小麦平均亩产638公斤，创造了我国北方小麦的高产纪录。

截至1991年，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在全国累计推广10690万亩，获摘 要：余松烈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小麦专家。

他“文革”期间下放山东滕县，在这里主办小麦培训班和“五七”农大，同时开展生产试验工作，为滕县小麦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文通过整理余松烈院士本人和“五七”农大学员的访谈资料和回忆文章，追述了余松烈院士开展相关工作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余松烈，“五七”农大，滕县，小麦生产余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2-GZ-SD03）。

11983年3月改为山东农业大学。

得增产小麦44.6亿公斤、节约种子5亿公斤的巨大经济效益。

1996年，余松烈院士在滕州市级索镇建立小麦良种产业化开发项目，从种到收全程指导，几十次到级索镇的20多个村开展工作，使该镇50亩小麦高产攻关田的平均亩产高达612.7公斤，2000亩小麦丰产方平均亩产567.1公斤，使滕州市84万亩小麦平均亩产428公斤；2005年滕州市82.5万亩优质小麦平均亩产487.9公斤，总产量40.3万吨，小麦亩产、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因而滕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全国十大粮食生产先进县（市）”之一，位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县（市）。

他本人也先后3次摘取国家级科技大奖。

2016年4月20日，余松烈院士去世，享年96岁，同年9月8日，被追授为“齐鲁时代楷模”。

2018年12月，他入选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感动山东人物。

[1-4]“文革”期间余松烈受到冲击，在山东农学院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

1974年至1978年，他主动要求下放到滕县2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劳动锻炼。

在滕县农村，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把他当成专家、亲人和朋友，表现出异常尊重和热情，为他开展小麦高产栽培试验提供一切方便，使他在“文革”中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和医治，也有助于他研究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

他向农民、向生产实践学习，走遍了滕县的丘陵、涝洼和平原，学习了高产单位的经验，也发现了后进单位存在的问题，既找出滕县小麦生产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研究了个别单位的特殊情况，逐步做到对滕县的小麦心中有数，取得了全县小麦生产的第一手资料，对滕县自然条件和小麦生产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这为他更好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探讨和研究小麦丰产栽培技术，解决小麦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5年的秋天，滕县县委、县革委会接受余松烈院士的建议，在总结办小麦培训班的经验基础上，创办了“五七”农大，其中小麦班50人，学制一年，农闲时到山东农学院接受专业基础教学四个月；在生产季节，分阶段短期集中培训，由余松烈院士主讲小麦栽培、小麦育种、田间试验技术三门课程，其他时间则回队参加小麦生产和试验工作。

余松烈院士则利用同学们回队时间，巡回到他们所在的生产大队进行指导，帮助解决生产和试验中存在的问题。

原滕县史志办主任王子琦，曾与余松烈院士一起创办滕县“五七”农大，担任副校长，他在余松烈85岁时专门撰文，怀念在艰苦条件下办学的那段难忘岁月。

当时，王子琦从公社调县农科所，具2 1988年3月改为滕州市。

5758体负责新生事物四级农科网的推广和筹办县“五七”农业大学。

当时一无钱二无房，有的领导提出到河堤内搭工棚，因怕夏季发水有后患，在农业局局长（兼校长）杨列云同志的争取下，县政府给了四万元盖一口大屋，成了课堂、宿舍、餐厅三用屋，学生坐在铺沿上，墙上挂块黑板，余教授就上课。

以抗大精神坐在铺上，学习研究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实行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的教学模式。

余松烈教授担任班主任，承担主要教学任务，山东农学院的其他老师轮流来校上课，农闲季节，学员统一到农学院系统培训。

就这样给滕州培养出大批的科技人才，促使滕县成为鲁南地区有名的高产小麦县。

有些人才至今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栋梁作用。

据王子琦回忆，余教授在“五七”农大期间，经常下去指导小麦生产和试验调查，校里没有车，总想借部车给他用，他总是婉言谢绝。

他说：“骑自行车方便”，骑辆破旧自行车到各社队。

1976年麦收前，王子琦和他带领部分学员去洛阳和陕西、西北农大搞小麦观察和学术交流，想给他买张软席车票，他拒绝了。

说是：“和大家一起坐硬席方便”。

他每次下乡调查返还后，吃饭时，拿起饭碗到食堂和职工一同吃，说是“大锅饭香”。

天很晚的时候想给他烧碗鸡蛋汤他都拒绝。

王子琦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找他谈谈心，他总是站的高，看的远，无任何怨言。

对党和人民充满了感激和热爱。

特别对滕县人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他把滕县作为他的第二故乡，那时他已年过半百。

王子琦回家后写下了四句话来赞扬他：“人生如舟岁如流，峥嵘岁月五十秋，踏遍鲁南沃土地，汗洒麦田锦滕州。

”[2]在滕县“五七”农大，余松烈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学以致用，事必躬亲的教学风格，受到学员的欢迎。

他们认为跟着余松烈能学到真本事，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在“五七”农大的学习经历对很多青年人的成长影响很大，让他们受益终生。

党同申就是和余松烈感情至深的农民学生之一。

他被党村大队推荐读“五七”农大时，年仅18岁。

经过这里的学习，他逐渐成长为当地科技兴农状元、“全国农村星火带头人”、滕县姜屯镇科技副镇长。

1976年党同申被推荐上了“五七”农大，属第二届学员，全班共53名。

那时我18岁，在学员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图1 1974年余松烈（左2）和他的农民学生刘希运（右2）、黄有银（左1）、侯成涛（右1）在滕县开始研究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在“五七”农大学习期间，党同申印象最深的是余松烈教授，身材中等，步履稳健，虽然年近花甲，却精神非常饱满。

讲起课来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充分显示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他虽身为专家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党同申说，余老师讲课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滕县“五七”农大有时上午学理论，下午就去黄庄、党村、史村、沙土、董村等试验田作现场指导、示范，布置田间试验，使学员们弄懂每一个细节。

麦收时，也常带学生亲临试验地块，组织验收，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和教训。

曾记得在课堂上讲土壤墒情，课后即带领学生去田间观察，并亲自用手扒开泥土作讲解。

并着重指出：“看小麦墒情不要只看到地表皮，主要是扒一扒看麦根处的土壤干湿程度，不能走马观花。

”党同申记忆最深刻的是余老师讲的冬小麦栽培技术，对中高产田的管理原则是：冬前促，返青控，起身拔节肥水猛攻；对高产田，对过旺麦田在返青期进行深中耕，采取断根措施；断老根，喷新根；断浅层根，发深层根；断一条发多条。

控上促下，减少无效分蘖，防倒抗倒，提高成穗率，增产增收。

这些独特的创意，是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的。

时至今日党同申还记忆犹新。

1978年秋，在小麦试验总结会上，党同申讲了旗叶与穗粒重的关系，不同部位叶与穗粒重的关系，以及穗粒重与麦秆重的关系时，用的是直观分析法，余松烈院士听后很感兴趣，会后要求他写个总结材料。

余松烈院士认真看完材料后，给党同申讲了直观与相关分析的准确程度和方法。

并教会了他相关分析的具体实用方法，党同申觉得受益匪浅。

党同申说：“由于他的传授和影响，我由一个农业知识空白的青年，成为现在当地科技兴农状元，高级农技师，被国家认定为“全国农村星火带头人”。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首先应感谢我的恩师——余松烈教授”。

[2]余松烈在为“五七”农大学生授课的同时，还选择姜屯公社黄庄大队亲自进行人工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试验。

当时，小麦精播的理论有了，单株分蘖成穗，穗子越大，粒数越多，越高产。

没有精播机，靠人工点播。

余松烈选了两亩地，用两个品种进行点播试验，比较费工，从学校里找来了学生，他亲自参加劳动，株距2寸，行距8寸，平均一亩地用种子1.5公斤，目标是3万基本苗，把麦种精选，确保百分之百发芽，每个学生发个标杆，2寸一个红点，2寸一粒种子，完全达到设计要求，95%都出苗了，个别没出苗的又进行了补苗，最后达到了3万基本苗。

当时，种了一辈子田的农民问余松烈：“我们每亩下种十多公斤，才收百多公斤麦子，种这么稀还能收到麦子吗?”余松烈说:“地力差，小麦分蘖少，种稀了不行。

地力好分蘖多，麦子59会越长越好。

”果然，麦苗起身拔节后越长越好，麦收时亩产达到638公斤。

创下了我国北方冬小麦高产纪录。

这一年滕县有11个村的小麦亩产超过500公斤。

[2]在黄庄的小麦精播点播试验，是余松烈院士创新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的基础试验，这个试验的结果和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理论，总结出了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技术。

谈到当年的那次试验，余松烈院士的表情和心情都显得很轻松，他对自己经过多年试验总结的精播理论充满了自信：我到了滕县黄庄大队，那里的麦田已经出现了倒伏。

我从理论上分析，存在群体与个体结构上的矛盾，群体太大，播种太多了，个体不健壮，出现了倒伏。

大队相信我，给我两亩地，每亩用了3斤种子，进行小麦点播试验。

我整地，把地整好了，不好意思找别人，就找小学生帮忙，8寸行距，2寸株距，让小学生一粒一粒摆。

大队书记很好，他支持我。

他们每亩播种量20多斤，播3斤种子怎么能长好呢？他每天去看看，说这个能长好吗？麦苗越长越好，分蘖越来越多，试验地是科技队管理的，亩产量是科技队实打验收的。

后来，我到沙土大队去了。

董庆裕是沙土大队科技队长，我是科技队的“姥姥”(笑)。

这个试验群众积极拥护，工作是大量的。

我这种3斤的试验地，达到亩产638公斤，当时在全县引起轰动。

我就召开科技队长会，做总结很轻松。

（余松烈口述）原滕州副市长刘希运是黄庄人，1975年他作为“五七”农大的学生，参加了余松烈的小麦精播点播试验，后来又到山东农学院工作，与余松烈院士朝夕相处12年[5]，对滕县“五七”农大出人才、出成果的体会很深，对余松烈院士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感受最深：我和余老师从1974年到1987年，朝夕相处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