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123 雪珥：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雪珥：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我对2015的“新年期许”，是希望我们能努力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搞改革史的研究，经常回国有讲学、有交流，与企业界交流尤其多，常听一些企业家朋友在那里抱怨政商关系，不少都把自己定位在“受害者”身份上。

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的观察经验，在此前35年成长起来的、能够跻身各大商学院的企业家们，当年起家的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如你自己所描绘的那么“干净”。

换句话，至少我坚信，绝大多数企业家一定是有“原罪”的，谁也不用装。

现在有了一家身家、有了一点身份之后，爱把自己打扮成潜规则的受害者，这就有点不厚道了。

扪心自问，那些如今高唱道德高调、声讨潜规则的企业家，当年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跪求人家对自己“潜规则”一下。

实际上，我们并非仅仅是潜规则的受害者，也是共谋者。

粗俗地说，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并非强暴与被强暴的关系，而是通奸的关系。

如今，你“资本”有地位和身家了，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人家“权力”也同样不想继续下去了。

别仅仅把自己描绘得当年似乎冰清玉洁的，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别说聊斋。

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控诉，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资本”和“权力”既然都不想再那么不明不白下去了，都厌倦了、甚至开始痛恨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就一起努力建立和完善“显规则”嘛——如同当年一起努力建立“潜规则”、且从中获取快感一样。

近些年，我研究中国改革史，重点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

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必须撇开各种道德判断，因为，在自以为是、或假装自以为是的“道德控”面前，很多本质上的利益博弈会被遮蔽而看不清，最后难免连反思本身也被“伪君子”们当作了工具。

比如，中国近现代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我们很多学者对其中的“官督商办”批判得很猛，对清末所谓“国进民退”批判得很猛，但是，这些批判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显得非常虚无和标签化。

近代资本主义在改革中诞生，我将其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权力资本化”，也就是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

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最初也实行“官督商办”，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它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

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

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正因为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权力资本化”忽略了规则建设，改革因此被异化，形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些集团就以“资本权力化”的方式，绑架和攫取了相当一部分的公权力，服务于他们的私利。

我就非常反感一些学者轻率地指责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当年那18家号称民营的铁路公司，有相当比例并非现在我们所以为的“民营企业”，而是获得了非常特殊政策扶持的特殊企业，尤其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4家，其资本金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租股”向辖内民众强行征集，而其依靠的不仅是公权力的保驾护航，更是公权力的直接让渡。

这类所谓的民营企业，既脱离了原来在国企、或者“官督商办”之下来自体制内的监控，体制内原来有纪检机构、监察机构，原来有政敌反腐、甚至二奶反腐，无论效果如何，毕竟也还是反腐，但是，如今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了，这些监控一概失效。

与此同时，这些所谓民企的高管层，却并非通过股东选举出来的，这些企业里甚至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董事会，那些真正出资或者被迫出资的股东，根本无法监督管理者，从而沦为管理者压榨剥削的直接对象。

这样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也不忠于民众，按照当年户部的说法，就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两头都管不了他们，而为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两头忽悠、甚至两头点火，通过“离间官民”渔利，最后既葬送政权、又摧毁社会。

改革被这样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绑架，而后被异化，最后遭遇破产，这才是晚清那一轮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当下的改革、也就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二轮改革当中，我个人觉得，此前的35年，我们实际上也经历了十分类似的“权力资本化”的过程，随后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资本权力化”，但从十八大开始，对此开始了堪称疾风暴雨般的矫正。

当前这场激烈的反腐运动，我个人认为就是纠偏的重要部分，虽然依然仅仅是治标，但有关主导者已经明确表示治标是为治本争取时间。

旁观者说说风凉话很容易，但要提出一套比当下举措更完善、更有效的做法，何其之难？更何况，大多数人未必有这种勇气和担当，也未必有这种勇气和担当所配套的权威资源。

当前的政商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结果如何，还无从得知——当然我们期盼这类外科手术式的初期矫正，能最后深入到机体的全面修复。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单方指责，都是不厚道的、不客观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之病，是各方共同造成的；中国之病愈，也必须依赖各方共同的努力。

除了利益大博弈之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政商关系的演进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实践一定领先于制度，制度一定滞后于实践。

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突破旧规则的过程，这其中，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出问题”、留下“原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当然不是说干脆放任政商关系自由发展，而是必须加快制度的“跟进”——别太指望制度的“创新”，制度若能比较快地“跟进”实践，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种“跟进”，就是及时订规则，所谓亡羊补牢。

改革不仅是对于旧规则、旧制度的“破”，也需要对新规则的“立”，不断建立和完善新规则。

我们的两轮改革，晚清的第一轮与当代的第二轮，都在“破”方面使劲不少，而在“立”、尤其是及时地“立”方面，相当疲软。

政商关系的演进，是各种利益大博弈的结果，也是推动利益大博弈的原因之一。

对此要细细分析实际上的利益传导，不要简单地用“好坏”之类的标杆去判断。

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这是当下中国无论左右都爱做的。

这是偷懒的做法，当年胡适先生就说过了，空谈“主义”比谈“问题”、解决“问题”容易得多。

至少在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应该少谈些空洞的“主义”，如今的中国是“思想家”泛滥，而“实干者”稀缺，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应该是实干者，是推动社会具体进步的“工程师”。

如今的中国企业家，也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一方面，他们总是对局势与前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担心甚至恐惧，另一方面，却总是想“搭便车”，自扫门前雪，希望他人去解决外部环境的各种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参加几次有关家族企业传承的论坛，很多企业家在聆听专家学者讲解各种管理、平衡，甚至几个没有二奶、小三的专家，在教人家如何应对二奶、小三。

那些固然是需要的，但绝非根本的。

那些归根到底还是“术”，不是“道”。

我就问那些企业家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财富消灭，乃至财富拥有者人身的消灭，多大比重来自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多大比重来自外部社会崩溃？显然，中国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社会崩溃才是对财富最大的破坏力。

我总是说，“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对于屌丝起步时，是有顺序讲究的。

但当“齐家”的初级阶段完成，更高层次上的“齐家”——比如财富的传承，与“治国平天下”就是同步的。

天下不安，何以安家？这才是“道”。

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全中国有产者联合起来”。

有产者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剂，他们最希望社会稳定、也最希望社会进步，帮助无产者摆脱无产，最为符合他们的长期根本利益。

但凡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十分庞大、也十分强大的社会。

对于任何一个期望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有产者一定是重要的执政基础。

政商关系要进步，如何激发作为有产者中主要成员的企业家们的热情、智慧，是一个重要的、现实的课题。

如今，不仅企业家们热切期盼着改善政商关系，走出之前的“潜规则”时代，大多数官员也同样期盼着走出“潜规则”。

“潜规则”就是一个丛林，最终所有人都将是受害者。

执政者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明确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不就是政改的核心要义吗？在2014年的四中全会上，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在我看来，其逻辑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推动中国尽快走出丛林，走出唐德刚所谓的“历史的三峡”。

当然，这些仅仅还是愿景，结果如何，我们不能拭目以待，而需要身体力行。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者，在慷慨激昂之后，往往会以自我力微为理由，最后依然选择旁观者的定位。

这是最为危险的。

历史上无数次地证明了，当“沉默的大多数”最后试图不再沉默时，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了。

没有一滴雨珠认为自己是洪灾的凶手，但是洪灾就是每一滴雨珠带来的。

无论是政商关系、还是别的领域，要推动中国走出丛林，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力行。

空谈误国，空谈也误己；实干兴邦，实干更兴己！[ 雪珥研究中国改革史独立学者，曾是公务员、记者、律师、商人、专栏作家，后技术移民澳洲。

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1月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5「新年期许」论坛的主题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