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与国史_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_

第四,关于国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问题。

国史是综合史,是当代史,其研究的问题广泛,而且与现实存在较密切的联系,其中某些问题,例如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实问题。

正因为如此,国史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必须开阔和多样,必须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府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即使是历史学领域内,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亦是层出不穷,亦需给予关注和吸收。

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史研究更客观、深入,使立论更坚实、科学。

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广泛交流,因为交流需要共同的话语,需要建立对话的基础,而方法论、分析架构、学术话语则是构成对话的重要基础。

客观地说,国史学界虽然也有学者意识到并开始在该方面努力,但就总体来讲,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开展多学科交流,还做得远远不够。

当然,国史作为一门学科仍很年青,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有些问题也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

笔者在此提出的意见,仅供国史学界参考、批评。

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
李向前
(中央党史研究室　研究员)
国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

我想,它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立而推动的。

由此,国史的学科定义、涵盖范围、研究对象以及它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过去,国史无疑是覆盖在1949年以后的党史中的。

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似乎也就是共和国史。

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因而不需要再去划出一个国史来。

但在事实上,这种看法显然同现实生活存在误差。

共和国史不等于中共党史,这是肯定的,可是人们发现,这种不等同却又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

原因既在于我们的传统认识,又因缘于我们党和国家特殊的运行机制。

因此,在两者的明确学科分类上,我们还面对着难题。

对此,我提不出高明的意见。

但理性告诉我,把党史与国史的概念作出准确划分,不仅应该,而且必须。

我的这种想法是受到来自国外一份资料的刺激。

这份资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证,在理性上加深我们对党史与国史区分的意识。

1993年3月,美国科罗拉多学院曾经举行过一次国际性的讨论会,会议的题目叫“中国党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研讨会”(C on ference on the C 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2State and State S ocial 2ism in China )。

会议的论文,后来出过一个集子,主要讨论中国1949年之后各个时期的历史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会议题目中“党国”(PARTY 2ST ATE )这个字眼,无论从字面还是内涵上理解,都有些不那么“顺耳”。

什么叫“党国”?美国学者曾经在他们的著作里给出过定义。

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第37种《建设民族国家———四十年后的中国》一书,辑录了一篇名为《中国:党国对社会》(Party 2State versus S ociety in China )的文章。

文中对“党国”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被看做是党对国家在限制和自由两极中施控的变动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党就是渴求一种极权性的控制。

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就是主宰经济、政治和上层建筑生活包括教育、文化、传媒、社会规范、价值观以及宗教等一切方面。

它・
22・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的活动凌驾于社会和法之外。

它宣称,这样做不是由于自己权力的原因,而是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前进的必要措施。

”用通俗的和我们听得懂的话说,所谓“党国”,其实就是共产党对国
家与社会的“极权”(有时被翻译成“全能主义”)和“专制”。

它凌驾在法之上,对国家和社
会实行独断的控制。

除了党的指挥和安排之外,国家和社会生活等于零。

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与所谓民主背道而驰的。

尽管我们并非不熟悉这些“弦外之音”,但它们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量。

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党对国家的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等,都需要我们作出研究和解答。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党史和国史,作为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活动的记录,党史应该把着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党史的研究对象,要不要有自己特定的范围?怎么界定这个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党的生活当然不能代替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党的活动也绝不是所谓“全能”的。

那么,怎样科学而有说服力地阐述党的活动与国家及社会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动记录的国史,当然是要记述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国务、政务,那么在这其中,怎样把党领导和参与这些重大国务和政务的活动,同国史所记述的内容加以划分?而后,又怎样将国家和社会的具有某种属于自己的独立活动的规律,加以系统完整的描述和记录?这的确还是要下一番功夫去琢磨的。

遗憾的是,自美国科罗拉多会议之后,我还没有在中国的任何书籍和刊物上,发现对“党国”说法(尽管这在西方可能并不是新的说法)的澄清或回应。

这件事情在脑际盘桓了多时,现在终于有了某种觉悟:如果我们的党史和国史真的难分你我,写成大致一个样子,那么,它正好成了“党国”的一个证明。

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生,我们身处的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其中影响最大最深刻者之一,就是党和国家的关系。

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根据这种变化的认识,研究党史与国史的不同概念,是我们历史学者的任务。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认识问题就已经提到了人们面前。

胡乔木大约是在理论上最早阐述这个问题的人,1980年9月21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

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

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

”他说:“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党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

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

……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
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

”
①这里谈到的党的领导范围、领导方式、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党的活动与宪法、法律的关系等等,在概念上过去是没有精确解释的。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对它们加以“具体”的解释。

因为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有了这个必要。

所谓精确“具体”的解释,是指两个问题:一、做概念的划分,即党和国家的生活到底应・
32・“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发言摘要
①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包括什么不同的东西?一般说来,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

这就是胡乔木所说的,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和它“究竟怎么领导?”而国史则主要是研究国家的活动与状况(主要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些“大”的方面),这其中应该包括国家的权力构成,法的制定,政策、方针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国家行政管辖的基本面貌等。

至于社会层面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前,社会活动较为单一。

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生活趋于多元化,其情景也变得复杂起来,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显然不可能把对象包罗得太广。

其二,是限度问题。

无论党史国史,都有一个对象限度的把握。

就党史而言,正如胡乔木所说,究竟党领导到多大的范围?这是需要研究的。

事实上,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

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

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

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

同理,国史研究也不应该是无限度的,它的限度应在中央国家政权的活动范围。

超过了,也会导致失范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即是叙史的区别。

党史与国史,都是历史,都离不开对已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描述。

但党史的叙史,应把社会的历史(这里取广义)动向,有意识地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的背景来写。

也就是说,党史的叙史,不是要表现社会历史的全貌,党史的任务,是把党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所作出的反应,真实地、逻辑地表现出来。

它对社会历史的关照,只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前者的限制或推动,而不是相反。

此外,由于党的行动,给社会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这亦应包含在党史的叙述范围之内,但不是主体。

党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目的和有选择地进行叙史。

而国史的表现恰是相反的。

社会历史(这里也用它的广义)应是国史的主体。

它的叙史,主要是准确而逻辑地勾画出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内部的联系。

由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和指导的。

因此,国史的叙史,实际是展示、记述这些政策对于社会历史所产生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党史与国史的叙史,在“方位”上面应有明显区别。

我不能肯定,上述这番议论有否价值或是妄议?不过在最后,我仍愿意重复开篇的话题:党史与国史的区别,在现时代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

它既反映着我们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现代性认识,也是对某些“专制论”、“全能政治论”的必要回应。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在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上讨论两者的区别。

同时,在这种讨论中,不断成熟我们的学术见识。

网络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
陈东林
(当代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
世界进入高科技信息时代,计算机特别是网络的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革命。

自然科学自不待言,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如“网络文学”的概念,已经得到认同,但在以资料信息为基本研究原料的历史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笔者虽然对网络数字知识所知甚少,可以说是初入道者,但对已经接触到的一些功用也感受颇深。

这里不揣冒昧,做些探讨,期望能引起历史学家与计算机技术人员的更多开发。

・42・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