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记》的艺术成就要点论述艺术成就

《宝剑记》的艺术成就要点论述艺术成就
明代李开先著的《宝剑记》传奇，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古典戏剧的必读之物。

它在戏剧历史中的地位和它自身的成就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是一部借古喻今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政治性的水浒戏。

这部戏和作者的思想、经历，以及明代中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作者李开先，山东章丘人，号中麓?别号甚多，大要不离“中麓”二字，如中麓野人、中麓林下散客等。

中麓系指家乡章丘胡山的中麓而言，字伯华。

生于明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

嘉靖八年?二十八岁中进士授户部主事。

历任吏部验封司郎中、文选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四品馆。

在三年试政期间，曾往上谷、宁夏“饷边”?运饷至边塞。

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因事罢官回乡，时年四十岁。

壮岁辞官至隆庆二年?１５６８二月十五日以脾病去世，一生闲居二十七年。

享年六十七岁。

罢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不满朝政腐败以及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与王慎中、赵时春等抨击内阁夏言，被削为民。

李开先为人耿介不阿，洁身自好，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不能容身，但又怀有忠君报国的一片赤诚。

他在饷边时，看到边防朽废，俺答不断入侵，充满感愤，有“鞭达倭寇、扫除天下之志”?《闲居集》。

罢官后情怀抑郁，企望朝廷再次起用，写了许多诗文，都收在他的《闲居集》里。

“万户何时候李广?百年今已老冯唐?”他慨叹自己像李广一样生不逢时，若再蹉跎岁月，则冯唐易老，不能济世了，报国心情何等热切?无奈他的希望终成泡影，遂致老死林下。

他年轻时即性好词曲，精心研究。

对元代乔梦符、张小山的散曲，尤为崇拜。

他往甘肃饷边时，路经乾州与戏曲家康海相识，回来时又去拜访王九思，这两位著名曲家对李开先十分推崇，相互唱和。

罢官后由于起用无望，报国的热肠渐次冷却，在家乡主持“诗社”、“词社”，弹唱作曲。

李的家资富饶，自蓄家班，约有四十人之多，他写的《宝剑记》即由家班演出。

他广览古籍，成为著名的藏书家。

收藏大量戏曲典籍，有“词山曲海”之称。

还选刊、刻印大量词典之作。

重要的有校刊元乔梦符、张小山的散曲集。

又从家藏元剧千余本中选出十六种，成《改定元贤传奇》，现存《改定元贤传奇六种》，还辑印民歌小曲《市井艳词》、《南北插科》。

他自己写的戏剧作品有《宝剑记》、《登坛记》?佚、《断发记》?南戏。

杂剧六种总名《一笑散》?现存《围林午梦》、《打哑禅》。

另有论曲杂著《词谑》、诗文集《闲居集》。

他还著有散曲集，系模仿《傍妆台》、《一江风》等民歌写生，颇为生动自然。

李开先才识宏博，著述甚多。

其文艺观点倾向进步，他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艺思潮，反对“文浮
而虚，味短而浅”?《闲居集》，反对艰深难懂，主张“字顺文从”。

他认为文学应重视生活内容，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

他特别重视民谣小曲，是晚明文人提倡民歌之风气先导。

他和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称“嘉靖八子”。

他的代表作是《宝剑记》，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当年刊印成书。

在他的家班演出时，“坐客无不泣下沾巾”?《宝剑记》序。

这部戏取材于小说《水浒传》林冲的故事，但情节不尽相同。

这是次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改变了小说中的林冲形象。

二者相比，其性格、思想、精神风貌，都不相同。

李开先笔下的林冲形象寄寓着作者的深挚感情和对生活的独特思考。

我们不能用《水浒传》的林冲来衡量和规范《宝剑记》的林冲?如认为戏中林冲反抗性被削弱了。

殊不知，两位作者各有其不同的创作意图。

若要把戏剧镶嵌在《水浒传》的模式中，立足于小说来论戏，就很难正确理解《宝剑记》了。

反抗性和深刻性不是同一概念。

《宝剑记》另有其成功之处。

《宝剑记》中的林冲是经过作者再创造而成的一个全新人物。

他不再是地位卑微的一介武夫，而是官宦世家，继承后辈。

后来仗剑从军，官授征西统制之职，俱被奸臣谗陷，谪降，后被举荐为禁军教师，提辖军务，俨然是个文武俱长的青年儒将。

虽然他的地位还不足以介入朝廷中的上层矛盾，但他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不附势趋时，和童贯、高俅等奸
佞水火难容，“豪放，匣中宝剑无尘障，知何日诛**?白一捋，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轰轰烈烈做一场”。

过分热切的爱国之情，使他忘记“职居僚末”的地位，竟然给皇帝上书，参奏宣尉使童贯和太尉高俅，说他们欺君误国，该当诛灭。

他的忠心当然不被领受，反而惹出无穷灾祸，弄得家破人亡。

不难看出，他的灾祸发端就和《水浒》中的林冲不一样，不是由于高衙内调戏林妻引起的，是由于朝廷内部的忠奸之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林冲作为忠君爱国的一方遭到陷害，他虽然投奔梁山，却不属于市民或农民类型的反叛。

他是个忠君爱国的将领，他要为一个垂死的王朝寻觅起死回生之药，结果被逼上绝路，在万般无奈的痛苦中，不得不借助梁山这一剂猛药来为朝廷治病。

看来这是林冲的叛逆之举，其实是他效忠朝廷的权变之策和特殊方式。

有的批评者指责他的忠君思想，损害了英雄形象。

其实忠君爱国正是林冲形象的独特之处，他和农民起义是两码事，否则就不成其为《宝剑记》。

我们应该根据剧作提供的环境条件来考察林冲形象的真伪以及这一形象昭示的内涵。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水浒》林冲的戏剧化。

这一独特的形象具有小说所不能代替的独特意义：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透过一个忠君爱国的将领反遭诬陷的悲剧，揭示出朝廷的内部倾轧和它的腐烂无望。

作者越是用浓笔重墨渲染林冲的忠君爱国之情，那么他的悲惨遭遇就越能说明他
的愚忠和王朝的不可救药。

大凡一个王朝的痼疾连自己触动一下也会丧生之时，它就听不得几句逆耳之言，容不得一个忠臣了。

林冲的悲剧就在于他天真地幻想用他的赤诚来洗刷朝廷的污垢，他把罪责归结在两个奸臣身上，认为天子只有受了拨弄，“才使百姓流离，干戈扰攘”。

他不明白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就没有自我更新的可能，他所期望的“明君”本来就和高俅、童贯是一丘之貉，他们自上而下结成一个吸尽苍生之血的大网，“上下怀利，唯钱而已”，“圆情子弟封侯，刑余奴辈为主”。

陷身于这个大网里的林冲，幻想借助“明君”之力来撕毁它，这岂不是与虎谋皮?这样他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正是《宝剑记》主题的深刻之处。

虽然它在结尾处点缀了招安、平反、团圆，但全剧总体的思想走向是无法改变的。

人们看到：当一个王朝连它自己的最忠贞之人也容纳不下时，这就说明它已走入末路。

这也是历史上一切末代王朝的共同标记。

明代之覆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宝剑记》预示着不祥。

万历时期的沈写的另一部水浒戏《义侠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非盛世事，亟止勿传。

”?《义侠记序》陈大来这实际上也道破了《宝剑记》蕴含的曲衷。

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性是《宝剑记》的一个突出特点。

它写的是北宋故事，然而它的思想锋芒却是指向明代现实。

从林冲的精神世界里我们看到李开先的影子。

这也是戏剧林冲
不同于《水浒》林冲的一个由因它们植根的现实土壤不同。

李开先写作《宝剑记》的时代，正是明王朝急骤走向倾覆的转折时期。

严嵩、夏言当政，两人既勾结又倾轧。

朝廷内部，派系纷争。

腐朽黑暗，民不聊生。

外部北有俺答入侵，南有倭寇搔扰，内忧外患，激化、加深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李开先就是在官场的扰攘纷争中被排挤罢官的。

他的清正不容于朝，他又不肯同流合污，他怀着报国理想和愤懑之情回到故乡，心境是痛苦而复杂的。

他沉浸在诗书戏剧之中，把难言的隐衷，委曲的心境，激愤的感情，落漠的痛楚，都倾泄在诗歌戏剧中。

作者托名雪蓑渔者写的《宝剑记序》中说：
夫既不得显施，譬之千里之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常在奋报也，不得不啮足而悲鸣，是以古之贤豪俊伟之士，往往身所托焉，以发其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

……
《宝剑记》就是李开先的悲涕、慷慨、抑郁的心态写照。

他这个被困在槽枥之下的“千里马”，是借戏剧而悲鸣的。

这部戏是他回乡之后六年写成的，这时他逐渐意识到等待朝廷再次起用他的希望已经渺茫了，然而他并没有消沉，林冲这一题材的选择和旺盛的创作欲望，就说明他的报国的火焰仍然是炽烈的，悲愤之情更为激切了。

若没有旺盛的创作欲和奔腾的激情，光凭才智是写不出来的。

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将相对国家命运作宏观考虑时的忧患
意识和悲愤之情，是作者赋予林冲这一人物的一种新的形象
内涵，基于此，林冲的性格特征也从小说的林冲性格模式中跳脱出来。

小说的林冲在投奔梁山之前，性格是软弱的，而在落草之后却是坚定的，他敢于火拼王伦，也决没有再回朝廷的幻想。

但《宝剑记》的林冲与此相反，他在落草之前虽备受凌辱，但铲除奸邪、重振朝纲的意图，并没有动摇过。

而在梁山聚义之后，他并不是甘心为盗，他想的是打回汴京，诛除奸佞，官复原职对此他是十分留意的。

夜奔时，他对失掉荣华还是万般惋惜：“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筝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佩逍遥。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像一团乱丝缠绕着一个可怜的灵魂。

小说的林冲没有这样的痛苦，他只是看到晁盖在山寨安顿各家老小时，触动前情，“蓦然思念妻子在京师，存亡未保”。

当他知道妻子已自缢身死，不禁“潸然泪下”，“自己杜绝了心中挂念”?《水浒传》第二十回。

这和《宝剑记》林冲相比，显然是两种感情，两种心绪。

再看他落草之前，倍经磨难至沧州牢城，还被馆驿折磨，但其志不堕，我“林冲死也不怕”，“凌凌高节比松篁，岂肯偷生类犬羊”?这是何等倔犟，毫无乞怜之态。

反观小说林冲，在迫害面前倒显得憨厚，比较接**民百姓的常情。

当林娘子遭受高衙内污辱，鲁智深要帮他厮打时，林冲反而劝他息事宁人：“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

林冲不会吃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

”野猪林一场，公差说明要杀害林冲
时，他泪如雨下，求公差：“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

”在戏剧中，林冲是没有这些话头的，他有清晰的政治思想，当听说公差要杀他时，他要求拜告天地：“苍天听愿，愿林冲死为厉鬼，森罗殿上诛奸辈。

”他是以政治的敌对化为感情激愤的。

这不仅仅是人们通常对死亡怀着的恐惧或是冤屈之情，他是为死于“奸辈”之手而憾恨。

这里就碰到一个复杂的现象，使我们对两个不同的林冲难以作出简单的评价?政治的和艺术的。

面对迫害，《宝剑记》的林冲是坚强的，《水浒》小说的林冲是憨厚的。

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小说林冲敢于投奔梁山这本身就说明他也是坚强的。

但相比之下，他缺乏一种政治理想的支配。

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懦弱，但是投奔梁山后把那里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对朝廷的任何幻想都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

他对梁山表现出十分朴质的坚定性。

在火拼王伦之后，晁盖一伙的座次是由他排定的。

他毫无争权夺位之意，自己排了个第四位，为什么呢?他说：“凭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他因知身分能力都不足以号令天下，所以甘愿落居第四位，这是从梁山大业出发的。

就这点来看，他又比戏剧林冲坚定而强硬。

他没有对朝廷那种藕断丝连的脉脉深情。

反之他对梁山，怀着作为生活在底层的不幸者，把那里当作自身归宿的质朴之情，这和戏剧林冲的情怀大不一样。

总括来看，林冲是一个文武兼长的中级军官。

他正直大胆，忠君爱国，不肯与奸佞同朝，偏与豪强作对，从而卷入朝廷内部之争，遭受迫害。

他的造反，志在忠君报国。

小说中的林冲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军曹，没有政治上的宏图大志，因遭受到豪强的欺凌、迫害，奋起抗争。

虽然他们都不反皇帝，但不反皇帝和向皇帝尽忠还不一样。

前者是平民的“本分”，后者是忠臣的条件。

两者的思想文化素养也有高低之分。

所以说，这两个林冲形象是貌合神离，形同神异的。

《宝剑记》中公孙胜说得最为真切：“我想林冲兄弟赤心报国，尚获大罪，我若不早为之计，性命如何可逃。

”林冲越是“赤心报国”，越是加深了他的悲剧命运。

这无异是给王朝的忠心支持者们敲响的警钟，它向人们宣示，任何一个健康的细胞都将被这个腐烂的肌体所吞噬。

这就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示出明代社会大厦必然倾圮的前景。

这是《宝剑记》主题的深邃内涵，也是小说林冲故事所不曾涉及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林冲的反抗性被削弱这一狭窄的角度去认识《宝剑记》的价值，那样是不准确的。

按照这种逻辑，《水浒传》写得最好的人物就只有李逵一个了。

戏的结尾是林冲借梁山之力，诛灭奸邪，洗刷朝廷，加官进爵，梁山招安。

这里有很大幻想成分，这是作者李开先作为上层官员作为乡坤大户在认识上的局限。

他不明白，这不但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即使真是如此，那个奸佞满朝的最高统
治机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到更新。

因为晚期封建社会的积弊，决不是清除几个奸佞可能刷新的，而且腐朽制度的本身就是不断制造并不断产生奸邪的温床。

这一点，李开先是不可能认识的。

结尾的情节是作者虚构的形同儿戏的空幻理想。

试看差役们叫林冲一口一个“老爷”；皇帝诏书是：“犒封尔为都统，并管军务破俘将军。

”这是作者的真实梦想，而在现实面前不能不化为轻率的笑谈?
夜奔赏析
《夜奔》系《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嘉靖二十八年原刻本无标题，明陈与郊的《灵宝刀》传奇属第二十七出，标题为《窘迫投山》。

昆曲集叶堂《纳书楹曲谱》标明《夜奔》，这是昆曲的标目。

《夜奔》是《宝剑记》中的一颗明珠，是真情挚语的结晶部分，是思想的精粹、感情的高峰。

甚至可以说，没有《夜奔》，全剧也会因之减色。

它长期在京、昆舞台上盛演不衰。

它逼真地刻画了林冲逃奔梁山时的复杂心理和感情的漩涡，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显示出作者李开先的惊人的才华。

“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上场诗。

世路难行，比一缕游丝还要窄细，先是遭诬陷，流放沧州，野猪林险遭杀害。

到牢城后，再次遭受陆谦暗害，这时他才明白高俅定要置他于死地，只要在魔掌里就断然不会有一条生路。

林冲已走到命运的尽头，再无路可走了。

铁汉的心灵深处也
会隐布着脆弱的感情之网，是经受不住触动的。

人，不是石头，但世路已坠落到这等地步，它，逼得石头流泪了。

林冲这一形象的极大丰富性和强烈的逼真感，启迪人们在哲理的思辨中深化了对林冲的理解，形象把人们引入意含微妙的思绪之中，唤起感情共鸣。

沿着形象的发展轨迹，人们的目光射向古代，我们看到践踏一切美的灵魂和理想的历史是如此深固?生命的彗星是被恐惧和冤屈的黑色所淹没，把美的灵魂包括美的肉体变成一片狼藉。

一个神采焕发的年轻军官，只是因为他有理想，就变成“鬓发萧骖”的亡命之徒。

逼，是理解林冲悲剧感情的要害。

一个俊美朴厚、武艺绝伦的栋梁之材，正当锦绣年华、发迹有望的时刻，他沿着权力者规划的命运图景来构筑自己的明天，他满怀忠君报国的大志，燃烧着年轻之火。

加之爱妻慈母，吃穿不愁，多么令人醉心的美妙前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多少古代青年为之进取振奋的共同模式——“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可悲的是，林冲悟不透、看不清那个悲剧的现实，现实只为人们提供了狼与羊的两种抉择。

无奈林冲既不是狼，也不是羊，他信以为真地要求按照封建道义构筑一个清平世界。

他稚气地指望一个养育豺狼的朝廷去消灭豺狼，这就失去了他的存身之地，悲剧命运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他为了追逐海市蜃楼而汗流浃背，而冷冰冰的现实却把他的璀璨理想碾得粉碎：母子永别、夫妇生离的切肤之痛，使他明白“为
国家总是徒劳”。

权力者为他精心安排的陷阱，终于把他逼到了忍耐的极限，留给他的只剩下一条连想一下都是犯罪的梁山为盗的出路。

这条路对李逵来说是轻松的，但林冲不是李逵，他要经历无疑是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忠臣”变“强盗”。

这是刺心之痛?是思想感情的巨大震荡和翻搅。

仇恨、愤怒、悲怆、惋惜、恐惧、绝望……形成一个恍惚迷离的激情之网，他在叛逃中挣扎。

这一出戏是李开先的神来之笔，蘸着眼泪写成。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笔墨精警，感情哀婉。

林冲正在肩负着忠和孝的精神重担颟顸前进，离母、别妻、抛家、弃业，一支支刺心的利箭，随着林冲的奔逃脚步，滴成一溜血痕，“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这是怎样的矛盾心情?天朝，生命的支柱，希望的明灯?它牵系着林冲的每一根最细微的感情丝缕，现在要立刻一刀两断，这是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的。

“专心”、“回首”二词，最深沉而形象地描画出林冲的心灵怎样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扭绞着，他怎么也不能想象自己成了被“慈母”逼走的儿子，这是林冲特有的谁也代替不了的心灵创痛。

“专心”，因为这是惟一的求生之路；“回首”，因为他是从“母体”里分割出来的“弃子”。

死神他也要亲吻，眼巴巴地回首一望。

这里不但文字对仗严整，还包括多少优美的舞台身
段和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态。

若不“回首”，形象岂不更高大?不，惟其如此，才是林冲，才是“这一个”林冲。

多么令人惋惜的锦绣前程啊?闪光的年华一开始就生了锈污：“急走忙逃，红尘误了武陵年少?”“封侯万里班超，生逼作叛国的黄巾，背主的黄巢。

”
亲情故土，牵肠挂肚：“望家乡去路遥，想妻母将谁靠?我这里吉凶未可知，他那里生死应难料。

”凄情苦境，历历如见。

英雄也怀有恐惧，否则那是七情不全，现实的英雄并非无所畏惧。

林冲是怀着惊恐奔逃的：
我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哭号啕。

拽长裾急急蓦羊肠路绕，且喜这灿灿明星下照。

忽然间昏惨惨云迷雾罩，疏喇喇风吹叶落，振山林声声虎啸，远溪涧哀哀猿叫。

吓的我魂飘胆消，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庙。

险惨的山间夜境，惊恐的神情，急不择路的慌乱姿态，绘影描形，都呈眼底。

异常的生活具体性构成强大的魅力，引人入戏，如身临其境。

这是一个处于慌乱惊惧之中的英雄形象。

我们终究看到英雄本色，他悲痛、号啕?但他没有忘记愤怒。

面对无情的迫害，愤怒还是忍受?乃至欣赏还是赞颂，这是狮、狗之别的最终界线。

悲剧的主人并不全是值得同情的。

慨然赠送自己的鲜血乞求换得豺狼的宽恕，虽说也是不幸，但因他失去了悲愤也就和豺狼一样成为不可救药者。

林冲是
忠臣，但究竟不是这样的忠臣，由于他懂得愤怒，所以他的眼泪就比珍珠更有价值：“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叫他海沸山摇?”这是他满怀悲愤之情，向腐烂王朝提出的抗议。

悲愤，是讨还代价的讯号，李开先对漆黑似墨的朝政积郁的悲愤之情过分深重，致使感情的怒潮超越了清醒的意识所规定的界线，涌到忠君的界线之外了这样的朝廷仅凭修补已无济于事，必须砸烂重建。

然而感情和认识往往并不一致，作者的主观未必有如此透彻的理解。

然而感情的沸点却超越了认识，在剧中化为林冲的愤语，他恨不得重造天地。

历史的时速并不像林冲的身躯那样轻健，“身轻不惮路劳”。

甚至每一微小的移动都是沉重的。

林冲的精神重压正说明历史的迟重，他摆脱了野猪林的枷锁，却带着忠与孝的镣铐在痛苦呻吟中投奔梁山。

《夜奔》没有正面描写差役的残暴，只是写了林冲奔逃的单一情节。

他似乎是在自由的呼啸中前进：“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

”其实，他是带着精神镣铐，一步一泪地挣扎前进的。

他的精神重压，使人们看到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些垄断道德，扭曲别人灵魂的权力者和他们豢养的道学家们，怎样培育着奴才的精神细胞，连造反也要亲吻着扣在自己身上的忠孝枷锁。

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我们无须责怪林冲的觉悟，也不必给他增添什么反抗性，只要看一下林冲造反的那种艰苦的心理过程，从而看到《夜奔》的悲剧意
蕴，就足够了。

《宝剑记》在艺术上，主要在戏剧语言上，基本摆脱明代前期戏剧那种重形式、轻内容、多修饰、少真情的积习，从僵化的语言模式中挣脱出来，显露出一定的新意。

虽然也还有不少镂刻粉饰的工匠之痕，但其整体趋向是靠近生活的，具有某种从前期蛰眠中开始复苏的生气，它的艺术价值应放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中来认识和评价。

它的结构松散冗长，未能摆脱明代传奇的通病。

人物刻画除林冲外，其他人物都显得单薄，尤其是对邪恶人物的描写如高俅、陆谦等则限于脸谱化。

《宝剑记》在明代评价不高，徐复祚说：“‘按龙泉’?指《夜奔》阕亦好，余只平平。

”?《曲论》也只肯定了《夜奔》一出，未免严刻。

王世贞推崇他说：“北人自康?海王?九思后，推山东李伯华。

”但他评《宝剑记》说：“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曲藻》不过他是按照昆曲的用韵、填曲的标准来评价的，认为应该让“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

沈德符说他“不娴度曲，即如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顾曲杂言》。

我认为这些都有失公平。

《宝剑记》根本不是为昆曲所作，究竟用什么声腔，尚属考证的疑案，怎能用昆曲的标准来“一刀切”?《宝剑记》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他塑造的林冲形象跳脱水浒的模式，另辟蹊径，具有独特风貌和鲜明的时代感。

这一形象概括的社会内容相当深厚，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