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研究的一些方法

语言研究的一些想法
一事实（语料）
俄罗斯大科学家巴甫洛夫说：事实是科学家的翅膀。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先生说了钱串子和串钱的绳子的故事。

钱串子是理论。

钱是事实（语料）。

强调了语言事实的重要性。

没有钱串子，钱还能够当钱用。

钱串子却没有用处。

理论不可轻视，但是事实（语料）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学归根到底是一门经验的科学。

语言学必须立足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

没有事实，就没有语言学。

语言学家必须高度重视语言事实。

在语言学理论是那个作出巨大贡献的大语言学家，例如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萨皮尔、雅克布森、布隆菲尔德等，都是掌握了大量丰富的语言事实的人。

索绪尔对许多语言都做过专门研究。

终生讲授多门具体语言学。

不重视语言事实，不收集、积累语料，而想成为大语言学家，恐怕非常困难的。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语料。

立志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应当从观察、收集、整理语料开始自己的语言学研究。

上个世纪，我在广西师范大学讲学，说到“例不十，法不立”，有听众不明白。

随行的研究生全裕慧上台在黑板上写道：
“例不实，法不立。

”
我于是说：对，例子不真实，任何法则都绝对不能建立。

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的真实的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之上。

语料造假是真正的学者所绝不为的。

真正的学者，坚持的是：第一，第一手语料；第二，大量的语料。

即使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人，也决不能轻视语料。

只靠第二手语料是很难做成大学问的。

从网络上下载的资料，必须认真核实。

运用第二手资料，一定要谨慎。

我鼓励研究生从观察语言现象开始，随时随地做有心人，随手收集语言材料。

我们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新的语言现象每天都大量地涌现，语言研究者应当密切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关注汉语的的新变化。

从活的语言事实开始自己的语言学研究。

观察与收集语料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

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中说：“这里要注意。

现象本身不是事实，在特定描述下的现象才是事实。

”（22页）塞尔接着引用费伊的《等待社会科学的哲学》中的话：“简单地说：事实根植于概念框架之中。

”哲学家区分了现象与事实。

而我们常常把现象和事实混为一谈。

二理论
事实并不是理论，而且，正如英国学者拉德纳在《科学与谬误》中说：“伪科学家们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单凭证据的数量就可弥合各个证据在质量上的欠缺。

他们搜收集大量的可疑资料来支持他们所欣赏的理论。

”（67页，三联书店1987年）
而且，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一个理论都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证明。

其实，任何理论都市可以有例外。

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简单地收集、堆积例子，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语言学对理论重视不够。

现代语言学高度重视理论。

现代的语言学研究没有理论是无法进行的。

即使是观察与收集语料，也是绝对离不开理论的。

任何语言现象的观察与语言材料的收集、读书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某种意义上说，是理论发现了事实，是语言学理论发现了事实。

同一个语言现象，非语
言学家全然不当一回事情，语言学家却如获至宝，信息若狂。

就因为语言学家拥有语言学理论，非语言学家不懂语言学。

吕叔湘等大语言学家的语言敏感之其理论素养的体现。

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重视理论。

而且偏爱理论，而轻视语言事实。

而且，对理论有时有某种盲目性。

尤其是对西方的新出现的理论，趋之若鹜，以运用最新西方理论为荣为时髦。

外来学说的本土化，是一个难题。

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课题。

对西方理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掌握之后，再运用。

现在不少文章的模式是：
（1）先介绍西方某种理论，例如：语境理论，认知语言学，等。

（2）然后，谈国内的引进情况。

（3）最后，运用来解决汉语中的一个问题。

只是几千字的文章，在介绍上已经花费了那么多的篇幅，何况这些理论已经有好多早就介绍过了。

只用很有限的篇幅来讨论自己的课题，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尽管介绍也没有什么错，但是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赢得读者呢？
我们要认真介绍、引进西方理论。

这一工作要化大力气。

这一点，可以向南京大学的方光焘教授学习。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引进叶尔姆斯列夫。

组织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全部教授，语法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二三十人，每周一次研讨《语言理论导引》。

每次研讨都争论不休，每个句子，每个术语，都反复争论。

甚至为了一个标点争论一个下午。

还没有结论。

整整一年，我们把全部时间投放其中。

几万字的著作，才学习了一般。

在现在某些人看来，多么傻瓜！然而，我以为，这就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训练。

方光焘的认真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例如元语言和对象语言问题，很有魅力。

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众说纷纭的学说。

在没有梳理清楚之前，在没有全面把握的时候，就转引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就来运用，就来议论，都是危险的。

李子荣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把元语言和对象与如何运用于汉语作为自己的任务，只是老老实实地把梳理西方学说当作主要任务。

然而这就是其贡献。

李子荣博士的这一博士论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对方光焘倡导的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王德福的博士学位论文《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追求理论创新，是对的。

没有错儿的。

但是。

不能过分热衷。

必须看到理论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每人每天都可以办得到的。

一个人一生能够有一两点创新就非常了不得了。

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也不是每年都有创新的。

天天想着创新，未必是好事情。

一心想创新，未必就创新了。

并不整天想着创新的人，人家居然创新了。

要求每一篇硕士论文都具有创新，我总以为过分了。

我们导师自己也没有每篇文章都创新的呀！
我以为，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首先是学习学术规范，掌握学术游戏的规则。

取得参加、进行学术游戏的资格。

在进行学术游戏的时候，不出洋相，不闹低级笑话。

而学术创新，那是一个学者的终生大事。

具有创新能力的学者，是在何时创新，这是一个未知数。

在当前的语言研究中，描写与阐释的关系需要摆正。

现在的学术风气是重视阐述，轻视描写。

其实，语言学根本上是描写的。

阐述与规范都必须以描写为基础。

认为描写就是没有理论，没有学术的看法是很不妥当的。

没有妥帖的描写作为基础，阐述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们要防止胡乱阐述，那危害不浅的。

年轻学者可以，也应当堂堂正正地去进行语言现象的描写。

关于语法研究，方光焘提倡：
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

（《体系与方法》）
每次跟胡裕树先生交谈，他都强调，中国的语法最后还必须走到方光焘倡导的这条路上来。

我这里要说的是，语言学研究要创新，要出新理论，而且不是个别的原则原理，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能够贡献给世界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这是艰难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学者所能够完成的。

但是，学术薪火时代相传，这个任务最终是会完成的。

三方法与手段
方法很重要。

善于选择方法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艺术。

方光焘老师很重视方法与方法论及其选择问题。

他说：
语言的研究方法的探索是20世纪的语言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方光焘《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提纲）
符合对象的要求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方法。

（方光焘《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提纲） 对象也是决定方法的，是决定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的角度、目的对于方法的确是也有关系的。

（方光焘《谈方法论、方法问题》）
接受了方老师的影响，1980年10月，武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我的发言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更新研究方法与手段。

高科技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

语言学研究者应当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改变完全依靠手工操作方式。

新的研究方法与高科技的研究手段，必将带来语料收集的革命。

这将为语言学理论创新提供保证。

但是有了机器之后，也不要忘记了手工劳动。

有了轿车，可不能忘记，蜗牛还有两腿腿。

积极利用高科技手段的同时，也不可丢弃手工操作。

在自己阅读时候，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之中，在报刊书本里，发现第一手资料，用手抄写卡片还是需要的。

自己发现抄写的资料，跟从网络上下载的资料毕竟是不一样的。

强调科学方法不能排斥直观顿悟的方法。

语言学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中许多方法是从现代物理学中借鉴来的。

语言学内部各个部门可以相互借鉴研究方法。

音位学为其他语言学科提供了研究方法。

要善于运用移植法。

我写《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就是对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学说的研究方法的借用与移植。

理论可以转化为方法。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就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乔姆斯基的生成转化语法学也迅速转换为一种研究方法。

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一个方法论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运用高级形容词，赞美的词语，来骂人，例如：“你是英雄，你是大美人！”然而，“英雄、大美人”等并没有因此就成为语言中的詈词骂人词，还是高级形容词，赞美词语。

骂人话可以用来表示最亲昵的感情，例如：“你混蛋！你土匪！”然而，在语言中，它们绝不会因此就是好词儿。

虚词，例如连词，可以在话语中充当实词来运用，但是，在语言中，连词就是连词，虚词也，并没有因此转化为实词。

宏观地研究与微观地研究：宏观研究当然好，但是不可以轻视微观的研究。

我一向以为张青常对北京的胡同的研究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是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

比某些泛泛而谈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更有价值。

张青常的治学方法是应当提倡的。

重视方法，但是，不必迷信方法，不可把方法复杂化。

其实，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最有用的就是比较法。

研究对象是复杂的，混沌的，模糊的。

但是，方法不能是模糊的。

对语言中的模糊现象，绝不采取模糊化的处理方式。

也必须努力分化模糊现象，尽可能地精密化。

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力求最简单。

叶尔姆斯列夫主张：
语言学理论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分玄虚抽象。

换言之，语言学理论隐含在前提越少越好。

理论的各种概念定义越精密越好，定义必须将已定义的概念作为基础。

实际操作中的定义越细越好，说明前提的定义在先，被定义的概念在后。

（《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140页）语言学大师追求最简单原则。

初进入语言学研究的人，也应当遵循最简单化原则。

故弄玄虚，以术语概念的繁多来提高学术档次，是很难达到目的。

故意在表达上复杂化，往往适
得其反。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自己所运用的术语概念是应当相互联系着的。

四态度（学风）
研究语言学，应当具有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对语言学负责。

学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研究语言学就必须学习已有的学术成果。

虚心学习，但是绝不迷信，要敢于怀疑。

但是，绝不带有打倒他人的目的。

任何创新，某个程度上说，都包含者继承的因素。

就我个人而言，所谓三一语言学，其基本观念都市是对前人学说的继承。

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方光焘等的学说中就有显性与潜性的区别。

零度与偏离，是对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和有无观的继承与发挥。

要区分他人的错误，探索中错误，别有用心的造假，需要区别对待。

对探索中的错误，首先肯定其探索，然后吸取其失误，担负起纠正错误的责任。

对别有用心的造假，必须批判其治学态度。

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尊重与容忍。

不可以盲目排斥。

批评不同观点的学术论著，必须在弄懂人家的观点之后。

不应当有意无意地歪曲、甚至捏造他人的学术观点，当作靶子来加以攻击。

这只能暴露自己的非学者的面目。

学术宽容跟学术论战一样都是学术繁荣所必须的。

繁荣中国的语言学，必须形成比较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

没有好的学术批评，就很难有真正的学术繁荣。

不可任意创新，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说：
要想把以前和现在懂得每一个德意志小国的存在，或高地德语辅音的转换（这辅音的转换把德国在地理上的，由苏台德到陶奴士的山脉所形成的障壁扩大形式上的分裂）的起源给以经济上的说明而不出笑话，那是很难的。

这样的创新，是不适宜提倡的。

北京大学的资深博导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以“作为中国东方学者”的身份，大胆地说：
证明语言与环境有内在联系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语和日本狭窄岛国的关系。

……日本众多的人口密居在群山环抱、碧水相隔的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等大小岛屿上，自古以来，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存环境创造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早已成为日本人定的型心理模式。

即使缩小到住宅环境，也具有这种特点。

有人说日本的住房像“鸽子笼”一样小，但房间内的布置却精道雅致，“琳琅满目”，酷微型王国。

住房外庭院的面积也不大，可小小的空间里却处处有纤细玲巧的布局。

小小的水池中有千奇百怪的山石，“千山万壑”间镶嵌着细沙铺成的曲径通幽的小路。

即便是在具有插花道的盆景中也是变幻多姿，咫尺天涯，颇有一种微型世界公园的味道。

日语的结构特点和日本人的这种小而精的生存环境也恰恰相似。

（24页）
赵教授继续说：
日本人的居住环境和日本语结构的内在联系，也能反衬出日本人小巧玲珑、经济高效的心理素质。

（25页）
我不能说，这就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但是，我真的不赞同这种创新。

现在学术界有些风气不正。

用刊物的等级来评定学术水平。

把学术水平数量化的做法，既不公平，也会导致以量代替质。

某些学报公开声言不发表研究生的文章，把学术身份化。

学报发表文章标准应当是学术水平。

学术研究靠高喊口号，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2008年1月5——6日，复旦大学举办“首届望道修辞学论坛”。

邵敬敏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刊载复旦大学的《修辞学习》2008年第二期上。

在这个发言中，邵教授鼓吹：“我们要有信心，让修辞学爆发一场革命，一句话，对修辞学的整体架构重新思考，重新构建。

这就
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关注中国修辞学的这场革命，尤其是年轻学者更是身负重任。

”（19页）这类口号是很难真正推动中国修辞学的进步的。

五写作（文风）
古罗马的塞涅卡《顺应自然》中的话：
无论在哪里，你只要发现盛行着一种腐朽的文风，你就可以肯定，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品质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同样，过分讲究衣着与贪图享受也是社会不健全的标志。

所以畸形的文风——假如它广为流行的话——是心灵（人们的语句就这样衍生）也蒙受了不幸的证明。

（２８０页）
文风问题不仅仅只是文章的问题。

现在，国家领导人提出文风问题。

语言学家更应当重视文风问题。

语言学家要改变自己的文风。

语言学家要的建筑新文风方面有所贡献。

我一向把文章分为三种：（1）理论方法取胜的，（2）语料取胜的，（3）文笔取胜的。

理论方法取胜的文章，很难做。

以语料取胜的文章，容易一些。

主要是勤奋刻苦。

我鼓励研究生从观察语言现象开始，先写语料取胜的文章。

不必急于写作以理论方法取胜的文章。

研究生写些以文笔取胜的文章，不但活得轻松愉快，也可以改变人们对语言学家的成见。

语言学研究，选题是一个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的价值不取决与所研究的问题的大与小。

题目的大小与对策，有四种可能：
（1）大题大作。

（2）大题小作。

（3）小题小作。

（4）小题大作。

大题大做。

好。

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

王力的《汉语史》。

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大题大做。

硕士学位论文，很难大题大做。

大题小做，志大才疏，马马虎虎，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不好。

大题可以，也应当小做，把大题切分开来，分为若干个小题，分批分期来做。

选择一个小的观察点，从小处切入，深入下去。

小题应当小做，小题不适宜大做。

明朝的一些文人喜欢小题大做，芝麻绿豆的事情，无限上岗上线，扯到皇恩浩荡上去，成为笑话。

文革期间的不良文风之一，就很少小题大做。

但是，小题也可以大做，例如朱德熙对付小小的那个“的”的做法。

小题而大做，就是考察的对象虽然小，但是，放置在宏观的画面中，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地考察，有广度高度深度。

大师季羡林所研究的对象是蔗糖，其著作的价值大得很呢。

黄兴涛的《“她”字的历史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也是一个典范。

从小题目做去，可能是一个好办法。

语言学论文是属于科学语体。

语言学家不需要，也不应当使用强烈感情的语言。

因为：
使用强烈语言的习惯会导致思维扭曲。

（斯泰宾《有效思维》4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强烈语言是强烈感情的表现。

强烈的感情需要强烈的语言。

强烈的感情能够感染人。

强烈的语言能够打动人。

但是，强烈的语言却有可能歪曲事实，背离真理，强烈感情可能导致不和逻辑，因为强烈的语言经常会扭曲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