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研究报告

“双减”政策引发的家长焦虑问题研究报告
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高质量”可以从“减负”与“提质”两个维度来衡量，而这两个维度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的，已有研究已经证实减负对于提升学习效果、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相关措施从减少家庭作业，到规范考试行为，再到改变教学内容“繁、难、偏、旧”的现象，直到规范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可以说“减负”措施越来越细，规定也越来越严。

然而关于“减负”的政策规定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在于历次“减负”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有人甚至调侃：“‘减负’，即为‘正（增）’”。

而即便是在这种“越减负担越重”的情况下，家长们依然焦虑：我的小孩做的家庭作业量足吗？报的培训班够了吗？会不会练得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多以至于在竞争中不占优势
从政策发布单位以及政策内容的严格程度来看，“双减”政策都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称其为“史上最严减负令”也不为过。

然而，家长们的焦虑程度似乎并未因此减轻，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

家长们担忧：在作业量减少，小学一二年级甚至没有书面作业、没有纸笔考试的情况下，我的孩子能学好吗？当培训机构被大量取缔，“想给小孩报个班”都难的时候，我的孩子该如何应对高考？因而，“双减”政策的实施，在缓解家长们原有的焦虑的同时，也给家长们带来了新的焦虑点。

可见，中小学生家长的焦虑问题，始终和学业负担，和“减负”的规定及其效果密切相关。

家长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并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家长们的焦虑为什么会如此普遍而严重？为什么焦虑会和学生的学业负担密切相关？为什么无论“减负”的成败如何，家长们始终都是“成也焦虑败也焦虑”？
一、文献评述
焦虑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当中一个比较受人关注的话题。

学者们围绕学生的学业焦虑和考试焦虑的成因、表现、矫治方案等进行了不少讨论。

早在上世纪，学业焦虑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研究发现，中学生的一般性焦虑突出表现在学习不安上，相当比例的学生都对学业成绩存在着过度焦虑现象，且中高学习焦虑者所占比重较大。

还有学者研究了学业焦虑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研
究发现女生学习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但究竟是重点中学还是普通中学的学生的学业焦虑更严重，不同研究的结论并不相同，陈永胜的研究发现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加焦虑，而王才康的研究则认为一般中学的学生相较于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焦虑更为显著。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术界关于学业焦虑的研究进入了更加微观的领域，例如学习焦虑导致的并发症、学习焦虑与教学模式的关系等，并开始对具体学科的学习焦虑问题进行专门化的探讨，其中以英语学科得到的关注为最。

考试焦虑问题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认为，考试焦虑主要受个体和社会两类因素的影响。

在个体因素方面，考试焦虑与外部动机及学生对失败的预期正相关，与内部动机、对能力的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效能感预期和学业控制信念负相关。

在社会因素方面，来自重要他人的成就期望、评价反馈及失败导致的负面后果都会影响学生的考试焦虑，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心理控制、支持或压力等也都会影响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

而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的过程，则可能因比较结果的不同而对考试焦虑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黄琼和周仁来的研究认为，缓解考试焦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减负政策。

上述研究对我们深化关于教育中的焦虑现象的认识有着积极作用。

但检视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绝大部分研究都默认了学生才是焦虑的主体这一前提，而没有意识到学生及其家长其实是一个“焦虑共同体”。

在我国，家庭而非个体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因此，来自学业成绩和升学的压力不但会导致学生的焦虑，同时也会令其父母的焦虑，甚至家长的焦虑可能比学生还要严重。

《光明日报》就曾报道说，“双减”政策虽然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但还需要再加把劲才能缓解“妈妈们的焦虑”。

其次，已有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讨论的是诸如“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等变量和“学习焦虑”“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

关于考试焦虑的研究甚至关注到了眼动、认知与神经机制等生理心理问题。

这类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其生理心理机制，据此制定出恰当的焦虑调节和干预方案。

因此在已有研究中，焦虑被视作个体的心理问题，需要采用心理学的干
预方案才能够缓解。

但事实上，我国基础教育界的学业焦虑和考试焦虑已经异常普遍，远远不是个体心理的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

早在2012年，就有媒体报道说，“‘教育焦虑症’成为家长通病”。

这就要求我们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家长焦虑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为什么无论减不减负，家长们都会焦虑？家长们的焦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要怎样才能有效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二、无处安放的家长焦虑
当“减负”并未真正落地的时候，家长们焦虑子女的作业量是否足够，培训班要不要再报多一点，能不能比“别人家的孩子”学得更多、考得更好；真正“减负”要落实了，又开始焦虑没有辅导班，拿什么来应对高考。

可以说，中小学生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家长们的焦虑史。

家长们的焦虑，表面上是由学业压力，高考压力导致的，但在这看得见的压力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诉求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必须用某种方法把社会成员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上去，并且诱使他们去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社会基于不同社会位置的重要性予以不同成员以报酬来给进行激励。

而将不同的人分配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上去的一项重要工具，就是教育。

当然，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可能促使个体社会地位提高的教育并不包括职业教育。

虽然早在1994年，国家教委《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就曾提出：“要搞好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实行小学后、初中后和高中后‘三级分流’，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同年《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要“构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近年来甚至还提出了“普职比为1比1”的思路，可以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平等的职业观念，中职、高职的学生难以获得工资高、福利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

因而，社会文化依然崇尚的是“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只有读书，而且读得好，学而优，才可能考入普通高校而非职业院校，进而才有可能步入仕途，实现“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的初衷。

不过，这一条唯一的通道是如此狭窄，以至于高考竞争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虽然近年
来高校连续扩招，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说明，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只有那些能够就读于名校，能够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找到高收入、高地位工作的大学生，才有可能真正步入上层社会。

因此，面临阶层固化的大环境但又试图通过教育突破阶层的限制，就必然引发群体性的教育焦虑，例如：自己的小孩成绩不够好；无法竞争过他人；没法考上好大学；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在这种心态下，要求小孩“成绩好”，以及在小孩的教育上投入大量的家庭资本，就成为常态。

（二）商业资本的介入和校外培训的变味
家长们的焦虑被商业机构敏锐地捕捉，将其转化为商业行为并获得商业利益。

培训机构会编印各种应试资料，以代替官方审定的教科书，教学过程也极端地强调应试。

可以说，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往往并不是课堂学习的巩固和必要补充，而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极为短视的教育，不但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害，甚至可能干扰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

这种极端的针对性以牺牲学生全面发展为代价换取了学生考试分数的提高，但由于考试分数符合家长们希望籍此实现社会纵向流动的愿望，因而培训机构在“应试”方面的效果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自古就有，科举时期，就有人专门自抄私编的一些“应试”类的小册子进行售卖，且颇有市场。

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镫窗下课数十篇。

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余为从臾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板印行。

未闻有坊间板。

培训机构对家长焦虑的炒作也具有类似特点。

首先，对辅导班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对“应试”的效果进行夸大宣传，例如“名师授课”“一对一指导”“签约保目标式辅导”，从而将参加辅导班塑造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只要你报名，就可以得到名师的针对性指导，还可以通过签约的方式保证靠到你心目中的理想成绩，从而上好大学，实现社会阶层的上移……其次，对培训班的名额进行限制，喊出“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之类的口号，至少要在家长心目中塑造出一种“培训班”是稀缺资源的形象，并且，短期内无法提高供应量。

这样一来，培训班报得越少，报得越晚，家长就对子女的学业越不放心——“别人家的孩子”都抢到了名师指导的机会，还得到了签约保证，我家的还没有——从而
导致焦虑程度的上升。

而培训班又并非生活必需品，其价格上涨也不会引起生活成本的剧增，政府干预空间不大，因此培训机构的这种炒作可以长期进行，家长的焦虑自然就始终无法得到缓解。

有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司甚至会收编带着“海淀”标签的育儿公众号进行商业营销，让“海淀鸡娃”现象来放大家长的焦虑，并最终将焦虑转化为了买课、买书、买文具的消费力。

炒作焦虑带来的是家长们在子女课外补习上的巨额投入。

“双减”政策规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其实也是为了限制培训机构对家长焦虑的炒作。

三、焦虑中的家庭资本投入
无论是购买学区房，还是给小孩报名课外培训班，或者参加一对一的私教辅导，都是需要资本的，因而家庭资本在当前的教育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布迪厄对家庭资本问题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家庭存在三种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其中，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性予以最高的评价。

家庭文化资本缺失或者如果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学校教育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这一前提有时会让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力面临挑战。

高政认为，在中国的某些特定社区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影响有限。

因为“文化资本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时候，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一种社会资源。

这样一种资源必须进入到个体的行动当中、进入到行动者的实践当中才会有意义”。

所以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如果社区文化并不支持文化资本作用的发挥，那么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就会削弱。

既然文化资本的作用有限，那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就会彰显出来。

为了让子女就读于名校而购买学区房，需要的是经济资本；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请家教、报名参加培训班等，也都依赖的是经济资本的力量。

如果说家长焦虑的表现在于给小孩报大量的培训班，极力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去寻找“靠谱”的私人家教，那么这种焦虑其实是和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密切联系的。

学术界关于家庭资本的研究，往往采取定量研究的方式进行，得出的结论大都发现家庭资本和学业成绩之间呈正相关。

故而，家庭资本应该是一个客观的、可以量
化的概念，家庭资本越少，对子女学业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家长就会越焦虑。

然而事实上，长期以来焦虑程度最高的，却并非底层人士，而是中产阶级家长。

在最底层的家长那里，其实他们是不怎么焦虑的；家长的焦虑程度随着家庭资本的积累而逐渐上升，在中产阶级这里焦虑程度最高，而后随着家庭资本的进一步增多，焦虑程度又开始降低。

因此家庭资本的客观数量和家长的焦虑程度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递增关系，而是呈“倒U”形。

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焦虑甚至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话题，引发了不少讨论。

在我国社会分层越来越表现出“金字塔”结构的大环境中，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向上流动的空间小，且面临着“阶层固化”的压力；底层人士却基数多，还随时威胁着自身的位置。

中产阶级大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要满足自身生活的基本需求是没有问题的。

上层精英虽然也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不用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身的地位，所以不用像中产阶级那样疯狂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底层群体往往有心无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财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

由于在不同家庭之间，各自资本数量的多少和投入程度并不是像高考录取分数线一样公开透明，而是一个“黑箱”，这导致家长们并不能用完全理性的方式来判断自己的家庭资本是否足够，甚至存在着不报辅导班的时候还不焦虑，辅导班报得越多反而越发看到了自家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之间的差距，从而越发焦虑的情况。

总之，当完全理性受限，就必然存在认知偏差。

家长不能对信息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判断，非理性的情绪、情感便会左右家长对家庭资本的投入。

因此，家长们对“我的家庭资本投入是否足够”的判断不可能有一个客观合理的依据。

即便少数家长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但真正决定集群行为模式的是“多数人定律”，整个教育环境中的行为选择方式依然是非理性的，从而造成了“内卷”式的家庭资本投入和无休无止的学业负担。

在实践中，大部分家长都不觉得自己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本投入已经足够，这种无法保持完全理性的主观判断必然就会放大自身的焦虑程度。

四、资本退场与焦虑缓解
从上文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家长的焦虑现象和自身家庭资本的投入有关。

当家长对子女的学业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会投入一定的家庭资本，用于请私
教、报课外培训班等；但当家庭资本的投入越多，家长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来自高考和“别人家的孩子”的压力，从“受害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家长们更关注“别人家的孩子”在哪些方面比自己的孩子更强，因而无论自己的孩子怎么努力，都会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低人一等，这种心态必然进一步刺激家长的资本投入欲望，以至于出现了资本投入越多，焦虑程度越高的局面。

那么，适当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教育中的投入，减少家长被“别人家的孩子”刺激进而成为“受害者”的几率，这对于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

“双减”政策规定的“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坚持从严审批机构。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等，其思路都是要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无论是减少学生的课后时间，还是清退培训机构，都能实现让家庭资本“无处可投”。

哪怕是在教育部发文严查变相学科培训的情况下，一些“家政服务人员”依然心存侥幸，表示“眼下只要待遇开得好就继续做”。

而家长之间相互“攒班”“易子而教”等现象，更是“多点开花”般地出现。

所以，仅仅是让家庭资本“无处可投”，不过是扬汤止沸，只有让家长们转变了观念，认识到子女的教育不是靠金钱和时间堆出来的，从而淡化资本投入的意愿，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

其实很多中小学老师都提过，教学是“慢”的艺术，需要有长远的眼光，需要耐心，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这个意思。

“鸡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现象的出现，都表明在家长群体中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教育心态，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们少了几许淡定和从容，他们或许大都知道“百年树人”这个道理，也认可亲子陪伴在子女成长中的作用，然而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孩子，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太慢，以至于宁可花费大量的金钱让培训机构、私人家教对孩子进行“速成”“催熟”，甚至为之沾沾自喜。

要改变家长们的短视和功利，不能指望家长们的教育观念“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转变，而是要借助具体的措施。

家长们之所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静待花开”，是因为高考的时间是固定而明确的，“如果到了高考的那一天还没有等到我的孩子花开怎么办”是很多家长都有的担忧。

一线老师对高考命题的方式、范围往往颇为关注，并进行仔细研究，例如有
的生物老师就总结出了在“有关配子的计算问题、有关基因型的计算问题、有关表现型的计算问题、子代对亲代的推断问题”等高考生物命题中的常见话题[45]，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

根据这样一些“研究成果”，课题教学当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分类型，记结语，套解题模式”的教学方式[46]8。

而对命题范围、题目类型、解题模式研究得最深入、最细致的，除了中小学，还有培训机构。

当“双减”又大量减少了作业量时，中小学教师在“应试”方面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

再加上“有偿补课”被禁止，因而中小学教师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相互“易子而教”，就能保证“教师子女”在应试竞争中比其他学生更占优势。

培训机构则更是直面高考，纯粹以“涨分”作为其营销的噱头。

当家长们认为培训机构对“涨分”的帮助明显时，将家庭经济资本投入到培训机构当中，就成为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因此，若高考命题方式不能实现质的变革，不能突破各种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则培训机构永远都会有市场和需求。

只有当学生对《红楼梦》实现了整本阅读，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各自的健康状况、性格特点等内容都有了全方位的了解，方能给出自己认可的答案并阐明理由。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命题就比现有诸如“请说说‘金玉良姻’‘木石前盟’的含义”“‘优伶’和‘公子’指哪两个人物？”“入画和司棋分别是谁的丫鬟？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处置入画和赶走司棋时，她们的主子各是什么态度？”等可以依赖死记硬背的高考题目来说，无疑灵活性就高了许多，对学生对《红楼梦》的理解的考查也要深入得多。

或许沿着这样的思路对命题质量进行反思和提升，应该成为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

五、结语
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好事，但如果在减轻“有形”负担的同时，却因为高考的压力，导致家长们普遍的焦虑问题，甚至由此造成学生们“无形”的负担剧增，则并非我们的初衷所在。

毕竟，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可以理解，培训机构以提升应试成绩的方式谋取经济利益，也符合市场需求。

因此，当务之急是革新高考的命题方式，高考题目需要让现有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失去效用，让“题海战术”“机械训练”等学生的“负担”无法成为提高高考分数的有效方式，方能让家长不再将家庭资本投入到这类给学生“增负”的机构和环境当中。

若能做到如此，则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有望真正得以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