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辽代四时捺钵制

简述辽代四时捺钵制
作者：常媛媛
来源：《学理论·下》2015年第02期
摘要：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民族传统的游猎生活方式，立国后经久不衰。

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

在政治上四时捺钵与北南面官制相互呼应，是契丹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辽代社会的缩影。

关键词：捺钵；游猎；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02-02
捺钵，契丹语，又作“纳拨”“纳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是辽国皇帝四季出行所在之地及政治中心。

《辽史·营卫志》载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

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

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可见捺钵与契丹民族传统的游猎生活方式，是辽代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契丹立国前生息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仑河与老哈河一带，高山、平原相间，森林、草原相间，因此，狩猎生活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是狩猎应是捺钵制度赖以产生并在契丹立国后长盛不衰的基础。

弋猎是契丹人生活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在经济遭遇困境或游徙转场中更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从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方面残存的有关资料来看，狩猎在契丹人维持生计与立国中都承担着重要角色。

狩猎经济是契丹人由来已久的一项生产活动，而且始终是契丹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

《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人“逐猎往来，居无常处”。

《辽史·游幸表》序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

”《辽史·食货志》开卷即曰：“契丹旧俗，……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所谓“生生之资”“以给日用”等语反映了狩猎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张舜民在《使北记》中指出：“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于凉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他显然已经领悟到狩猎经济在异域的重要作用，所以才会把契丹人从事的狩猎比作汉人的农耕。

可以说，狩猎经济的长期存在正是捺钵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

契丹建国以后，渔猎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有辽一代，作为传统习惯，狩猎始终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

契丹统治者除了把渔猎作为一种娱乐以外，主要是将狩猎和讲武结合起来。

前引《辽史·游幸表》曰：“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

”辽太宗自己也曾说过：“朕之畋猎，非徙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辽史·太宗纪
下》）。

契丹人进入幽燕地区以后，农业生产虽然重要，但仍不废鞍马骑射，四时捺钵制一直保持不变，这与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有关，正是因为娴习于射猎，所以长于战斗，其军事潜力为中原民族所不及。

《辽史·食货志》曰：“其富以马，其强以兵。

纵马于野，弛兵于民。

有事而战，彍绮介夫，卯命辰集。

……以是制胜，所向无前。

”《辽史·营卫志》亦曰：“始制部族，各有分地。

……岁时田牧平莽间。

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

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

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

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逾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契丹人习于渔畋射猎与富于战斗的尚武精神可谓如影随形。

四时捺钵制度正是由游牧民族的本身特点发展而来的，四时捺钵制度既能够继承契丹祖先的游猎传统，又能够在各个地点驻守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监督，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和政令畅通，因此，在统治者的支坚持下逐渐完善定型。

辽朝捺钵制度将一年分为春水、秋山、纳凉、坐冬四个阶段，因此又被习惯称为春夏秋冬四捺钵。

辽朝皇帝在四季都会驻扎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同的活动。

在辽朝早期，四时捺钵的地点和活动并没有固定下来，到圣宗时期，四时捺钵开始有了固定的地点和制度。

春捺钵，契丹皇帝春捺钵的地点主要有四处：鸭子河，即混同江；挞鲁河，即长春河；鱼儿泺，在长春河附近；鸳鸯泺，在河北省张北县。

契丹皇帝每年正月上旬，即由上京临潢府出发。

初到时，鹅雁未至，河冰未解，人马屯营于冰上，凿冰钩鱼。

冰解后鹅雁北归，于是放海冬青猎捕鹅雁。

钩得第一条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欢庆。

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

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

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这是捺钵制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功能。

夏捺钵，契丹皇帝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

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

吐儿山在黑山东北三百里，近馒头山。

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

子河在吐儿山东北三百里。

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

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

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辽史·营卫志中》）。

夏捺钵除祭祀、消夏、游猎等内容外，更是一次大政会议。

秋捺钵，秋捺钵，《辽史》通称秋山，也就是指皇帝秋季去山中田猎。

秋捺钵的地点通常是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

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

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

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

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

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

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

”这同时也是大会属部的机会，在呼鹿、刺虎、搏熊等活动中就曾有吴乞买、粘罕等女真豪猷的矫健身影。

冬捺钵，冬捺钵实际上是契丹皇帝牙帐久住的地方，具体的地点是广平淀。

“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

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

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

其地饶沙，冬日少暖，牙帐多于此过冬，与北南大臣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辽史·营卫志中》）。

辽朝的皇帝毫无例外地尚武嗜猎，辽朝人郭袭曾以“从禽酣饮之乐”（《辽史·郭袭传》）概括四时捺钵的娱乐功能，但捺钵活动更是契丹人练兵习武的重要方式。

捺钵本身就有军事攻防性质：“有辽始大，设制尤密。

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业。

无日不营，无在不卫。

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辽史·营卫志上》）这样，借助于狩猎活动进行练兵演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捺钵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所以，历代契丹皇帝重视“四时捺钵”制度，特别是圣宗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捺钵之地具有一定的政治中心的职能。

契丹人实行四时捺钵制，是有其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契丹族原有的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与中原的农业社会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契丹人进入中原以后，即没有放弃原有的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没有像北魏一样，完全照搬中原的政治体制，而是采取二元并存的政治体制。

契丹立国二百多年，中央设立了北南面官分管契丹人和汉人，虽然设有类似汉地的五京，但皇帝打猎、游乐、讲习武事的四时捺钵地则是辽朝的政治中心。

北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人制待汉人”，南北之分即由牙帐的位置所决定的，在牙帐北面的北面官主要是管理契丹事务，北枢密院统管军马；在牙帐南面的南面官主要治理汉人户籍赋税事务，南枢密院不过问军权。

辽代的决策中枢，不在汉式的五京，而在流动的捺钵。

“皇帝四时巡狩，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

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使十人，中书令使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

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

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

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

”（《辽史·营卫志中》）捺钵中的皇帝可以随时随地处理契丹和属国的政务。

汉人的事务，委托中书省代为办理，县令以上的政务可以先实施，具体细节等到夏冬捺钵议事的时候再禀告皇帝追认。

冬夏捺钵大政会议后，皇帝就起牙帐去春水秋山，全体契丹官员及一部分汉人官员随行，大部分汉人官员返回中京留守并处理汉人的事务，这实际就是蕃汉分治。

辽吞并了一部分汉地之后，契丹的渔猎习俗没有改变，因此，统治者并没有全盘接受汉人式的政治管理，做汉式的皇帝。

皇帝一年四季都在捺钵之中，政治中枢自然也就随着节令四处迁移。

这样的政治模式一直延续到辽朝灭亡亦没放弃。

辽代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捺钵是举行大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枢。

所以，辽代的捺钵制度反映了辽王朝“行国”的政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