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坚守与突围——以苏童小说《黄雀记》为例

先锋的坚守与突围——以苏童小说《黄雀记》为例
石立燕
【摘要】先锋小说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危机之后,部分作家开始向传统写作资源寻求转型.关于先锋创作的坚守与突围问题一直引人关注.苏童的《黄雀记》提供了先锋文学坚守与突围的例子.他以隐喻切入当下,在写实的基础上又刻意营造寓言式的“有意味的形式”.小说在精神的坚守与形式的突围上,找到了先锋与现实对接的可能.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00)003
【总页数】3页(P120-122)
【关键词】先锋;坚守;突围;黄雀记
【作者】石立燕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先锋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甫一登录，就以其小说的文体实验引起关注。

它们对故事和意义进行消解，从传统的关注“写什么”向“怎么写”过渡。

当先锋小说以其独特的姿势获取文坛的合法地位之后，它的尴尬也渐渐体现出来。

许多先锋作家过度迷恋创作的技巧问题，小说的形式呈现出高度的实验性，而小说的内容则对意义和伦理价值等进行消解，这使它渐渐拉远了与读者的距离。

在这种情
况下，先锋小说家开始在传统叙事和先锋叙事的纠结中，进行着坚守与突围。

苏童便是这样一位作家。

他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变幻莫测的先锋叙事引起文坛关注。

之后，他开始向传统的故事人物回归，开启了“新历史”小说系列，发表了《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小说。

这些小说对“人”进行关注，显现出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历史在这里仅仅成为了人物活动的背景。

从《蛇为什么会飞》开始，苏童开启了现实题材的写作。

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对当下的切入上，苏童都始终表达了对“人”的关注。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属于先锋，关键就是要审度他的精神内核中是否存在着与现实价值保持着对抗的姿态，检视他的审美发现是否带有超前性，是否对社会、历史、生命和自然有着更深更远的认知，是否在存在的境域中具有顽强的开拓性。

”[1]先锋精神历来注重内心的体验，注重“人”的存在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童在先锋精神上的坚守与形式上的不断突围，成就了他今天的高度。

2015年8月，《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先锋作家格非，评论界认为：“茅盾文学奖颁给这两位作家，并不是对先锋文学的追认，而是对先锋文学精神的认可。

”[2]
《黄雀记》表面上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起青少年强奸案，柳生强奸了仙女后嫁祸于保润，之后柳生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在忐忑中进行着赎罪。

仙女被强奸后陷入堕落的深渊，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迷失了自己，以失踪告终。

保润出狱后一直纠结在是否要复仇的情结中，最终在一次偶然的误会的刺激下，在柳生结婚时将刀捅进了柳生的身上。

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在作家洋溢着神秘氛围的讲述中落下了帷幕。

然而，在这整个故事的隐形层面，我们始终绕不过去的是疯疯癫癫的“祖父”和故事发生的地点精神病院。

从小说伊始祖父怪癖神经的表现到小说结尾祖父怀抱怒婴等待白小姐的归来，这个声称自己“丢了魂”并一直在“寻魂”的祖父，成为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隐喻。

“人们可以借助疾病引申涉及一些经验和认识。

这些经验和认识超越了生病这一反
面基本经验。

在文学介体和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意义丰富得多。

”[3]疾病的经验丰富了人们对当下的感知。

祖父疯狂地寻找丢失的“魂”，他寻找的过程，连接起了香椿树街的现在和历史。

小说中描述：“祖父挖掘手电筒的路线貌似紊乱，其实藏着逻辑，他无意中向香椿树街居民展现了祖宗的地产图。

”[4]14“丢魂”的过程让人再一次看到文革对人
精神的摧残和对传统的破坏，祖父只有在老祖宗那里才能找回自己的“魂”，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是关于“根”的一次探寻。

祖父的丢魂似乎就隐喻了现代人丢魂的根源：传统“根”的断裂。

然而这样的一条救赎路径，在现实生活中又遭遇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小说设置了祖父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两次断裂：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将人与过去历史的斩断，曾经的香椿树街一半以上都是祖父的，祖父对手电筒的神秘找寻和挖掘，实际上是一种试图还原历史的努力。

这样的一种努力最终以被送进精神病院终结。

第二次的断裂是被转型期的商品社会边缘化。

爷爷住进精神病院，以前祖父的房间被租赁了出去，换成了马师傅开的时装店。

祖父不仅精神上丢了魂，在现实的生存空间也被浓郁的商业气氛挤占。

空间对一个社会个体来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空间是社会实施权力的手段，“对个人而言，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

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监视和规训。

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部的监视和规训，可以将个体锻造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

”[5]祖父从正常的社会家庭空间被迫搬移至“精
神病院”这样一个隔断的空间，意味着其失去了在主流生存和话语的权力。

他的存活只能边缘化。

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精神上，这都是现实对“祖父”的一种放逐。

而这个“祖父”是符号化的，在小说中，祖父的存在似乎只是照相、丢魂、挖掘、被捆绑等一系列行为的主体，他的内心世界是藏匿的，我们无法获取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

苏童的小说本来就不擅长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祖父”这一人物的隐喻性功能，使其更加符号化了。

如果说祖父作为一种历史和传统“根”的隐喻出现的话，那么，白小姐产下的红脸婴儿，则是迷失在浮躁的金钱社会的耻辱的象征，红脸婴儿一出生便是无时无刻的哭，这种哭不是早产儿常见的羸弱的啼哭，而是老人般悲怆的哭，带着绝望的信息。

然而小说结尾写道：“乔院长他们注意到，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很安静，与传说的并不一样。

”[4]304这样的一种结尾，似乎预示了作家的一种思考：当下社
会的罪恶与浮躁，或许借助于传统与历史文化的“根”，能够获得被救赎的可能。

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思潮，寻根文学致力于挖掘本民族古老历史和文化的“根”，找寻那些曾经失落的有价值的东西，借助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力量，对抗80年代末期商品经济带给人的冲击。

苏童的思考似乎对之做出了遥远的回应：在一个普遍丢“魂”的当下，是否有一个不能丢的恒久的东西？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正是通过疯癫的中介”，世界“在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

”[6]通过非理性的生存格局的隐喻，小说揭示了当下生存的两大问题：根的断裂和欲望的泛滥。

通过疯癫的隐喻，苏童完成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对抗。

“隐喻”曾是先锋派小说家进行先锋叙事的特征之一。

“在很多先锋作家的作品中，隐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也是先锋作品变得难以一眼看透的一个重要原因。

”[7]《黄雀记》中的隐喻无处不在并且贯穿小说的始终，
它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修辞学的范畴，成为一种隐喻的思维方式。

然而，《黄雀记》中的隐喻，注入了明晰的故事情节，没有了早期先锋小说情节的扑朔迷离和支离破碎，人物有了固定的指向，情节也有了发展的线索。

时间概念是先锋小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先锋小说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自然时序和因果关系，而且将对时间的思考深入到存在主义的层面。

如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叙事出现连续中断，时间、情节、人物意识出现空白，打破时间的顺时性，
时间切入点不断变换，一切都在似有若无、似梦非梦的意象之中。

苏童后来的小说减弱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实验，向传统叙事转移，故事情节的讲述开始趋于完整，时间也趋于完整。

《黄雀记》就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上中下三部中篇组成，题目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

从三部的题目中我们就能感觉到小说叙事的顺时性和叙事视角的变化性。

然而，小说的叙事手法与传统的叙事又不完全一样，它摒弃了传统的故事背景和来龙去脉的介绍，转而塑造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是著名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提出来的，他
指出：“在各种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

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地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

”[8]有意味的形式，使形式带上了审美的意味和言说的
价值。

《黄雀记》原本从白小姐写起，然而，写到七万字后，苏童决定重写，故事从祖父的“死亡意识”促使他每年都拍遗照写起，而这个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死亡意识的祖父，在小说结束时却仍是一个生命力最为顽强的角色。

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是提前到来的死亡，那么，祖父在小说中是一个最具有存在感的人物。

小说以祖父开始，又以祖父终结，这是一种寓言式的结构。

实际上在小说其他角色身上，也体现出这种命运轮回的时序。

仙女的噩梦从井亭医院的水塔开始，在经历了几年的堕落之后，最终又不得不回到水塔诞下她耻辱的标志：红脸婴儿。

仙女、保润和柳生一直都在成长中，显性成长时序与隐形的命运时序交叉，他们无法摆脱命运的寓言，最后每个人又都回归了原点。

仙女的身世一直是个谜，没人能说清她是从哪里来，最终她也莫名地消失了；柳生无论十年的忏悔多么辛苦，最终难逃保润的索命之刀；保润被诬陷入狱，当出狱后要开始新生的时候，却又以罪恶之身回归监狱。

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丢了魂的老祖父成为永生不死、波澜不惊的符号，注视着世
间的生老枯荣。

小说以生生不息、轮回不断的春天、夏天、秋天来命名每一部的小标题，摒弃了传统叙事的铺陈和背景介绍，直接切入每个人的重要的生命季节，在每个人成长的顺时序上完成了整个人类时间的轮回。

《黄雀记》虽然立足当下，但并不是一部单纯写实的小说，小说叙事中时间形式的建立，带上了寓言的意味。

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体现的是作家在存在主义层面上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传达出多层次的审美意蕴。

小说的题目一开始并不是《黄雀记》，而是《小拉》，后来又改为《水塔》，最后才定为《黄雀记》。

小说的命名过程实际上正是作家对小说所表达出来的命运观和存在主义的一种认识和阐释的过程。

“黄雀在后”的神秘力量，使人们的意愿和结果总是发生背离，无论人物如何逃避、背离或突围，以为下一秒就能成功时，却仍然与这个结果狭路相逢，如同一个无物之阵，人一拳打过去，只能陷入更绝望的虚空。

“黄雀在后”的神秘力量，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和算计，生存的焦虑、恐惧，人对环境的倍感压抑，命运的不可捉摸、偶然与荒诞，都带上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意味，而这，通过保润、柳生和白小姐的各自的生命季节表现了出来。

小说的显性顺时序和隐形轮回时序的交织，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真正的先锋应当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求变的思维方式和艺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永远都不会结束，它只有不断地突围与转型，以永葆艺术的活力。

20
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先锋小说派尽管已成为历史，但先锋的精神仍然存在。

《黄雀记》以隐喻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营造，切入了当下，既表现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完成了先锋叙事与现实生活的对接，实现了先锋的坚守与突围。

【相关文献】
[1] 洪治纲.先锋文学聚焦之一：先锋的精神高度[J].小说评论.2000，(01)：26.
[2] 黑龙江日报.青年一代作品的新异性何在[N].黑龙江日报，2015-08-24(03).
[3] (德)波兰特.文学与疾病[M]//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55.
[4] 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5]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4.
[6]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272.
[7] 洪治纲.先锋文学聚焦之十一：隐喻的思维[J].小说评论，2001，(05):13.
[8] (英)贝尔.艺术[M].周金环，马钟元，译.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