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标签：儒家思想；贤能观念；才性论；人物品鉴

贤能观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涉及人的思想与信念难有一致的标准，随着客观形势的不同，贤能观念的内容也在增减。①本文拟从汉晋之际的政治、思想及社会风气入手，考察儒家贤能观念从汉末到两晋之间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尤其是在魏晋人物品鉴中的体现。

一、两汉贤德观念及其弊端

儒家的“贤”即德，是指能恪守儒家伦理，德性高尚；“能”即才，主要是指精通儒术，能运用儒家学说来解决现实问题。在贤和能的排序上，儒家把贤放在首位，主张贤重于能。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表彰忠孝节义，荐举孝廉方正，奖励孝悌力田，引导人们践行儒学价值观，儒家道德由此大行其道。

东汉士大夫多出身于儒家大族，深受经学熏陶而又有着充分的道德自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义为行为规范，其所言所行，均未敢超出此标准。并通过自身的道德实践，感动和教化百姓，引领社会风尚。世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多从道德品行着眼。如：“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②冯豹“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③“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④东汉因察举和征辟的缘故，士大夫特别重视道德与名誉。由于重名誉，遂产生了许多不择手段以博取虚名之徒。东汉中期，选举失实，流弊甚大，各郡所察举的孝廉，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在孝廉名义下，各式各样的求名法层出不穷，又如《后汉书·陈蕃传》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⑤诸如此类的博虚名而进仕，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到了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⑥的现象。如此进仕之人一旦试之以政，自然不知如何应对。“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⑦这种由重名誉的选举制度不仅阻碍了以德行为首的汉代选举制度的正常运转，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汉末年社会秩序的紧张和混乱，造成忠于朝廷的东汉士大夫，经“党锢之祸”的无情打击之后心灰意冷、对汉室王朝失望

至极的后果。蔡邕以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为要，在家尽孝、出仕尽忠，但最后却落得被杀的结局。如此一来，曾一度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评判标准，因无法适应变动的社会，遇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二、曹魏时期崇德观向重才观的转变

汉魏之际，儒家思想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怀疑，人们的处世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以往因注重德行而被忽略的才能开始受到重视，进而导致汉魏之际由推崇贤德向注重才能转变，曹操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

1.唯才是举：曹操对儒家贤德观念的挑战

曹操拔起于群雄之中，逐鹿中原为的是“得天下”而非“治天下”，他急需一批有权谋、有胆略、有治术的人才帮助他得天下，所以他非常鄙视东汉末年那些沽名钓誉、有德无能的儒者，更看不上那些假借儒术经学博取功名的文弱书生。于是在建安年间，他颁布“三令”作为用人标准，其内容是用人唯才：建安十五年（210）春，下令：“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⑧建安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⑨建安二十二年，令曰：“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⑩由这些诏文可知，曹操用人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论才能不论德行；第二，论才能不论年龄；第三，论才能不论出身；第四，论才能不论爱憎。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强调士人的“才”“能”，而将“贤”“德”的因素放在一边，尤其他还列举如陈平、苏秦等有才无德之人的功业，完全是针对汉末选才的失实而发，这与儒家尚德行、重孝廉的贤能观念形成强烈的对照。在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下，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汉末年“品藻多乖，举世失实”的选举弊端，并且改变了根深蒂固的选举标准——德行、出身、年龄。

曹操重视才能的同时，忽视了贤德的作用，以至于在“唯才是举”用人政策的引导下，士人含忠履节的精神显得相当薄弱，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如礼义诗书是为了修养品德，并用以教化百姓，然而在重才能、轻德行的政策下，儒家经典中的“处道之心”和“执义之意”变得模糊不明，人伦亲情陷于盗名窃誉的争斗，朋友之间也以狡诈利益为优先，变得无情无义了。针对这一弊端引发的社会乱象，徐干在《中论·考伪》中曾做过描述：“处道之心不明，而执义之意不著，虽依先王，称《诗》《书》，将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离本趣末，事以伪成，纷纷扰扰，驰骛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诒，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B11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条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B12如此一来，贤德才能问题不仅是实际选举中碰到的难题，还造成了理论认识上混乱不清的的困境，汉魏之际的“才性论”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论辩。2.才性论：重贤德向尚才能转化的思想基础

正始前后，对才性问题进行思考的人很多，并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才性问题的著作，如刘劭的《人物志》，钟会的《四本论》，袁准的《才性论》和杜恕的《兴性论》等等，其中《人物志》和《四本论》影响深远。才性关系中，才指才干、能力和专长，性指德性、个性和人品。

刘劭认为：“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B13刘劭依五行、五常、五德之说，将人的才性附会成五质、五材，把传统的人性论从善恶、道德标准转变成为以美学为标准来客观分析人的才性，以情或情性来论人性，是才质之性的品鉴，而不是道德心性的发展，这正符合了曹操的用人主张。袁准在《才性论》中，曾以质用来分别性和才：“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B14杜恕主张：“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B15杜恕还和阮武讨论过“有其才而无其用”的问题，阮武是这样回答的：“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B16卢毓对于选举人才，持“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观点，他认为“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B17的观点。正始前后士人对才性观点的论述和讨论，构成了“才性论”的理论基础，为魏晋之际的用人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表明，在汉魏之际的思想领域，对人性的讨论已经跳出了以往单纯从道德、善恶为标准的樊篱，不再以超越人性、有着完美品行的“圣人”作楷模，对贤德的要求也不再以压抑人性的德行为准则。贤德才能之间，反以才能为高为重。

此外，汉魏之际从重贤德到尚才能的演变在思想史上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时人对才性的讨论上。《四本论》在社会上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直至南朝，余波未息，王僧虔在《诫子书》中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B18据《三国志·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B19钟会集当时的才性论曾作《四本论》，但是《四本论》后来失传，详细内容已无从探知。关于《四本论》，《世说新语·文学》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B20又云：“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B21由此可知，才性同、异、离、合之说为魏初傅嘏、李丰、钟会、王广等人的谈辩重心。虽然他们的才性论已散失不可考，但据史书记载，他们的讨论远不止于空谈或徒为纸上的学问，而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政治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述：“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B22

在如此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下，“才性同、异、离、合”的代表人物在统治阶层内部各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看似由四派组成，其实分属两派。四本论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