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

百花文学
一、最初的“异端”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

主要有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及其话剧和短篇等。

二、百花文学
1、百花文学出现的背景
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百花文学的特色：
第一，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

第二，写作这些作品的，虽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

第三，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

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
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

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

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

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

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刘宾雁(1925.2.7—2005.12.5) 吉林长春人。

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几度辍学。

1943年读高中时参加地下抗日斗争。

1944年加入共产党。

1946年起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从事教育和青年团工作。

自学掌握了俄语，开始翻译《真理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

1951年调北京《中国青年报》任记者、编辑。

1955年到兰州黄河大桥工地采访，写成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随后又发表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和评论《道是无情却有情》，从此在文坛引起广泛注意。

1979年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引起更多注意。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干预生活”
“干预生活”是我国文学界在1956-1957年流行的一种创作口号和创作主张，曾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催生了一批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

1957年春夏之交，反右斗争开始，“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及上述作品，被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遭到无理批判，许多作家和理论家也因此而长期蒙冤受难。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发表于1956年9月，正处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虽然多次肯定了王蒙的小说，但王蒙最后还是没有避免右派命运。

人们认为这股理论，或那时被称作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

在秦兆阳等人的倡导下，一批“干预生活”、触及现实的作品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开始最为引人注目因而同样具有一种鲜明的标志性的，是《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上发表的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

《人民文学》的主编秦兆阳在为发表这篇作品所写的“编者按”和“编者的话”中，就反复地称道这篇特写是一篇“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作品，是“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的作品(注：《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如果说5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召开的有关会议开始倡导文学“干预生活”，直至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有关评论的发表，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萌芽和崛起阶段的话，那么，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把这股正在萌芽和崛起之中的文学潮流，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便推演成一股来势汹涌的文学创作大潮。

这类小说，所注重的是小说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模拟、反映的功能。

注重小说的写实功能，强调小说创作的社会客观性，突出小说的理性审美色彩，就成了这类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
李准的《灰色的帆篷》嘲讽了见风使舵、阿谀奉承、谎报情况的思想作风；
南丁的《科长》揭示了一个只知揣摩上级意图、唯领导之命是从的“磕头虫”式的角色的可鄙灵魂；
何又化的《沉默》、耿龙祥的《入党》和李国文的《改选》等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家长式统治等不良的工作作风。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 月号，是王蒙的早期作品，也是一篇具有较大历史影响的优秀作品。

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

它一发表就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评论褒贬不一，作者也因此而被打成右派，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王蒙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才22岁，但已经是一个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他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在这篇作品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个人特有的社会阅历和思考的印迹，即在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

当时以《文艺学习》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关于王蒙小说的争论文章。

从1956年12月起，编辑部先后收到了参加讨论的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用连续四期的篇幅发了25 篇。

在这期间，先后发表讨论文章的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
和《延河》杂志。

小说如何反映生活的真实性问题是这次讨论的中心。

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

作品触及现实中的消极的现象和社会生活的黑暗处。

但是评论者以眼前的社会生活现实来判断衡量小说，对于作品中社会消极现象的描写和表现是否真实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

肯定的声音认为：这部作品在“干预生活”上有积极意义，小说准确地、逼真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有很大的认识意义。

邵燕祥认为：“作者是从丰富纷繁的实际生活里汲取主题直到每一个细节的。

”
刘绍棠、从维熙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他们说：“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

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
林默涵说：“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
然而否定的声音更大更响亮。

有评论认为，小说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歪曲了现实生活。

如果孤立地看待作品接触到的落后现象，是真实的；但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却不是深刻的，因为作者没有写出落后的现象所以存在的合理性，作品中正面力量也表现得很薄弱。

“它用党内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的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

”
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致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

”
王蒙：“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
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
主题之一：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小说
从当时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出发，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小说。

作品围绕组织部对通华麻袋厂党支部事件的处理经过，触及了我国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矛盾，真实地暴露出党委机关工作中所存在的新式官僚主义作风的某些特征，提出了现实社会中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从而使这篇小说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韩常新是作者笔下典型的新式官僚者形象，他和刘世吾截然不同，他既没有林震的热情，也没有刘世吾那样的才智，更为严重的是，他不仅学会了官场中那种敷衍塞责、应付局面的恶习，而且还深为此而沾沾自喜，嘲笑别人不懂行。

提升为副部长后，他更是志得意满，整天蹲在办公室里听汇报、批文件，很少下基层。

在同事面前他总是摆出一副领导派头，不时的发出豪放的笑声，不时的拍拍别人的肩膀，不时的甩出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一遇着实际问题就缩头，一看见领导就气短，活现出一副奴才像。

让人看了只感到面目可憎，言行可恶。

比起刘世吾来，他更令人感到可
憎而又可怜。

他的最大悲剧就在于他不仅习惯了那一套官僚作风，而且更喜欢、更愿意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这种官僚作风。

刘世吾的形象分析
之一：官僚主义的典型
性格关键词：
精明能干、麻木、冷漠、世故
刘世吾的形象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的典型。

精明能干。

刘世吾有值得骄傲的革命经历：解放前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负过伤；他也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富有经验，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点，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

麻木和冷漠。

但他却能够见怪不怪，对于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对于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身边工作的同志所存在的错误，不愿管，也不去管。

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足以见出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工作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

例如刘世吾第一次亮相就声称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管家就是要壮
大党的组织、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但是他却明知王清泉在麻袋厂的所做所为，偏又拖着不去解决。

如此的表里不一，光说不做，使人从中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讽刺意味。

缺乏热情。

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对那些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甚至漠然。

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症一般的职业病，他对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一句“就那么回事”成了他的口头禅；
小说还揭示了在刘世吾对事物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背后的世故，如“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等等。

显然从“干预生活”的角度看，小说确实揭示了社会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也确实触及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小说的意义似乎并不限于此。

对刘世吾这一人物，王蒙曾表示：“如果冠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尽符合。

”
这并不是说刘世吾不是官僚主义者，而是说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描绘了官僚主义者的嘴脸，小说更以代际对比的表现方式，
把刘世吾等人的成熟心态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生缺陷勾勒出来。

王蒙：“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

”那是一种回避矛盾，缺乏生活热情，消极的人生态度。

之二
刘世吾：被组织被异化的悲剧
首先，刘世吾有两个口头语：“就那么回事”，“党工作者”。

这两个口头语反映了刘非常现实也非常聪明的选择。

也出于一种惯性和无意识。

这两个口头语说明了刘世吾懂得孰轻孰重，懂得替谁负责，它是革命经验赋予刘世吾的政治理性。

“就那么回事”针对的是实际事物，对实际事物的漫不经心。

“党工作者”，则体现了一种角色意识。

是“党工作者”，而不是“党的工作者”。

“党工作者”这个同位语，意味着个人与党的一体化、同在，是党的具体化的存在物。

角色意识是指他把这一点内在化了。

其次，刘世吾是以革命经历和胜利者、新生活的缔造者的身份自矜、
自居的。

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这里的“他们”、“你们”用得很有意思，这表明了他的心态，也预示在同新来的年轻人的冲突中的先验正确性。

“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青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这样，作为一个党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

”刘世吾完全是以过来人的资格居高临下地否定林震的。

第三，刘世吾本能地依附一种力量。

“不过，自上而下的批评须有领导地去开展……”。

“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

”“领导”、“上级”这些字眼成了刘世吾职业意识中最敏感的弦，最重要的音符。

“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

”
“指示”不同于“传阅文件”，后者是一般性的，无关大局，而前者来自于“上面”，是从权力中心那里递贯下来的，它决定着政体中枢神经的脉动。

这种直觉反应，既是刘的工作经验的体现，也是被组织
的结果，对于他来说，既是主动，又是被动的。

刘世吾有值得骄傲的革命经历，也有在革命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

在这种领导艺术里，反映了刘的本能的上本位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刘世吾是一个机器上的构件。

“他熟练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的灵活。

”这固然反映了刘的理论修养，但同时也意味着他的被“异化”，被理论(一种革命话语)异化。

他的时机成熟论，以及在王清泉事发后他的干练都说明党不允许在名誉上受损。

这是他的看护人所要共同维护的。

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移。

在这种权力的自我保护中，作为机器上的关键部件，很自然地要行使它的职能。

作为“组织部”的领导，懂得什么时候行使“医生”的职责。

林震评断刘世吾：“他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

——为什么“冷漠”? “坐天下”不同于打天下，巩固政权不同于夺取政权，守成不同于变革，它不需要热情，相反忌讳、害怕热情。

这里所说的“冷漠”，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如处理麻袋厂事件)，它所失去的还包括主体自身作为人的热情，青春活力，那种未经打磨的毛茸茸、热乎乎的鲜活状态，勃发的生命冲动等。

实际上，在中国的人治文化里，人一旦被组织就意味着丧失生命的本原状态而走向“冷漠”。

但我们还应看到刘的被动性，除了个体原因，刘世吾首先是“组织意志”的体现者，是组织部副部长，其次才是“人”。

刘世吾身上并非不流露“人”的一面。

他跟林震谈小说时，很入迷，“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

”
他在处理完麻袋厂事件后与林震在小铺子里吃馄饨，喝酒，有对自己的一番检视和反省。

当林震问到他“现在难道就不年青，不热情了么”，他答：“当然不，……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

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

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自己。

”
“他托着腮，用最质朴的人的态度看着林震，”还说“是啊，一个布
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

……”
刘世吾偶尔才流露“最质朴的人”的一面，那才是本来的真正的他。

在一个本真的人和社会角色当中，刘世吾不得不选择后者，被“事务”所包围，变得面目“世故”。

刘世吾不同于韩常新。

韩投机，“懂行”，金玉其外，善于玩弄教条，会做官样文章。

他因圆滑而亨通，虽然浅薄然而得志。

刘世吾看不起他，对林震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可见刘世吾在质地上与韩有区别。

他的敏锐基于他的革命经历，而他的“冷漠”则应由历史的宿命来负责。

他有一段自我质询的话发人深思：“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倒不能激动我们。

……”这样的精神迷惘，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刘世吾斥为“革命意志衰退”。

主题之二：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原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从小说的内在视角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原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林震是个人主义者
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是肯定意义上的，而非贬义，跟“个性主义”相近义。

含意为肯定个体存在的价值，个人的积极发展在集体中应得重视和认可。

林震是这种人格类型的代表，聪敏而有灵性，热情而又单纯，有强烈的自我求证愿望，自我关注，追求人生实现，但不是以索取而是以创造为最高人生价值，有强烈的表现欲，始终处于焦躁、亢奋状态。

这类人格主体在等级制、超稳定的中国社会里常常是被遏抑和防范的对象，只有在革命时代和社会变动期才如鱼得水。

个人主义同集体主义时代必然构成冲突。

林震有很强的功名欲。

“他已经二十二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x x x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要……’现在二十二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他订计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所以，当他二十二岁成为“党工作者”时，他感到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开始，所以“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提前去区委会报了到。

在那个时代，林震把他的个人实现愿望附丽、归属于宏大的历史性的革命事业，以革命崇拜和对党的宗教虔诚来表现他的文化价值选择。

(小说写“组织部”、“党工作者”，就体现了作者少共心态的逻辑扩展，是一种自我肯定。

)
个人主义者往往理想化地看待外部现实，更多地想着“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我可以怎么做”，因而不免碰壁、受挫。

“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

”
林震出于一种道德激情把一切理想化，用应然来要求已然，例如：他告诉赵慧文，“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他用“党章上的规定”要求机关工作；还义愤地呼喊：“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
可以说，林震是个以理想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者，或者说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理想化、幻想型的人格，要求人生的质量，追求生活的诗化。

幻想是诗的特质。

一方面楔入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超越现实，既焦灼于现世的实现，又看重永恒的生命形式。

赵慧文对林震的理想化、幻想型的人格观察入微，并预见到这种性格与环境相冲突：“……你常常把眼睛盯在一个地方不动，老是在想，像个爱幻想的孩子。

你又挺容易兴奋起来，动不动就红脸。

于是你又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
林震的行为不合集体主义的“语法”，也不合时宜：巩固政权需要的不是激情冲动与革命性。

在一个按自己意志按部就班运转的组织机器中，林震的充满个人想象、带有个人意向的积极表现，不仅显得滑稽，而且势必四面碰壁。

小说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与刘世吾的交锋)和爱情体验（与赵慧文的交往）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

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
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该涉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

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里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么在他具体生活境遇中，刘世吾象征了现实对理想的冲击，或者是理想对现实的妥协。

刘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现实指导者的身份出场的。

他们之间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

刘世吾身上所具备的许多东西，如处事不惊的沉着、观察分析的冷静理智、传奇般的经历、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并不反感甚至是钦佩的。

林震对刘世吾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疑惑、质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钦佩的成分，他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体现在这里。

在小说中，林震与刘世吾的对话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场，作者都没有把刘世吾这个人物作单一化处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饭馆的夜谈，
使刘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变轨迹获得了较为完整和深入的体现。

作者反复强调的刘世吾对文学作品熟悉与喜好，正表明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仍拥有一块理想的田地，这种理想的激情也曾经使他冲动，而现在则被现实与理智牢牢地锁在文学想象的角落里了。

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伤，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质疑，他担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会被现实所磨灭，他痛苦地探问这种理想与激情是怎样变得淡漠的。

林震对刘世吾的审视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严肃思考；而对刘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

与赵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历程中的另外一条线索。

作者暗示了林震对赵慧文朦胧的爱情意识，即“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

在作品呈现的外在冲突中，他们的相互理解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