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探析

晚清中日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探析摘要：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现代化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日本比较顺利地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而中国的现代化却一波三折。

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现代化之所以有着差别巨大的结局，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两国现代化面临的历史起点（即制度和文化）不同；两国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速度和能力不同；两国推进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同。

关键词：晚清；中国；日本；现代化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相继开始了现代化改革，虽然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为何结局有如此之差异？本文拟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够为解答这一历史难题提供一些线索。

一、两国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

两国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我们在研究其现代化进程时首先应当关注的。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中日两国在制度方面的最大差别是晚清实行的是集权官僚制，而日本是封建制。

那么，这两种政治体制有何区别？哪种更能促进现代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集权官僚政体和封建政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政体。

集权官僚政体具有内部结构稳定性，封建政体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后，政治制度很少有变化，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

显然，这种制度是中央集权的，权力是一元化的。

在农业社会，这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被纳入现代化轨道，集权官僚政体的弊端也暴露无遗。

这种政体严重阻碍了中国对西方文明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长。

德川时代的日本为封建分权的，权力是多元化的。

正是这种政体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对于现代化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日本的现代化道路相对于中国要顺利得多。

有人曾将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专制化的政治体制、等级化的权力配置、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官本化的政治文化、工具化的天道观念、差序化的官场生态、形式化的官僚作风、人情化的政治关系、科举化的选官方式。

①在西方工业化的冲击之下，晚清帝国在组织体制、社会动员与参与能力、推进动力诸方面均不适应，原因就在于这种集权制并不是发展现代化所需要的那种。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与现代的官僚体制虽然同样具有中央集权的外表，但二者“貌似而神异”。

现代官僚体制有六个特点：专业化、法规化、层级化、公务化、非人格化和理性化。

对此韦伯给予高度评价：“它乃是对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

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及可赖性方面，它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

”②传统官僚体制，在集权的方式、目的上均不同于现代官僚体制，因而不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晚清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失败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同期日本的政体却是权力分散的封建制政体。

在土地方面，通过“寄进”、“分封”两种形式和途径形成了自下而上层层依属的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即本所——领家——庄官的层层庄园领主结构；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决定了下级领主对上级领主的依赖性，上下级之间有很强的家族控制和依附关系。

其间权力下移，贵族和武士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皇室衰落。

天皇在形式上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但不能左右国政，其经济地位也极度衰微。

各藩大名拥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还有自己的军队，将军对各藩领地不能直接行使统治权。

③这种权力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局面表面上不利于现代化，事实上反而使日本能够在面对西方冲击时顺利实现了政治转型。

原因在于，这种权力分散的封建制度，导致产生政治精英的基础甚广，不仅能在几百个家族中产生领导人，而且也能在其他社会集团中产生领导人。

如果日本社会的一个地区或部门不足以应付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另一个就会很快取而代之，填补政治权威的真空，其间很少出现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政治动荡。

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

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原创性农业文明，四周邻国皆为落后地区，长期扮演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很容易在国民中形成盲目尊己鄙外的民族观念和故步自封的陋习。

这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既不利于外国先进文明的输入，又抑制了本国现代因素的产生。

还要看到，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里一直是正统思想。

政治上的复古倾向，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日本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是直接从中国移植过去的，日本在中国血缘家族伦理基础上发育的“家元”组织，颇有创新价值。

美国著名学者埃德温·赖肖尔给予较高评价，“事实上，日本(地理上)的孤立状态倒是迫使他们创造出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民族更多并更具有自己显著特征的文化。

”④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文化心态差异导致其学习异质文化的能力有很大不同。

中国作为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带，很难接受一种高于自己的异质性文明，尤其是这种文明对自己带有威胁性时，它会本能地抵制。

两种强势的异质性文明相遇，必然要发生激烈的碰撞，而不可能和平共处或者轻易融合。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是在与列强的多次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接受西方的工商业文明的。

而长期面对生存危机使得擅于采借外来文化成为日本民族的特点。

日本学习西方基本没有传统价值的羁绊，其民族发展主要靠摄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滋养自己，19世纪在借用西方世界的文明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

总之，中日两国传统社会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使日本站在了一个有利的现代化起点上。

这也是两国现代化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二、两国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不同速度和能力汤因比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启动过程概括为“挑战——回应”的模式。

“挑战”是指来自西方强国的冲击；所谓“回应”，是指在受到挑战与冲击后所做出的反应。

中日两国虽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但反应速度和反应能力有很大差别。

中国的农耕文明，内敛保守，其文化观念优越感很强，导致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反应迟钝。

而日本为四面环海的多地震的岛国，具有很强的生存危机意识，对外来的新信息、新知识有很强的学习欲望和悟性，在发现西方文化优越性后能很快开始大幅度引进西方文化。

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无论是速度还是力度上都有巨大差别。

中国学生直接到西方留学晚于日本30年，当时人们都视出洋为畏途，最早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从英国归来的严复，因在国内没有功名，都难施展才华，延续了千余年的传统科举制度及其思维对中国人求知、学习新事物的干扰影响太大太深了。

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优越感使得晚清政府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挑战面前表现得非常迟钝，很少主动进行现代化变革以应对危机。

虽然军事上一再失败，但是清廷仍不主动学习现代科技。

结果，帝国统治者贻误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约20年的宝贵时光。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针对当时清王朝统治者锁国酣睡的心态写道：“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

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缭纱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

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⑤相对于中国的迟钝，日本表现出了较强的敏锐性。

当1853年面对美国炮舰的压力时，日本就急转观念和思维，对世界做出新的判断：“近来宇内大开，当各国争雄四方之时。

独我邦疏世界之形势，固守旧习，不谋一新之效。

”在明治天皇1868年颁发的“国是五项誓文”中，把“寻求知识于世界”提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

⑥日本迅速认清“各国争雄”的国际大势，明治时代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几乎半数亲身周游欧美，考察各国富强之道，⑦寻求如何效法西方，主动地快速做出选择。

日本从闭关到开放的调整，并跃上明治维新的道路仅经历了15年时间。

三、两国推进现代化的不同主导力量中国现代化由于晚清中央政府的迟钝和无能，不得不主要依靠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推进。

而日本由于很快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现代化得以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强力推进。

两国推进现代化主导力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

由于民间现代化力量匮乏，需要掌控各类资源的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尤其是在现代化早期，政府更是起关键作用。

中央政府能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主导作用发挥得如何，都直接关系着现代化的前途。

比较而言，中国较日本有更优良的行政组织和文官制度，并具备中央集权制度。

遗憾的是，晚清政府一直处在难以遏止的政治衰败过程中。

近代民族危机与晚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同向加快，但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推进中国的工业化，晚清政府始终是敷衍塞责，缺乏主动性。

稍微要负责任的事情，如改革学制与政制、开矿山、修铁路等花钱多关系重大的新举措，无人敢做主，还有从朝廷到地方的顽固势力作梗，凡大事互相推诿。

攸关现代化全局的决策一拖十几年，乃说明“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太不相称。

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

”⑧由于王朝衰败的巨大惯性不可遏制，清廷无法充当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只有知识分子在为现代化而奔走呼号，但知识分子如果得不到实质性的政治权力的支持，就很难实现他们的现代化之梦。

即使在特定条件下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由于其固有的理想主义倾向，往往不能熟练掌握政治运作的技巧和规则。

因而在知识分子导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免不了跌宕起伏的波折。

日本的现代化主要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明治政府都发挥了推进现代化的主导作用。

明治政府克服了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国内危机，结束了混乱、动荡，为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前提和政治保证。

明治政府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中央权威，取消幕府的封建领地，逐步收回各藩领地及其统治权。

1871年，明治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

明治政府从西方国家大力引进先进的企业，通过国营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其中明治政府“诱导奖励”政策功不可没。

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初步实现工业化，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明治政府竭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大力倡导并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旧文化，派遣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学，以此让更多人了解西方文明。

政府大力推进生活习俗西化，通过说外语、穿西服、简化和服等具体措施，传播西方文化观念，使社会面貌发生适应现代化之变化。

总体上看，明治政府领导的现代化变革运动，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了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

历史表明，政府主导，是日本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中日两国现代化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原因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包含的历史教训，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