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尺牍及语录的传记史料价值

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冯尔康
第六章清人尺牍及语录的传记史料价
值
尺牍，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信。

写信，用《历代名人书札》的编辑者吴曾祺的话说是“言事达情”（《例言》），即写信人讲己身，述他人，谈时事，论学术，表感情。

在写作的当时，是为实用；过后，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作为文学读物和书法可供欣赏，作为学术资料，可以提供人物传记的局部的、细致的素材，同时提供社会历史的某些材料。

语录，一个人的谈话记录，多由他人笔记整理，然往往经过说话人认可。

语录的内容相当广泛，同样具有史料价值：说话者个人的传记记录，谈话所涉及者的历史资料，以及社会历史史料。

尺牍与语录文体不同，但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均出自历史人物个人之手或口，是研究他们的传记的第一手资料，这同日记和自撰年谱是一样的，只是尺牍和语录的资料对于人物传记的研究显得更零星，不如日记和自撰年谱那么多和那么集中，因此本书作者就不像对年谱、日记那样作分章的介绍，而是在本章作一并的说明。

尺牍和语录的史料价值也有差别，尺牍保存得更丰富一些，因此本章将重点叙述尺牍的传记史料意义。

第一节尺牍的写作与出版
（一）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和类型
尺牍的名称出现很早，《汉书》卷九十二《游侠列传·陈遵传》谓传主：“略识传记，赡于文辞。

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中华书局标校本，第11册第3711页）可知尺牍一词，在汉代已很流行，也就是说写信成为通常的现象，同时尺牍书写得漂亮，已为人们所珍藏。

尺牍之出现，人们以西周周公给召公的《君奭》（见《尚书·周书》）作为标志，到春秋战国，由于合纵连横和百家争鸣兴盛，书信的写作大为发展，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

”西汉产生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等书信名篇，标志汉魏书信体的发展。

由此可知，书信作为文体，在古代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清人是继承前人，利用这一通讯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

尺牍之得名，由于古代用木简，是为牍，书简长约一尺，故名。

尺牍仅是书信的一种称谓。

与一尺的长度相关联的书信名称，曰尺素，是写在约一尺长的缣素上的；尺翰，翰，即笔，用笔书写的信件，故名尺翰；尺简，书于竹简之上；尺书。

“书信”的名称出现也很早，不晚于三国西晋，因为陆机就有“我家绝无书信”的话。

（《晋书·陆机传》，第5
册第1473页）与书写相联系书信称谓有书简、书翰、书牍、书启、书札、书笺；笺，也可以单独作书信讲；书函，原意是函套，即信封，广义作书信解。

尺牍的名称还同鱼、雁联系起来，西汉赴匈奴的使节诈称前使节苏武用大雁传书长安报信，致使匈奴放还苏武。

（《汉书·苏武传》，第8册第2466页）因此人们把通信叫做雁足；古诗讲远方来客送的鲤鱼，腹内藏有书信，因而把函件称作鱼书、双鲤；与鱼、雁相关的书信称谓，有鳞鸿、鱼雁、鱼素。

书信还有很多名称，诸如函札、简札、八行书等。

在这么多的书信称谓中，清代、民国时期人们爱使用尺牍称谓，起始于清初的周亮工编辑《尺牍新钞》，继而道光时吴修汇编《昭代名人尺牍》，民国王文濡汇集《历代名家尺牍》特在《例言》中说明使用“尺牍”名称的原因。

本书尊重时代崇尚，亦采用尺牍一词。

在尺牍名称中，另有手札、手迹、墨翰的代称，往往是指书信印刷品，不是排字的，而是依信件原样复制，以便传真。

尺牍作为一种文体，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其特点是：书写收件人和发信人名号，具名有固定的位置，收信人名号，写于信件的开端，或内容的末尾的上方，写信人名字置于信末下端，间有不具名的，那是在信封上写明了；书明写信的月日，亦有人不注意写时间。

在书写内容方面，往往在开始部分，说明以前函件交往情形，或者此次通讯的原因，以便收件人阅览。

与尺牍程式相关的是尺牍称谓，如何称呼收件人和自称，是很大的学问，要根据双方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来选择，不可乱用失礼，因此尊长常常要对子弟进行教导。

康熙年间，山东即墨县杨玠写《家法》，特地对尺牍称谓作了说明：“致书于尊长，皆称’尊前’，自书‘叩’，兄未满五服者皆然，伯叔以上，无问远近。

”（《即墨杨氏家乘》）正是因为要讲究程式和称谓，在民国年代出版的书信集里，常常附有《尺牍规程》、《尺牍称谓》，供读者借鉴。

为了解尺牍文体，兹附录尺牍手迹复印两件于后。

（【附录1，1页；《清代名人墨翰续集》第201页。

附录2，1页；《翁常熟同龢手札》，第22页】）
信件的载体，有竹简、木简、绢帛、纸张之别，这些用品不只是写信用的，但写信逐渐形成专门的纸张，如作为书信一种称谓的“八行书”，据《后汉书·窦章传》注云：“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

”（第3册第821页）一纸分为八行，可能已是专为写信用的。

待到唐代名妓薛涛，制作薛涛笺，尺幅不大，专门用作写诗和写信，明代蜀王继续制造这种纸，用作书写奏章（书信的一种）。

“清代官宦，喜用八行笺式。

”（《希古堂尺牍》，秦发庆《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6辑第958号）本书作者读清人尺牍，获知有多种专门信笺，内中有公家制的，有纸商制作的，还有私家定做的。

翁同龢见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衙门往来信笺，认为纸的颜色好，分行的宽窄合适，写信给有关人员，希望得到一张做样子，以便仿制。

（见附录2《翁常熟同龢手札》）陈介祺写信用的是“观古阁寄书笺”。

（见《簠斋尺牍》第663页）吴大澂的《吴愙斋大澂尺牍》所见用纸，有“君子笺”，纸的四边用花藤图案圈起；有金石文物图案，内中又有钟鼎图、刀币图、鱼符图等区别。

（【附录3，1页；附录4，1页；分别见原书第196页、第30页，致陈介祺书】）更多的人使用带花竹图案的，如李桂林的书函，信纸上除图案外，还有“十个休嫌少，儿孙日见稠。

万宝”等吉利文字。

（【附录5，1页；《清代名人书札》下册，第396页】）有了典雅的信纸，增加收件人阅读兴趣，使书信更具有鉴赏价值。

从通情报的角度说，皇帝所发的谕旨，臣工所上的奏章，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公牍（檄教与详文），也可以视为信件，这样可以把书信区分为谕旨、奏疏、公牍、家书及其他私人通讯。

从阅读者范围来说，私人通信只在授受之间的极小范围内，或加上双方同意的第三者；
而公事的函件，收阅的就不是个人，而会是数人，或一群人。

公函的书写规范与私人信件有不小的差别，前述尺牍格式是指私人函件而言，并没有把公函包括在内。

无论是公私函件，人们都很重视，上谕、奏议、公牍、私家尺牍都有汇编，以公牍讲，曾国荃就有《曾忠襄公抚鄂公牍》。

公牍收在文集的更多。

从函件的数量看，最多的是私人通信。

由于书信的类型不同，内容涉及到个人传记资料的多寡差异，因此本书仅把注意力投向私家信札，而不顾及上谕、奏议，对公牍也只是偶尔一瞥。

（二）清人尺牍的写作
需要写信的人，多半是离开家乡、家庭的官吏、士兵、商人，以及读书人，因家务、公务、业务需要联系，相互之间往返书牍联络，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清朝人也是这样。

不过，清代的社会事务增多，通邮条件又比前代改善，所以写信的现象要比以前普遍。

鸦片战争以降，国家多难，民情义愤，要抒发出来，写信成为常用的形式之一。

如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与人书，多谈时务”，朋友们认为他通经世之学，深为他不出仕而可惜。

（《弢园尺牍·自序》）他写的信很多，收在《弢园尺牍》及《外编》的有三百二十四通。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以通讯而为世人所知。

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信，说阁下来信，书法精美，我爱不释手，花了不少钱把它们裱糊珍藏，你以后写信不要那么用心了，免得我再费钱装裱。

（记得如此，原文一时未找到）用笑谈来赞扬吴氏信件书法，然已表示他们通信之多。

与梁启超一同办《时务报》的汪康年（1860－1911）所收到的函件，今人将之编辑成《汪康年师友书札》，汇集成四册，近四千页，可见信函之多。

吴汝纶对于所写的诗文并不注意保存，而“与人书札，每脱手必使录福（副），备事物遗忘，故尺牍较他体独完。

”生前自选一百八十余篇汇成《尺牍佚存》。

（吴闿生《记先大夫尺牍后》，《桐城吴先生尺牍》，《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第366号第2629页）仅录副、整理就这么认真，其写作之多是可以想见的了。

道光六年（1826年）吴修说他四十年来，所经眼的明朝人和本朝人的书牍以万计数，并把清代六百余人的七百余封信编成《昭代名人尺牍》。

（《序》）收藏清人信件，数以万计，写信人实在是太多了。

写信，多数是亲自动手，亦有请他人代笔的。

倩人者不一定不会写字，而是忙不过来，如官员经常用幕客写一些公私函件。

知县以上的官僚大多聘请幕僚，其任务之一，就是写公私函牍。

如郭崑焘（1818年之后－1882年）历主督抚之幕，代幕主所写书翰，原未保存，后来有意留底，汇编出《云卧山庄尺牍》八卷（内附家书）。

秦发庆有鉴于这类情况，说“在昔之士大夫，身居要职，每延一二工笔札者襄其事”。

（《希古堂尺牍·序》）
尺牍内容，在历史上有一个从简到繁的演变过程。

古人写信简练，前述窦章的信，八行纸两张，每一行七个字，写满了，不过一百余字。

后人写长信的越来越多，清人尤为盛行，也是复杂的事物和感情的需要。

王文濡编辑《历代名家尺牍》，在《例言》中写道：“自周迄清，年历绵远，由质趋文，由简趋繁，风会使然，各有佳妙。

”将尺牍文风的变化，表述甚明。

清人信件的投送，方式甚多，有官差，有官邮，有商号，或派家人，托友人，甚至辗转相托。

如回到山东故乡的官员陈介祺，多次给京官王懿荣鱼书，托人带交，并要求收件人赏给带书人酒资。

其函套形式和内容见附录。

（【附录6，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7辑第962号之二第654页）
（三）清人尺牍的出版
清朝人所写书信的刊刻，有的是在清代，有的则是民国以降了。

我们所见到的，有清代前期椠刻的，而多数是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枣梨的，近来也陆续出了一些。

清人尺牍究竟问世的有多少，难于得知，不过略加估计，当以百计数。

清人书信的印刷形式，随着印书业的发达而丰富，可以分为三类，即排印，使用木刻字和铅字排印；描印，即依原信形式、笔迹描刻，本世纪上半叶以前所谓的“真迹”、“尺牍墨宝”、“手迹”，皆指此；复印、影印，这是近年的事，是真正能保持信件原样的出书形式。

清人书信的出版，可谓丰富多彩，有单刻本，有丛书本，有选编本，有文集附刻本，或收入文集中，还有辑佚的，这其间有复杂的情形，不妨一一道来。

（1）单刻本。

个人的通信，或因有存底，或他人帮助回收，汇编成册，刻印问世。

也就是说将个人尺牍单独结集出版，是书信的单行本。

如桐城古文大家姚鼐（1732－1815）的书信，由其学生陈用光保存和收集，并由陈氏门人出资枣梨，于道光二十三年印出《惜抱尺牍》八卷。

浙江山阴人许思湄（约1769年－约1856年），一生作幕宾，朋友集资印刷其《秋水轩尺牍》，而此书被人们视为尺牍范本，一再被翻印。

戊戌维新被害的谭嗣同（1865－1898），出事之后，原来保留其书翰的人家怕被牵连，将之销毁，所幸其师欧阳中鹄家中有所保存，后来中鹄之孙予倩加以编排，取名《谭嗣同书简》，于1948年出版。

这些都是他人帮助刻印的尺牍，许氏是在生前，谭氏则在身后了。

自己印制的也不少，前述王韬的《弢园尺牍》即然。

王氏表述“不敢忘旧”，收集给友朋的函札，于光绪二年（1876年）出书，此后又汇集《外编》，多次椠刻。

个人书信的编排，多数是以写信的时间为顺序，如周天爵的书信集，兹将其目录附于后。

（【附录7，4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1页】）也有的是按内容分类编辑，如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收书信一百八十六篇，分出十五类，为议论、邀请、自述、感谢、颂赞、寄赠、规劝等；还有将这两者结合的，如许思湄《秋水轩尺牍》，以时间为序，另作分类目录（叙候、庆吊、劝慰等类），可据此快速检索。

（2）丛书收入本。

单独的尺牍丛书，尚未见到，但综合性丛书收有尺牍的屡见不鲜。

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辑含有多种个人尺牍集和多人的尺牍汇集，兹列表述其个人尺牍专辑于次：
其他丛书也有收刻尺牍的，如上述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刻》，内有梁启超所收信牍的汇编：《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

《尺牍新钞》，分别被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

《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的书信集，还有：尹会一的《健余先生尺牍》（选自《畿辅丛书》），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选自《海山仙馆丛书》）。

翁同龢等人的《清季名人手札》（手写本），为台北学生书局收入《中国史学丛书初编》。

（3）文集附刻本和文集收入。

附刻本的尺牍，是将尺牍单独成册，但附印在全集里，如上表中的曾国荃书札，原刻本是附在曾氏文集中的。

又如《希古堂尺牍》，附刻于《希古堂全集》。

文集收入，是说把书信编进文集中，不单独成册。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可在许多文集中见到。

比如，桐城派古文创始人方苞（1668－1749）的《望溪先生文集》、郑燮（1693－1765）的《郑板桥全集》、李兆洛（1769－1841）的《养一斋集》，都有他们的通讯文翰，而且编辑在一起，他如乾嘉时代恽敬的《大云山房文稿》，内有《大云山房言事集》二卷，是尺素的专辑。

这里再说一位女士文集的书信，即浙江余姚人陈尔士（1785－1821），著《听松楼遗稿》，汇聚多种文体的著述，内有家书一卷，计有家信二十九通，为给其丈夫的书信和给儿子的训示。

（4）包含清人尺牍在内的历代选本。

不是一个人的书信，而是选取多人的信札合为一编。

被选的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清代人；另一是历代人，而把清人包括在内。

这两类的书各有若干种，后一类的，本书作者见到的有：
《历代名人书札》暨《续编》，吴曾祺编辑，本书作者所见系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正编选周秦至明代人的书函，续编选择清朝人的，各二卷，所选范围较广，公牍也在入选之中。

《古今尺牍大观》上中下三编，钟毓龙等辑，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选辑周代至近代的书信，下编为清及近代人鱼素，约六十万言。

内分达情、论理、叙事三大类，下分四十五小类，达情、叙事两类中人物传记资料较多。

《尺牍新钞》（《赖古堂尺牍新钞》）十二卷，著述甚多的周亮工（1612－1672）编，印本数种，所收为明清之际的信札，方外人士之作亦不排斥。

目录详明，于作者名下，标出字号、籍贯、著述及所选函牍名称。

（【附录8，1页；海山仙馆丛书本封面】）
《华夏家书》，曲守元等主编，成都出版社1990年印行，从周文王选到孙中山，属于清人的有五六十篇。

附录《名人名句索引》，分出气节、劝学、修身等十类，是可视为尺牍语录。

《古代家书选》，陈桂芬等编注，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选西汉至清末六十二人函牍，其中清人十七位。

《分类历代尺牍选粹》，姚汉章等编，中华书局1920年发行。

从包括清人在内的古人书牍中摘出语句，分类编排。

所选尺牍文二千八百余篇，分成十五大类（问讯、交际、聚散、哀乐、出处等），二百余子目。

这是尺牍语录。

《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羊春秋等编，岳麓书社1982年发行，从汉代至清代的六十三人书信中选刊。

（5）清人尺牍汇集
前述吴修辑《昭代名人尺牍》二十四卷及《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编刻的时间就用了十二年，所选的是清初至嘉庆朝人物的书信；并在卷首对每一位作者编写出小传，叙其字号、籍贯、功名、著作；有道光六年版，光绪34年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一函十册），《小传》还被收入台北成文出版社《清代传记丛刊》抽印为单行本，为丛刊之第30号。

兹将吴氏之《序》及《小传》之一页附于后。

（【附录9，3页；第4页－第7页、第522页－523页】）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清人陶涉园辑，是《昭代名人尺牍》的续编，收道咸同光间名家手札一千余通，1997年广陵刻印社重刊。

《历代名人家书》，孔臧等撰，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清代尺牍》，王文濡编辑，上海文明书局1927年梓刻，上下册，上册系乾嘉以前人的通信，下册为嘉道以降清人的。

书目表明作者与收件人，另作作者小传，书写字号、籍贯、功名、履历和著作。

《清代名人书札》，1987年－1990年出版，三册。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郑板桥至民国时期，主要是近代人物的书信一千一百余通，选择近七百通影印，又考虑到信函原件有些字难于辨认，将信文用楷书录出，与原件对照排印。

《清代名人翰墨》暨《续集》，《近代名人翰墨》，叶恭绰题签，皆番禺黄氏忆江南馆珍藏之书函，正编汇集一百三十三家书信，续编有八十四家，近代编一百五十家，依人物的时代编排。

本书作者见到的是《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分别是第三十二辑第三百二十号、第六十三辑第六百二十九号及第六百三十号。

《清代名人墨迹》，佚名辑，内容有书信和诗赋，不是纯粹的尺牍选集。

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八辑第六百八十号。

《钱塘吴氏旧藏名人书柬》，收有乾嘉间名家手札七十五通，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线装影印。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二集，为林则徐、曾国藩等七十五人书信，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

《三名臣书牍》四卷，何天柱编于光绪三十三年，三名臣为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七辑第五百六十三号。

《八贤手札》，郭庆藩编辑并刊刻于光绪中，系编者之父郭昆焘所收到的函件汇集。

八贤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和骆秉璋。

《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汇集曾国藩等二十七人致湖南巡抚毛鸿宾（1806－1868）的函件，附录李鸿章等致余思敏等批札、咨文。

《近代十大家尺牍》，民国间佚名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

十人为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王闿运、曾国藩、章炳麟、俞樾、林抒、吴汝纶和樊增祥。

按人编排，有六百一十封函件。

《清代四星使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梓刻。

星使，指外交家，四人为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和薛福成。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中的书信汇编，郑逸梅等主编，上海书店1992年版，内收林则徐、龚自珍等五十二人函札百余通。

选择中注意于评论时政和评论文学两方面内容的。

《艺风堂友朋书札》，是一百五十七人给缪荃孙（1844－1919）的信札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梓行，上下两册。

缪氏对所收来函，往往加以装裱，但未依时代存放，亦未作说明，故后人整理，难于弄清时间顺序。

兹将其《出版说明》附于下。

《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汪氏所得之信件汇集，写信时间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戊戌变法前后为多，其中有些是写给汪氏和梁启超二人的。

以写信人为单元编排，并撰《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作为附录，内中属于汪氏亲属的，特写明其与收件人属于何种称谓。

另制作《人名索引》，用四角号码法检索，人名下注明其信函所在册页。

《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之一，影印八册。

收件时间为1908年至1912年，按年编排。

（6）辑佚。

零散的书信，被人发现，在报刊上发表。

如道咸时尚书许乃普（？－1866）、许乃钊（？－1870）的通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十余通，经人整理，将五通刊登于《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

上述公布的尺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有排印、摹印、影印之别，各有特点，排印本读起来方便，影印本看得亲切，书法秀美，是一种享受；大多有作者小传（选集本几乎必有），便利于理解书信内容；依信件内容分类编辑，如学术的，家庭的，友朋的等，以至尺牍分类语录，读者可以按类寻找函件；选编的书信，一般注明出处，以利读者寻根溯源。

第二节清人书简的传记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书中更会回忆家事，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生平记录了。

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约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

”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

梅曾亮序姚鼐（1732－1815）的《惜抱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

王韬（1828－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他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

”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他的行事和思想。

郭崑焘在《云卧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

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

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编辑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1884）的双方通讯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师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

（《编年表》附刻于《吴愙斋尺牍》）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

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

但是，书信的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会太多；一般的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人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函牍难于大量保存。

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的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侧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资料价值，并根据一份尺牍材料为其作者制作年谱，以验证书简对传记研究的作用；此外，对书信的其他学术价值亦作简单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