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

“北京精神”不是靠政府发布的
最近北京市发布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一个城市大抵是有精神的，但如果是靠地方政府发布告知，确属闻所未闻，大概也是这个时代才会有的“文化创新”。

仅说“包容”这个词，不说房、车对外地人的限购，也不说对地下室和民工子弟小学的清除，仅是发放“居住证”这条，北京就落在了很多城市的后面。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城市，确实有它的精神，但这多来自后人的评价，决非来自地方长官的发布和夸耀。

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说起古雅典，人们会说到那里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的推崇。

中国古代城市也是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的气质。

一座城市的精神，不过是指这个城市异于别地的文化个性，或者这个城市的市民共享的独特的文化记忆。

我们会发现，这些有“精神”的城市，除了建筑、服饰、饮食等物质文化独特外，更为深层的还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强大。

如雅典，之所以能成为名城，是因为它充分承认了个人在城邦中的价值。

伯里克利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也就是说，雅典的存在，是通过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实现来完成的。

对于一个没有独特和强大价值观的城市，要想形成自己的城市精神，无疑是一种奢谈。

城市精神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文化和价值观，但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决不可能通过搞几个活动、提几句口号，就能一蹴而就。

只有当市民对其所生活的城市，有了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自
信，一个城市的精神才有了雏形。

一个城市一旦有了自己鲜明的精神和文化气质，文人雅士自然会把名头送上门来，大家才会自发地表示认同。

民国的慈善账本何以引人关注
北京一收藏家发现了两本名为“征信录”和一本名为“从善如流”的小册子，均为财务账本，记录了民国时期华人慈善组织在国内外救助灾民的情况。

在捐赠收入方面，大到富人的一千元，小到普通人的一毛钱都有相应记录；而在支出上，如“扁担13块9毛5分，笊篱2毛，洋锁3毛”等细末也都一一列入。

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监督慈善团体法》，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基本法。

而这本“从善如流”的小册子自1921年已严格记录善款的收支。

这说明，在对慈善组织并无严格的监管之下，民间慈善团体或出于捐赠人善心的尊重与呵护，或鉴于捐赠人、被捐赠人乃至社会对其慈善运作的关切，乐于公布自己的核心运作和财务信息，也是在慈善的自由市场中为自己取得和积累信用的一种证明。

民国慈善老账本现身，在慈善事业频频发生引人质疑事件的背景下，拷问的恰恰是慈善的本质，即秉承济世助弱情怀的同时，须平等对待每一份善心，并使每一份善心都不被虚掷和糟蹋。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慈善的责任和道义，和支撑慈善运作的原理，都不会改变。

慈善老账本出现在那个印象中似乎“兵荒马乱”、条件落后的时代；彼时慈善在艰辛中前行，依靠的更多是道义、操守上的自觉与自律以及慈善的自由市场本身的选择作用。

而当下无论技术还是经济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相反慈善却饱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就让人不得不追问：如何才能回归慈善的本质？如果是权力扭曲了慈善，那答案就不能在权力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