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比较
一、杜毅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李大钊、陈独秀比较》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0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马克思学说》
(一)关于唯物史观基础地位问题
李大钊、陈独秀两人都提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以《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们的阐释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大精髓：物质决定意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但是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认识和诊释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方面存在差异。

在对唯物史观的地位认识问题上，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而陈独秀按照由主到次的顺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其中他对剩余价值这一部分的介绍约占《马克思学说》的一半内容，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

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根本地位的不同重视程度，是由于他们介绍唯物史观的主观出发点不同。

1、从解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上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介绍是本着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愿望，虽然有着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主观愿望，但是李大钊在学术上的研究是很谨慎和认真的，力图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作，减少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较客观和科学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放在西方哲学史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独特见解。

从李大钊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准确的并极为难得的。

2、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是为了从唯物史观说明“人类历史全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由于陈独秀是从宣扬阶级斗争说为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出发点来解读唯物史观，他的《马克思学说》即使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晚了两年，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上与李大钊还有一定差距。

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关注不够，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执政时期犯下过错的理论根源，也是他最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动摇的理论根源。

(二)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地位问题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上比较相似，都是以剩余价值为研究重点，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指出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的理论基础。

但是具体来看，他们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认知存在差异。

上节已经提到，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是陈独秀将剩余价值问题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他在《马克思学说》的第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最后一段指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的阐释，是对经济制度变更合理性的解释，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生产力、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

陈独秀将剩余价值提升到这种高度是由于他关注于剩余价值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问题，这也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无关系，是中国实用理性精神的具体表现。

此外，在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介绍方式上,李大钊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进行说明论证，解释的内容也较为深奥和抽象。

虽然在理论程度上，李大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他的文章读者范围更适用于专家和学者，因此在社会影响上就很难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通劳工大众,就更难被他们所理解和接受。

三年后，李大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再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就采用了和陈独秀论述剩余价值时一样的方法，使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社会各界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更容易被无产阶级劳动者所理解，达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三)关于阶级斗争的现实意义问题
比较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解说可以看出，李大钊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并不是无条件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他力图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使我们在采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从而可以更好的将阶级斗争说与中国的革命现实要求相结合。

但是，陈独秀宣传阶级斗争理论的目的侧重于实现俄式社会主义的实用价值，使中国通过仿效苏联的革命道路摆脱劳苦大众受压迫和受奴役的地位，所以他的解说旨在消除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困惑，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基于学术上的客观性来考虑。

陈独秀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角度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合理性，这是当时紧张的政治斗争局势的迫切要求，但同时为理论研究准备工作严重不足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革命道路上犯的错误埋下隐患。

李大钊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有针对性的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

二、刘丽超《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传播之比较》哲学研究2013年14期
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二、《谈政治》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李大钊、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独得之见
1.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存在明显差异
李大钊的一大特色在于起初就具有坚定的唯物史观，能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要积极投身到人民中去，做到理论要联系实际。

李大钊本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细致的学习研究。

陈独秀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争辩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陈独秀表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要抓住一点：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他寄希望于青年们说“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

”
2.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理解存在不同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他的核心理论是阶级斗争学说。

换句话说离开了他特有的历史观，去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陈独秀《谈政治》涉及的三个问题，与李大钊相比较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而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存在的。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重要。

3.对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各异
起初李大钊从端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发向群众系统的介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特点等问题。

而陈独秀则仅把政治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一部分，从政治或者国家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等做了详细介绍，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与此同时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适合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路径。

三、文君《陈独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之比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全文约7500字，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解说和介绍，其中着重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约24000字，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
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唯物史观，阶级争斗，经济论等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理解和把握上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风格。

首先，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上，两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陈独秀认为介绍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他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陈独秀强调中国社会的这种实际“需要”，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

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问题是，他没有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从事革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反而可以“多干”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这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无疑对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早年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

他从一开始就以严肃、认真、谨慎的科学态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当他决定向中国人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他是下过苦工夫，经过深入研究的，力图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

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倡导者。

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来源的理解和把握上，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中试图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根据他的理解，他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四个部分，并照这个次序进行介绍和评述。

其中剩余价值一项占全文内容大约一半。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这种理解、把握，同列宁的思路是不同的。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人们要想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及其他内容，却必须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与列宁不同，陈独秀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他的这种介绍方式，和他平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忽略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李大钊的文章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

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体系，必须将其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理解，不能随意割裂。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它的核心。

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的同时，还深入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这个工夫也是陈独秀所不可企及的。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丝毫也没有触及，而这一点李大钊却一直给足够的重视。

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

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这种观点，只是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力量取代政治和宗教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并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不能不加区别地用来解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现象。

第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效果不同。

从李大钊的个性来看，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前，是不愿意轻率或孤立片面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

李大钊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他力图使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比较完整地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以其诱人的理论魅力给中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反观陈独秀，他在当时并没有象李大钊那样首先重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态度，而是以谈政治为名孤立地谈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其中一部分，即关于政治或国家的某些观点。

从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质还是没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

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吃透的情况下而急于向人介绍和宣传，其所起的作用也就极其有限。

四、马娟娟《李大钊与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党史纵览2011年10期
1、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李大钊注重理论研究，力图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

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

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

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也就是其所概括的五四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2、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但他同时认为农民居住分散不易集中，文化素质低且易于迁徙苟安，这些原因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加上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与共产的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冲突。

据此，陈独秀认为引导农民加入革命运动“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

与之不同的是，李大钊很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的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五、李帆《理论的分际与思想的力量—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若干思想倾向之比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
第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受到民粹主义的一些影响，对农民比较看重；陈独秀则不然，他仅仅是同情与尊重劳苦民众但不重视农民。

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一70年代产生于俄国的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

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想通过发动农民推翻沙皇制度。

第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发展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原则民主精神联系起来。

陈独秀则不然，其早期的平民主义民主观，没能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继续发展下去。

李大钊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关注国家政治民主，看重民众力量，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

这显示出其思想中己具有平民主义的萌芽。

第三，李大钊、陈独秀都重视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改良主义的思潮影响，陈独秀尤为如此。

一、刁世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
一、严肃、认真、谨慎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以科学的态度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李大钊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精英的历史起点。

李大钊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之前,首先向人们表明了他学习和研究、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肃、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是出于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负责。

陈独秀曾把“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概括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把科学性归结为“实际研究”。

这种视角反映了陈独秀偏于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性，与他将马克思学说简括为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的思路一致,给人一种多少有些忽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印象。

学习和研究、宣传和介绍科学的理论,自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李大钊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采取了较为严谨、系统的客观介绍和评论,而不是漫谈或宣布信仰及其理由的方式。

这种做法体现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深入探讨和整体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体系
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地位。

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把握的功夫也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可企及的。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的形成放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中加以考察。

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对人类认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全面研究,李大钊得出结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独创的,它是在欧洲进步思想家几百年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近代世界思想革命的一部分。

他说,马克思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历史观;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阶级斗争理论则是它的核心。

三、辩证理解、独特审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

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通过对它的独特审视,辩证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

李大钊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全面理解和认识。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了在这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社会生活里,有着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

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的因素。

根据李大钊的解释,唯物史观是要通过寻找社会进化的根本原因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全面认识,它是基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分析。

所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与以往政治的或神学的方法全然不同。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用这种方法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表述。

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不是说经济因素就能代替社会中的其他所有因素。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一说”与“第二说”的辩证关系中。

首先,李大钊对唯物史观中经济的决定作用完全接受, 李大钊称这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即“相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

其次,李大钊在肯定“第一说”的同时,还重视唯物史观的“第二说”,即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

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最有价值的观点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激发人的革命积极性,创造美好未来。

他深信:决定论和能动论、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是统一的。

李大钊十分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正确地阐释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注重群众的力量,批判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便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

四、科学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1、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条件及其适用性问题
李大钊主张,要采用一种学说,首先要研究它的适用性。

一是要研究这一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二是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时代和环境,看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差异。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这种观点,只是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力量取代政治和宗教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映。

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并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不能不加区别地用来解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现象。

2、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方法而不是简单接受结论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只看到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这一表面现象,而不能认识唯物史观对于促进全面认识历史的真实意义。

李大钊的认识与此全然不同,他注重的是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

3、倡导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迷信、不盲从、反保守、重开拓
李大钊用学者的态度,严肃、谨慎地对待马克思的学说。

李大钊充分肯定前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