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一、关于交易成本内涵的研究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思想源自于科斯1937 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在该文中，科斯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

他说：“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1】。

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就是交易成本，为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代替了市场，当企业代替市场所节省的交易成本与所增加的管理费用相等时，企业规模达到均衡点。

在1960 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且对交易成本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他指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2】。

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价格是不确定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

（2）谈判和签约的成本。

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

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3）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

例如签订长期契约时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在以后解决交易细节问题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肯尼斯.阿罗(K.J.Arrow，1969)【3】最先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他指出，“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了(在特殊情况下则阻止了)市场的形成”。

他进而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和排他性成本；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成本。

C.J.Dahlman(1979)从缔约过程来说明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双方欲达成协议，必须相互了解，将可能的交易机会告知对方，而这种信息的传递和获得是要耗费时间和资源的；如果交易的一方有多个经济代理人，那么在决定交易条件时，还会产生某些做决策的成本；相互同意的条件确定后，还有执行所订协议的成本以及控制和监督他方以确定是否按照所订协议履行其责任的成本。

因此，交易成本包括：(1)了解和信息成本；(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3)执行和控制成本【4】。

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1985) 【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

威廉姆森将合同方法作为分析交易最基本的方法，把交易成本划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

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倘若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做出双边努力，由此而引起讨价还价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带来的成本；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实施的保证成本。

同时威廉姆森还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种因素。

按照威廉姆森的见解，倘若上述三个因素不是同时存在的话，交易成本就不会存在。

张五常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他还将交易成本的概念扩展至“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订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

从而，在张五常的交易成本理论里，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6】。

诺斯(1994)【7】从组织生产的角度来说明交易成本。

他将交易成本界定为：“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

在他看来，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物品和劳务要受到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制约，付出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就是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不仅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有关，还与生产的技术条件有关。

汪丁丁(1995)【8】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理解，并从机会成本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定义的尝试。

他认为，交易成本只能通过制度选择的多人博弈过程的均衡状态来确定。

当对交易成本下一个“机会成本”定义时，他认为存在计量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意味着，在经济分析中要么必须放弃所谓‘交易成本’的概念，要么就把交易成本理解为在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
的机会成本”。

埃里克.弗鲁博顿（Furubotn，E.G.，1996）和鲁道夫.芮切特(Richter，R.，1996)【9】把交易成本具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

他们认为，“交易成本的典型情形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企业内部发号施令的成本”。

具体是指：（1）市场性交易成本。

包括合约的准备费用（搜寻和信息费用）、决定签约的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

（2）管理性交易成本。

包括建议、维持和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组织运行的费用。

（3）政治性交易成本。

包括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政体运行的费用。

厉以宁主编的《市场经济大辞典》(1993)中对交易成本概念的解释是指市场经济运行中，买卖双方为完成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所付出的成本和费用。

交易成本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非生产的费用，它是社会财富为完成交易而花费的损失部分。

交易成本通常包括供需双方的市场准入费用、交易谈判费用、交易仲裁费用、契约签订及售后保证费用，对卖方来说通常还要花费商品广告费用。

交易成本根据市场状况和买卖双方的议价力量分别由买方或卖方负担。

埃格特森（1996）与巴泽尔(1997)【10】定义角度类似，明确将交易成本概念与产权概念联系起来，前者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

后者则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

杨小凯（1998）【11】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生交易成
本，一类是内生交易成本。

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时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

而内生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广义交易成本是该种交易成本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和每个交易的成本之积决定。

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则是指“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它是能够利用博弈工具加以刻画的。

这些解释通过与最优状态的比较突现了交易成本的效率损失性质，但由于最优状态的难以确定性，使得这类定义更加具有理论意义而少了一些操作性。

二、关于交易成本测量的研究
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问题，国内外文献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交易成本测算：
1.宏观层面――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
在宏观层次的交易成本的测量上，Wallis 和North 【12】的工作颇富开创性。

他们对交易成本的计量的基本思路如下：(1) 划分经济活动。

将整体经济活动划分为交易活动(transaction activities)和生产转换活动(transformation activities)。

转换活动是直接把投入转为产出的活动，交易活动是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

交易成本就是与进行交换相关的、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转换成本就是把投入转换为产出、执行转换功能的成本。

(2)界定测量内容。

并非所有的交易成本都能在市场上通过定价反应，比如等待的时间成本，所以仅计量可以
通过市场定价反应出来的各种交易成本，如房屋买卖中支付的中介费等。

(3)明确交易活动类型。

交易活动包括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

（4）测量方式。

加总交易产业的价值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人员的薪酬。

Wallis 和North(1988)对1970 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GNP 的比重由1870 年的24.19％—26.09％增加为1970 年的46.17％—54.17％。

并且他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成本占GNP 的比重也越大。

Ghertman(1998)【13】运用OECD 数据，以比较视角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在1960－1990 年间交易成本的变动趋势，通过国际比较提出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和相关的政策问题。

他运用交易成本——收入曲线作为分析工具，解释了经济绩效差异相对较小的国家诸如美、日、德、法之间的宏观经济效率差异。

研究发现：①3 年间，各国间的收入——交易成本曲线斜率相当稳定；②四国的人均GDP 呈现收敛的趋势，Ghertman 将此归因于全球化经济增长中的追赶效应；③四国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占GDP 的比重呈收敛性。

1960 年美、日、德、法四国的交易成本占GDP 的比重依次为55％，40％，38％和34％；到1990 年则依次变为62％，56％，52％和63％。

他发现收入——交易成本曲线斜率越大的国家，其交易成本越节约。

我国学者缪仁炳和陈志昂(2002)【14】基于Wallis 和North 对经济活动的划分，采取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核算方法，按职业划分交易人
员与非交易人员，对我国1978-2000 年的交易成本测度结果表明，交易成本比重从1978 年的28.4％上升到2000 年的43.2％，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且高度显著。

金玉国（2005）【15】借鉴North 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外在性交易成本——交易部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所有交易部门的增加值之和）进行了计量。

金玉国按当年价计算的外在性交易成本的绝对数从1991 年的4429.7 亿元，增加至2002 年的20576.10亿元，增加了3.5 倍；消除价格变动影响后，增加了1.78 倍，说明计算期内交易成本的绝对规模是扩大的。

但从相对规模来看，交易成本占GDP 的比重似乎没有变化。

在经济规模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 个百分点，交易成本的比重下降0.103187 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经济体制转型因素，相对交易成本平均每年递增0.153％，而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一增长趋势被体制转型节约的交易成本所抵消。

从交易成本节约的角度看，1991－2002 年12年间，平均每年的体制转型绩效约为GDP 的1.64％；按1991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的体制转型绩效绝对额为734.29 亿元，12 年中体制型绩效累计为8811.46 亿元。

交易成本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所以他认为，从交易成本节约角度看，近十几年我国体制转型的绩效是十分显著的。

劳泰艳（2007）【16】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比照上述Wallis 等
人的方法对我国1990－2003 年的不同行业的宏观交易成本进行了测量，由于数据获取的不完备，该文主要目的在于描述交易成本的的一个变化趋势而非绝对数额。

研究发现：私人交易成本是总交易成本的主要部分，大概占75％左右。

公共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更明显，变化幅度较大。

总交易成本的比重从在从1990年开始上升1993 年到达顶峰后开始下降，在1996 年到达谷底然后又开始上升。

从1993 年到2003 的走势像一个较平缓的U 字。

2..微观层面――比较研究
威廉姆森对微观企业层面上交易成本的研究莫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威廉姆森看来，“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是相互依存的”，尽管直接计量“事前”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对交易成本做出测量。

例如，如果要用G1、G2 表示一组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G*是被选中的安排，C1 和C2 是制度安排方案所对应的交易成本，则可以得到如下式子：
若C1< C2，G* = G1
若C1> C2，G* = G2 （1）
威廉姆森指出，首先要揭示各类组织(制度)安排有所区别的组织属性如何影响与组织相关的成本，然后以差别化方式将上述成本的发生与交易的各个可观察维度(如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相联系。

因此可得如下关系式：
C1=β1 X+λ1——(2)
C2=β2 X+λ2 ——(3)
其中，X 表示影响组织制度成本的可观察的特征向量，β1 和β2 是参数向量，λ1 和λ2 是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如决策者估计组织制度成本时的误差等。

即使无法观察交易成本，我们仍可以通过具体分析交易如何导致各组织形式的效率差别来设计可检验的假设，并根据β1 和β2的相对量建模预测。

在实证分析中，观察到制度G1 的概率为Pr(C1<C2) =Pr[(λ1-λ2) <(β1 –β2)]，X 取决于(β1 –β2)的符号。

以上假设很容易用定性选择模型(如PROBIT 模型和LOGIT 模型)加以检验【17】。

三、交易成本应用的研究
1.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
在企业的性质研究方面，科斯在 1937 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论证了企业存在的原因是对交易成本的节省，企业与市场机制是相互替代的。

在科斯分析的基础上，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哈特、张五常等人先后对企业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中，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从团队生产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哈特则着眼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组契约的集合。

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和个人机会主义的假设前提出发论证了企业的产生。

张五常在其《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以记件工资契约为例，将科斯的企业观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观综合起来，他不仅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节约交易成本，而且认为企业关系是一种市场关系，甚至是一种高级的市场关
系——要素市场关系【18】。

在企业一体化问题上，科斯指出，企业代替市场组织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将持续扩张，直到再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交换方式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这使人们得以从市场和企业的治理效率的差异的角度，去理解企业的自制——外购决策。

威廉姆森的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交易成本观点，主要还是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为什么会发生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并且对内部组织的优势作了肯定。

他认为，纵向一体化在本质上是内部组织对市场替代，其根本的原因是中间产品市场的失灵。

到此，威廉姆森进一步具体化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方法。

在治理结构选择问题上，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应用于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独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交易成本经济学。

威廉姆森借助于交易成本分析工具，深刻地研究了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订契约的问题。

在他看来，“对企业、市场和混合形式的研究被作为一个统一体，交易成本是其核心。

不同交易在特征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说明了组织形态的多样性，由于这种差异，交易的治理也要不同。

通过以一对一对应的方式把交易和治理结构相应地匹配在一起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威廉姆森强调不
同的治理结构应该与不同的交易类型相匹配，匹配的目的是节约交易成本【19】。

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易成本概念一般化为标志，使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理想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从而使经济学的视野和应用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获得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新的解释力。

以交易成本的节约为核心，综合运用经济学、组织学，法学的研究成果，把法律和组织管理结合起来，形成研究经济体制的独特方法。

2.交易成本测量的应用
在金融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一般被理解为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费用，包括佣金和股票差价。

由于交易成本在金融领域更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并且取得金融数据更为容易，经验研究始终给予了这一领域高度的关注。

如 Stoll和Whaley(1983 )用佣金与要价和成交价的差(ask-bid spreads)两者之和来度量交易成本，他们指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成本占市场价值的 2％，而在其他较小的证券交易所，交易成本则为市场价值的 9％。

David、Joseph 和Charles建立了一个证券收益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佣金和价差，而且还包括预期的价格影响和机会成本。

假定边际交易的事后收益可以观测得到，那么边际交易者所面临的所有成本就都是交易成本。

他们只需利用每日证券收益的时间序列数据，就可以求得任何一个公司的有
效交易成本。

利用这个模型，他们计算出从 1963－1990 年，大证券交易所和小证券交易所的平均交易成本占其市值的比例分别为 1.2％和 10.3％【20】。

在生态经济学领域，目前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多，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侧重于污染物排放交易机制的交易成本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激励机制的运用。

在一项对水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其他用途的研究中，Colby(1990)研究了政策引致的交易成本，包括律师费、工程和水文研究费用及付给政府机构的费用。

Colby 的研究表明，政策引致的交易成本平均每英亩一英尺(灌概的水量单位)为 91 美元，但是各州之间差异很明显：科罗拉多州为 187 美元，新墨西哥州为 54 美元，犹他州为 66 美元。

如果用时间来测量等待政府机构审批政策引致的交易成本，科罗拉多、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分别为 29个月、5个月和4.3个月【21】。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交易成本实证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其应用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金融经济学领域，不同研究者对交易成本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未达成一致认识，他们衡量的交易成本也只是企业经营环节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这些文献为交易成本实证研究开创了先导，也为今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交易成本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但交易成本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并未获得一致认同，例如交易成本观点不能解释相似交易成本情况下企业绩效不同的问题。

理论的发展需要实证的支持，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交易成本为基本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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