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心灵的智性哀歌——评胡丘陵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

撼动心灵的智性哀歌——评胡丘陵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
撼动心灵的智性哀歌
——评胡丘陵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
陈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胡丘陵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

但他的作品真正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应是新世纪以来的事。

特别是他那些处理重大社会历史文化题材的长诗如《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长征》等，语境开阔，细节扎实，有自己独特的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措辞方式。

诗人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具去命名历史，在自己的诗艺探索向度上精进，他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他写出了公共经验中个人话语和审美观照的特殊性，而非简单地用“个人的诗歌措辞”去图解公共经验。

我以为，就个人化的现代时事诗写作而言，胡丘陵堪称少数翘楚之一。

作为一个有开阔的时代胸襟的诗人，诗人却没有按照主流的政治抒情诗方式写作，更未采取粗放的“拟新华体”敷衍为诗，而是像地质探勘者一样勤谨、踏实、自信，一步一个脚印，在旷日持久的对社会历史经验和语言的深入涵泳中，最终探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矿脉，捧出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贵金属。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在中国人民心中激起的哀痛、悲悯、无告、坚韧救援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特别加之现代社会电视直播的目击感，以及网络等电媒信息的迅捷性，几乎同步在全国激发和传播了史无前例的浓烈的悲悼氛围和救援的爱心。

我们每天饱浸于噬心的泪水，看滚动直播，捐款捐物献血，然后在一些网站、报刊读到有关地震的诗……由于这些诗大都为急就章短制，我自然就想到，那些擅长书写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诗人，比如我了解的胡丘陵，一定会写下自己的有一定规模的诗篇，甚至说不定会有佳作问世的。

但是，当时我却没有读到胡丘陵的诗，就在想是否他还没写好？或是我的阅读面不够广而未看到？……
直到今年10月3日，我即将外出旅游前收到了胡丘陵寄来的快件，里面是一首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

“它是否来得太晚了？”我匆匆将之塞入旅行包，准备路上挑几节浏览一下。

没想到在飞机上我却将这首近千行的诗作一口气读下来了，这部晚到的诗作，却靠自身较为丰饶的意味和艺术魅力吸引了我。

我也理解了诗人对社会的承担，是和对艺术本身的信义承诺同时到来的。

任何时候，诗就是诗，应有自身的艺术劲道，诗人没有赶着发表那些急就章，而是数月持续打磨、修改、涵泳，直到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才审慎面世。

作为河北人，我对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及其诗歌反应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地震发生后，诗人们的反应完全集中在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震精神”以及“某某主义优越性”的歌颂上，这些内容或许应当表达，但其心灵本真的反应中的另一些根本内容却完全被遮蔽掉了。

那不是“人之诗”，而是规训化的活工具之诗。

30多年过去，及至这次“汶川地震诗潮”，依然有一些主流报刊及体制内诗人在遵从这种僵硬的写作惯制，甚至还有个别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的浅薄抒发。

当然，今天毕竟不是昨天，这些违背正常人性的诗迅速就遭到了人们的鄙视和抵制。

我看到，对汶川特大地震，包括胡丘陵在内的一些诗人作出了自己真实的心灵反应，写出了“人之诗”。

我以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胡丘陵，其写作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拘囿（似乎他这样的身份容易更多地被规训化），他和民间底层的诗人一样，深切地表达了卡在喉咙的砾石般的哀痛。

这个内涵无疑是真正的“灾难书写”的应有之义，却是在以往习见的政治抒情诗“抗灾文学”中见不到的。

看到胡丘陵这样的诗句，我们无法不被撼动——
“他相信自己，可以突破自然的黑暗/于是，用手一粒一粒抠着石子/抠着这些老师教给他们的真理/三天后，他的手停止了抠动/身边是一粒一粒带血的石子”
“她用并不结实的骨头支撑一个/不知道是早晨还是黄昏/蚂蚁蚂蚁/请为她搬走眼前的沙粒/让她能够最后看上一眼/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梦中的孩子/还没迈出一步，就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且没有，自己的脚印”
“每天晚上，我都与从电视屏幕里/发掘出来的尸体/躺在一起//我不知道把自己的手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把自己的脚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把自己的眼睛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把自己的头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把我放在哪里”
“母亲用胎儿的姿势/写出了‘妈妈爱你’的短信/短信尚未发出去/却已经传遍了全中国/孩子虽然读不懂/全国人民都读懂了”
如此等等。

正因诗人忠实于第一义的心灵和基本人性，这部长诗没有将“哀歌”简单地变为“战歌－赞歌”，没有将灾难死亡直接美化至抗灾的精神“升华”，从而赢得了诗歌意味和话语方式的深度与感染力。

他坚持从基本人性和普世价值出发，其文本的重要意蕴集中在，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灾难中死去的同胞和命悬一线等待救援的人们，诗人写出自己痛彻心腑的悲悯、震惊、酸楚、痛惜、焦急、无告，以及坚韧、永不言弃……的真实、丰富的复杂情感经验。

诗人从单人称的“他”（一个汶川普通农民）写起，一步步括至“他们”，对每个卑微的个体生命的无条件的珍视、敬畏、同情、大救援，渗透在他的一行行诗句里。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胡丘陵虽为“官员”，骨子里同时是本真的民间知识分子诗人。

我还注意到，《2008，汶川大地震》是将主要注意力辐辏于对同胞生命的悲悼，而并未对“家的塌毁”以及“国家资财的丧失”投注更多笔力。

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前者更重要。

与人的生命相比，其它意义上的损失均理当逊位。

诗歌毕竟不是官家的社会调查报告，诗人只需要表达自己心灵的主要内涵——对生命的痛惜。

因此，我们看到这部长诗歌虽然内容丰富，但是“哀歌”的成分最大，艺术感染力也最强。

哀歌，亦称祭诗、悼歌、葬歌，在传统上，它的题材和风格都是有一定稳定性的，死亡与哀思，对无常世事的悲诉，对“上界”慰抚的寻求，如此等等均指向浓烈的仪式化话语及抒情。

这也是诗歌古老又常新的功能之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丘陵写下的汶川地震哀
歌或祭诗，对传统哀歌也做了一定的偏离和扩展。

他在哀痛的声部里，恰当地加入了如下声部：诸如强劲的现代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大救援声部；对天地之“道”的玄学体验、探询；再有，这些诗的基本格调是悲情的，但诗人在悲情中融进了深广的社会反思；在哀叹里特别加进了对漠视弱势者特别是孩子们生命安全的质询；由此激发的对此在生命意义及脆弱性的形而上思考；现代化建设中“人是自己的目的”的警钟的震响。

在写作上，值得提出的是，像这样混合的诗歌声部，要求诗人能同时激发出我们的感情、经验、智性，使它们“融汇”于一体，既要感动我们，又能启示我们——
“当13亿目光，都投向/世界上那个最大的鸟巢/汶川，一个疼痛的960万平方公里/都为之抽搐的地方/所有的鸟儿，都找不到了/筑巢的枝条”
“大家发现/空无一物的旷野/是最好的避难所//因为，人类的任何财富/都可能/砸在自己的头上”
“总理的一双眼睛/流出了全国人民的泪水/总书记拉着那双刚刚镇定的小手/比握着外国元首的手塌实//……当国旗第一次降到平民的胸口/沉默了7天的汽笛/号啕大哭”
“这些手，被小娃娃一个人举起/一生都放不下/一个敬礼/增加了担架的重量/压得一代人喘不过气来”
“13亿人都想跳的时候/15个人跳了下去/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高度//……天上真的掉饼干了/还掉人下来/掉下的，不是林妹妹/而是兵哥哥”
“终于听到了邻居在外边呼唤/也许，日复一日/两人从门缝里，相视无语/现在从废墟的缝隙/看到一只手/比平常从猫眼里看到了对方的上半身/还要激动”
“那次同学们唱姑娘好象花一样/唱慢了半个节拍/老师说不要紧，多唱几遍就准了/现在慢了半个节拍/花朵就不是花朵”
“有乳汁的就成了母亲/吸乳汁的都是自己的孩子/一生都是甜蜜的”
“如果阎罗需要钱/我多烧些纸钱给你/一定要把那边的学校，建
得/什么样的震动/都不坍塌”
“一个世纪的悲哀/集中埋在废墟里/千万个心脏，在石头的蹦裂中/同时轰轰作响//手，可以触摸许多坚硬的东西/现在什么都不想触摸/只想触摸到人”
“冷淡了那些低贱的青草/也就冷淡了母亲/冷淡了那些平常的石头/也就冷淡了父亲/掘土机天天啃着爷爷和奶奶的骨头”
可以见出，此诗中有对本真的灾变事态过程的“细写”，有隐忍不下的异常起伏的哀痛情感，同时也有如盐融水化若无痕地对人的经验、生存真相的智性揭示。

此诗中达到的“融汇”，是通过个人的隐语世界建立起来的，它们不是预设的观念的推演，而是一个个独特的心象，每个心象都有经验、情感和智性的融汇，是言说有根、引申有据的。

正是在这种异质话语的成熟融汇里，这首有点显得“晚到”的诗作，比那些急就章可能会别样有力地捺进时代和人心。

的确，从此前的几部长诗看，胡丘陵是具有较好的综合能力的诗人。

这首诗给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哀歌中挖掘其包容力，以求做到情感、经验和智性的融汇。

这体现出他扎实的精神和写作技艺的成长。

《2008，汶川大地震》，诗人通过一件“本事”，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内在的经验，和不俗的智性。

他写出了在“废墟”之下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废墟”断层。

读上述诗句我们会感到，“融汇”的诗歌真正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此诗意味是丰盈的，但诗人没有走偏锋的措辞和情绪，能在几乎是公共性的话题场域写出精彩的个人“融汇”之诗，在今天并非易事。

胡丘陵这首诗有较大的承载力和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融汇”带来的。

谈到“融汇”的诗歌，笔者想借此多说几句。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先锋诗人开始重新打量“抒情”在诗歌中的价值。

过去，“情感饱满，表达生动”就可以成就一首较好的诗了，现在，“情感”却成为一个需要严苛审视的问题。

我以为，抒情本身不会自动给诗带来成与败，关键是抒情的内蕴，抒情的技艺高下。

重新打量“抒情”是有道理的。

就我曾指出的滥情和表演性来看，这是许多中国诗人的宿疾。

似乎身为诗人，就应像一锅开水，咕嘟咕嘟挺热
烈。

但最终一切都蒸发了，“诗本身”没啦。

这种宿疾也反应在读者那里，比如对戴望舒的作品，只是迷恋于“雨巷”，而完全没有能力欣赏或感悟他真正出色的“我的记忆”系列。

正是中国诗人和读者的双重宿疾，导致中国诗歌的水准仪只定位于“情感”，忽视了扎实的经验和智性。

如何防止情感被“蒸发”？要有货真价实的经验和感觉、智性的加入。

接着“一锅开水”的比喻，我想引申到一锅豆浆。

如果说情感像豆浆，那么本真的经验就是盐卤，它使诗凝成块。

而智性，则像是肉眼看不着的营养成分。

现代诗与流行诗的不同点有许多，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现代诗是“成人读物”，而不是青春期的自恋抒情和老人的放弃思考的“无可无不可”。

成人，要交流要磋商要沟通，就不能“跩文”和“玩人”，更不能“撒娇”。

你要书写的东西，是你的心智的确想表达的。

在此，内容和写作技艺是相互发现相互选择的。

而要使你的诗具有更可靠的价值，就应考虑让自己的情感、经验与智性化若无痕地融为一体，而不是只走偏锋或彼此分离。

胡丘陵自觉于现代性写作的“融汇”的为诗之道，从而使这首长诗具有了完整的境界，内凝的骨力，淳朴的情韵，浑重的气格。

凡三大章，大致做到了层次清晰而气息劲健。

对他而言，诗歌之“气”，源于情感、经验、智性的完整的交感注息、升沉开合。

诗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他很清楚这里的玄机，知道任何偏锋写法都无法单独承载这个重大题材，何以胜任，惟有融汇，这是胡丘陵智慧的体现。

这首长诗能恰当地将哀唱、叙述、哲思乃至反讽融汇于一体，这体现了诗人的真挚、成熟和经验表现上的活力。

我想，这对我们怎样写作现代祭诗和现代时事诗，都会有所启示。

同时这首长诗也提示我们，在电讯时代，面对公共事件（而非个人生活），诗歌的作用或许不在于单纯地叙述事件，那些试图用诗来呈现公共事件的作品我们今天已无更深的印象。

胡丘陵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首在灾难过去数月才出现的作品，为何依然使我们有足够的专注去读完？原因就在于，诗人坚执于现代诗歌精神，既没有去复述新闻类题材，也没有专注于单一的抒情或叙事。

诗有诗的使命，
在表达公共事件时它不能仅仅被叙事、细节所裹挟，也不能将诗歌独特的深层情感和智性意义蒸发掉。

诗人应整体兼顾，既不是停滞于对局部灾变的描述，也不能止步于类聚化的时事性抒情，因为对这些内容的表达，诗歌不会比新闻声像特别是人们的哭声更有力。

诗人要以独具包容力的“融汇书写”，表达诗性体验。

在语言策略上，他用恰切成熟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合作，真实地表达了内在经验。

于诚朴中求真味，于直接中求隐奥，意味着诗人对语言的挑战进入了另一个量级。

细读此诗可以见出，那些素朴的语词都被他组合得踏实又腴润，淬砺又似脱口而出，单纯又有着让人深入玩味的细密纹理。

我承认，当最初事件的强烈震动稍事减弱，作为诗歌批评从业者的“自重”或者是“自矜”，又“固执”地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对受难同胞的悲悼，对人类求生意志及伟大的援助行动的思考和赞叹……如此等等，那些诗歌都值得高度赞叹。

但是处理这么明确的语境和类聚化的情感经验，作为艺术的诗是否能达到一定的艺术品位？我曾担忧我们的诗歌是否能承载得起？即使它可以承载，这种承载是否能有艺术上的价值？事实证明，今天已有不少作品失效了。

原因在于，许多诗人因着对即时性题材和情感的依赖，而忽视了诗歌的艺术性。

他们在情感的“抒发”和诗艺的“限制”中，没有实现艺术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的平衡、合作。

可见“急就亦应有章矣”，这是为诗者不能忘怀的。

这也表明不少中国诗人对诗歌独特领域、独特本体依据的理解不够深入、坚定。

我以为，胡丘陵的诗经过了这一考验乃至检验。

他基本做到了深挚书写，繁简相宜，张弛有度，呼唤共鸣又有某些个人化的精敏之处，庶几使得“火焰与热能不能分开”。

我想，在未来，在这场灾难过去很久之后，其中少数诗作——当然包括胡丘陵的《2008，汶川大地震》，仍然能不断纵身跃起，以诗歌的魅力吸引人们的阅读与思考。

这是诗人“承担”意识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的收获。

大废墟消失了，诗歌语言对它的命名依然震动人心；大地震平息了，祭歌伴着警钟仍会缭绕不息。

我为胡丘陵能写出对得起时代和内行读者的诗作而高兴，也为他不争时间的艺术自律精神而感动——他提供了作为艺术的诗歌理应提
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