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出来的特区，杀出来的“血路”

争出来的特区，杀出来的“血路”
作者：李小平
来源：《党的生活（黑龙江）》 2019年第2期
说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

2018 年10 月11 日，第17 届“全球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在香港发布。

在最受瞩目的2018 全球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TOP50 名单中，中国深圳位居第10名。

这一由多家国际性专业研究机构共同发布的榜单，主要基于《GN全球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其构成包括城市经济实力指数、资源潜力指数、文化蕴力指数、科技动力指数、创新能力指数、开放张力指数、管理效力指数、民生保障指数在内的8 项一级指标、32 项二级指标。

一个38 年前凋零荒芜的边界小镇，如今能够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芝加哥、美国旧金山这样的国际一流大都市同列前十，这个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深圳会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当我就这个问题向广东一位已退休十几年的党刊界老前辈请教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既是现实逼出来的，也是广东争出来的。

”
改革开放前，广东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连续14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78 年，宝安县境内的深圳农民年收入仅有134 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却高达13 000 港元。

现实的强烈反差，收入的巨大诱惑，使得越境逃港事件频频发生。

据党史资料记载，1977 年11 月，刚刚复出工作四个月的邓小平将外出调研的第一站定在广东。

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忐忑不安地谈到了多年来屡禁不止的逃港问题。

邓小平深思良久，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他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
1978 年4 月，经叶剑英副主席提议，中央决定，由担任过10 年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的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日常工作。

而此时，因所谓“反党集团”罪名而蒙冤外放、审查监禁长达16 年的习仲勋刚刚复出工作两个月。

习仲勋上任时，中央交给他两项首要任务，一是刹住偷渡风，二是解决粮食问题。

习仲勋到任广东后，因全省有将近1000 万人缺粮，不得不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求援，紧急调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他外出考察选定的第一站，就是逃港问题最为严重的宝安县。

据《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的执笔者、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介绍，在宝安的考察过程中，习仲勋先后前往沙头角、罗芳、罗湖、皇岗、渔农、蛇口等区域，足迹几乎遍及后来划定的深圳特区。

在一个收容站，习仲勋问一个正待遣返的逃港人员：“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凄然回答：“我们那里穷，收入很低，到香港很容易找工作。

”
在一个生产队，习仲勋与队干部探寻逃港问题的原因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基层干部说：
“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

”有人厉声质问这位基层干部：“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这位基层干部坚定地
回答：“是，但我还是要讲！”
《中国新闻周刊》2018 年第23 期刊发了一篇题为《习仲勋在1978》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两段描述：“在沙头角，习仲勋看到，竖在街中间的石礅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
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一侧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宝安一侧杂草丛生，商品很少，几乎
看不到购物的顾客。

”“中英街尽头，有一个来料加工的塑料花厂。

沙头角镇党委书记张润添
向习仲勋汇报，这个加工厂办了一季度就收入加工费11 万港元。

此外，镇里还引进了几个
‘三来一补’项目，其中一个是手套厂，两个月收入加工费6 万港元，工人月均收入900元人
民币。

他还说，近期尝试上述改革开放措施以后，镇内居民不再非法迁居英界，甚至过去迁居
的还有回流之势。

”
来自基层的首创精神，立竿见影的安民之策，让习仲勋看到了破解逃港问题的希望，他鼓
励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大胆解放思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
主义。

”
在此后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感慨地说：“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群众
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

”2014 年，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因为剧中涉及大逃港这一历史背景，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也成为媒体关
注的对象。

对于习仲勋这次赴宝安考察的重要意义，陈秉安认为：“因为看到这种情况，习仲勋才清
醒认识到，要治理逃港问题，只有搞好改革开放，才好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要求给广东省划
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

可以说，即便是邓小平本人，这时也只是意识到政策必须变，但是对于
改革开放怎么搞、首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

其实，改革开放的萌芽是从民间发起的，
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使他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搞一块地方办特
区作为‘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构想。

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逼’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据深圳市志记载：1979 年1 月，广东省委首次提出办经济特区的构想。

在同年4 月参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建议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
和海外关系资源丰富的侨乡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儿文章。

邓小平听后指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

不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
有媒体这样评论：“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向特区、向全国发
出的一个动员令，也是全面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号召令。

所谓‘杀’，就
是要向不符合中国国情、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旧的经济体制、条条框框‘开刀’；所谓‘血路’，就是哪怕付出巨大代价，也要找到一条实事求是、能够通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
1979 年五六月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

在向中央工作组汇报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等人提出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同年6 月6 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6 月9 日，福建省委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类似报告。

7 月15 日，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和福建的报告做出批复：“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主动权。

”在广东贯彻中央批复文件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
强调：
“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

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
1980 年8 月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 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并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逃港问题最为严重的深圳率先建立经济特区，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
骤然停止。

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
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
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
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1990 年8 月，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习仲勋应邀参加庆典。

他在接受深圳一家媒体
记者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没用，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

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
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深圳特区的内驱力和创造力。

1984年1 月，邓小平在第一次视察深圳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
2018 年12 月，由深圳市政协征集编辑的收录了深圳200 多个改革范例的《敢闯敢试》一书出版。

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在序言中说：“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始终坚持解
放思想，敢闯敢试，无论是20 世纪80 年代的价格改革、劳动工资改革、要素市场建立，还是20 世纪90 年代的股份制改造、科技体制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社会
组织改革等，深圳都‘敢为天下先’，在全国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

”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仅许多惊天
动地的做法与经验是从深圳产生并推广至全国的，而且许多改革与深化改革的实践，也是由深
圳率先“干了再说”的。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坚定地承担着摸索、试错、寻
找路径的使命”。

深圳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

数据是最具说服力的。

深圳特区成立后，1981 年GDP总量为4.96 亿元，此后一路攀升，到2018 年年底，GDP
总量为2.57 万亿元，成功超过香港、广州，排名广东第一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2018年，
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9102 亿元，每平方公里产出财税收入4.6 亿元，在全国大中
城市中居于首位；在2018 福布斯中国发布的最具创新力的30 个城市排行榜中，深圳位列第一；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18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深圳“城市营商环
境”“中国城市软环境”两项排名位列第一；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2 岁的全国人口最年轻城市，人口吸引力位列全国第一……
《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办人秦朔认为：“深圳在改革开放各个重要历史节点上
都有推动作用，是过去40 年‘中国奇迹’的华彩乐章。

”
深圳的城市名片
深圳，简称“深”，别称“鹏城”，是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广东省省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国家区域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务院定位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中国三
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

深圳地处广东南部、珠江口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
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接壤。

全市下辖9 个行政区和1 个新区，总面积1997.47 平方公里。

截至2017 年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252.83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34.72 万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 万人，城市化率100%。

深圳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已发展成
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享有“设计之
都”“时尚之城”“创客之城”“志愿者之城”等美誉。

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中国香港与内地的纽带和桥梁，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
开放等方面肩负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深圳水陆空铁口岸俱全，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

深圳的“国家中心城市指数”居中国第四位，并被GaWC（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评
为世界一线城市；2018 年12 月，被评为创新力最强的30 个城市之首，位居2018 中国最佳
旅游目的地城市第5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