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光丽：她向命运挑战

崔光丽：她向命运挑战
师从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王世泽，并受教于阳友鹤、陈书舫、王清廉、邓学莲等川剧名师。

崔光丽艺术根底扎实，唱、念、做、舞高度契合协调，优雅的台步和脚尖舞更是被外国观众誉为“东方的芭蕾”。

2003年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12届“文华表演”奖；2010年获第20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最佳配角奖第一名。

此外，还先后荣获四川省中青年演员“德宝杯”大赛优秀演员奖；第六、七、八届四川省优秀表演奖；全国地方戏曲交流演出（南方片）表演奖；第六届振兴川剧汇演优秀演员奖；第七届振兴川剧演员一等奖；全国第二届戏歌大赛优秀歌手奖；1995年四川省十佳演员；首届中国川剧节金奖等。

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政协委员，民盟四川省委直工委员，四川省青联委员，四川省理工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部2016年度优秀专家。

在我的心目中，优秀的戏曲演员是这样一群人：他（她）们酷爱戏曲艺术，经历千辛万苦，百折不回，始终保持着一股借助社会价值形式去实现自我生命的冲动。

在这群人身上，除了与常人一样葆有基本的生物潜能，还孕蓄、活跃着不同于常人的特有的心理潜能。

在川剧演员崔光丽身上，我看到了这群人的缩影。

初踏人生路赢得碰头彩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

崔光丽的青春岁月似乎应当从她12岁那年算起。

那是宣告中国历史崭新时期开始的1977年。

一个朝鲜族的姑娘，一个陪同伴到简阳川剧团赴考的小丫头，引起了团里主考老师们的注意。

崔光丽就这样把自己年幼的生命与川剧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从此没有分开，不能分开，不愿分开。

崔光丽是幸运的。

她遇到了一个好时代，遇到了一个好剧团，遇到了一些好老师。

最难忘在简阳川剧团、泸州川剧团那些拉着架架车到农村给乡亲们唱戏的日子。

乖巧、聪明、洒脱的崔光丽受到大家的宠爱。

每次下乡演出坐货车，老师们总让她坐驾驶室；演出完了在后台打地铺，老师们都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她。

勤奋好学的崔光丽也没辜负长辈们的厚爱。

16岁那年，她就担纲主演，往往是三场戏就有两场是她当主角。

她在《十二寡妇征西》中饰演穆桂英，到重庆一亮相，就得到了川剧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的肯定，从此成为倩云老师的学生。

在这期间，她还得到陈书舫、王世泽、余琛、王清莲、邓学莲等前辈艺术家的指导。

1987年，是她人生和艺术之路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她走进了四川省川剧学校成人中专班，得到了系统学习川剧知识、技能的机会。

接着在毕业之后进入四川省川剧院。

这时，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拉开序幕。

有了扎实的花旦、闺门旦、青衣、刀马旦、丑旦等行当基础，30岁以前的崔光丽，便两次获得了振兴川剧调演的“优秀演员奖”、“表演一等奖”，进入四川省“十佳演员”行列。

她在《碧波红莲》《白蛇传》《柳荫记》《和亲记》《人间好》等剧目中的精彩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3年前后，崔光丽攀上了她本人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好女人·坏女人》中沈黛、隋达的人物变换与“崔光丽个人专场”的人物多方位呈现，标志着她受兄弟剧种“流派放一旁，人物摆中央”影响而形成的以全力塑造人物为中心的表演特征已经初步形成。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胡芝风在细致分析崔光丽的表演时，用“气韵生动”四个字概括了她的特点，称赞她是一位很有天赋又有审美追求的优秀演员。

如果把1990年以前视为崔光丽艺术生涯的准备期，那么她在《好女人·坏女人》和个人专场中的表现，就应该算是她踏上人生和艺术舞台的初次集中亮相，既懂生活又懂戏的热情观众和专家们给了她一个碰头彩。

人们只看到台上的崔光丽文也文得，武也武得，美也美得，丑也丑得，女也女得，男也男得，哪里知道为了迈开这一步，她岂止
是闯过三重门？用一位戏剧界前辈的话说：“难哪！一个《好女人·坏女人》就让崔光丽过了三道难关，八道门坎！”没有人知道她为了演好《白鳝观景》《刁窗》一个人在酷暑之中天天登上七楼的练功房，几乎是无休止地摔打，几次练“甩水发”练得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没有人知道她为了制作专场演出需要的服装、景片，把自己准备装修房子的钱拿来垫支……
青春的岁月之河碧波荡漾，掩盖了几多浪花深处的激流漩涡。

在第一个碰头彩的后面，是更让人揪心的青年崔光丽付出的无价的爱情和婚姻。

有人说，爱情把她遗弃了，准确地说，是她主动放弃了爱情。

好多次，爱情与她擦肩而过。

在优秀的戏曲演员中，这样的例子似乎太多了，多到人们已经把它看得有些平淡。

碰头彩虽然让一切变得令人惊喜，但短暂的惊喜之后一切复归于平淡。

现在想起来，崔光丽的人生如果就这样平淡下去，岂不很好？平淡即平安，平安是福啊！然而（这该死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命运之神正诡异地悄悄朝崔光丽走来……
人生長途遭逢双重逆境
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福祸就是命运。

挣扎在错综复杂的生活大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预测自己的福在哪里，祸起何时。

说轻松点，日子就是问题叠着问题；说严重点，岁月就是不可估量的无底深渊。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确实待崔光丽不薄，尤其是这个十年中的后五年。

在2003年获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崔光丽在艺术创作上登上顶峰。

2006年前后，她在《易胆大》中成功扮演麻五娘，在戏曲界产生轰动效应。

大青衣出身的崔光丽，在魏明伦的这部名著中反串丑旦。

这是一场艺术的挑战。

在这个戏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沪上舆论对剧中崔光丽扮演的麻五娘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崔光丽趣演麻五娘”、“端庄青衣变身泼辣妇人”、“反串彩旦崔光丽‘不得体’处见真功”、“‘麻辣’崔光丽闪耀艺术节”……一时间，麻五娘的美丑得到观众与专家的交口称赞。

她获得文化部“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也是实至名归。

谁说“福无双至”？这一时段的崔光丽，已经三次被福气叩开大门。

更重要的幸福是，崔光丽终于遇上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川剧世家出身的何剑华先生怀着对她的深挚的爱走进了她的内心，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是真正的双喜临门。

“祝福我罢，你这平静的眼睛能够不妒忌一个无量的幸福！”那时的崔光丽让人想起一位古代哲人对命运之神说过的这句话。

此刻，命运之神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不平静的妒忌之光。

短暂的新婚生活之后，病魔缠上了何剑华，忧郁之云密布崔光丽心间。

终于，仿佛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两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中奏响，丈夫带着不能在光丽最需要自己的时候继续支撑她的遗憾，撒手人寰。

不幸接踵而至，崔光丽还没有完全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自己又患上了重病，住进了医院。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病容，崔光丽禁不住在心底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嘶鸣：老天爷呀，你为何待我如此不公？苦难降临得如此突然、如此迅疾、如此沉重，崔光丽几乎被彻底摧垮。

然而（这令人欣慰的“然而”），天生禀具执拗性格、倔强脾气的崔光丽始终没有服输。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仅从川剧舞台上消失了，而且从同事们、朋友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是，她在自己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

她治疗，她休养，她思考。

静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一道道门坎：艺术的门坎、爱情的门坎、人生的门坎、心灵的门坎……她终于想明白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一定要重新登上舞台，实现我把一切献给川剧的诺言。

病床上，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常常浮现在她面前。

她忘不了那年在重重困难和压力下想放弃自己的专场时，身患重病的母亲对她说：“如果你不排练了，就对不起妈妈，对不起那么多关心你的人，你必须坚持下去，这样才对得起川剧，妈妈的病也才好得快。

”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就是在川剧《天下一佛》中曾经扮演过的那个雨莲。

这位乐山大佛建造工程的重要决策人之一，这位造佛工程的有力支持者和见证人，一生饱经忧患。

为造大佛，丈夫跌下悬崖摔死，儿子又遭杀身之祸。

不屈的雨莲在海通和尚挖眼立志的感召下，毅然决然献出孙子，让他继续修造大佛的工程。

雨打莲花，遇难成佛。

为
了川剧，自己也应当有雨莲这样的精神。

川剧，是崔光丽心中的圣地。

川剧，比她自己的情感生活更重要。

只有在自己的川剧艺术里，才有崔光丽的幸福。

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演员来说，先天条件或禀赋固然重要，强烈的创造欲求和执着的奋进精神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加重要。

面对生命与艺术的双重困境，崔光丽挺立起来，仿佛是承受痛苦反而使她更加亢奋，她要把人生的磨难变成更顽强的实现自我的新动力。

这让我想起了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韦格勒的信中的那句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
崔光丽向艺术与人生发起了挑战。

磨难中唱出挑战者的歌
2016年，大病初愈。

崔光丽担纲主演大型现代戏《铎声阵阵》。

这是剧院对她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

她三次细读小说原著《木铎》，反复研究川剧剧本。

一次次潸然泪下之后，她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创造欲望的冲击。

怀着对川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重新站在舞台上的崔光丽觉得，这部戏的主角葛来凤的个性和部分内心世界与自己相当贴近，她希望通过塑造葛来凤、完成葛来凤的梦想来成就自己的梦想。

《铎声阵阵》是一部表现中国农村在20世纪前期社会动荡背景下宗族文化和人的精神状态的作品。

崔光丽扮演的铎人之妻，是一位质朴的农村妇女，性格率真、果敢、泼辣。

她的梦想其实非常简单：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是敢作敢当、顶天立地的汉子。

为此，她付出了全部的母性之爱。

社会从来不依照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变动。

葛来凤将丈夫推进外面的世界，希望他成为刚强威猛的男人。

可是，走向人间之后，懦弱的丈夫却被战乱改变成了嗜血的狂徒、杀人的魔鬼。

刚硬的葛来凤不向命运屈服，她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她以铎人之妻的身份，为了民族大义将小儿子送上了抗击外敌的疆场。

最后，她引以为傲的大儿子为民族大义而自戕。

葛来凤的一生极其平凡又特别伟大，堪称我们民族的母亲们的代表。

崔光丽把
扮演葛来凤的过程，视为走进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的心灵的过程。

她希望自己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得到净化。

崔光丽接下葛来凤这个角色的那一瞬间，就意味着她将承受命运长途上又一次双重逆境的重压。

几年来的病痛和治疗过程中的创伤，极大地折磨和损耗了她的身心。

投入排练之初，崔光丽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說过这样一段话：“葛来凤这个人物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一方面是身体极限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艺术上的跨越和突破。

我的姐姐、妹妹等家人都不太支持我回来排戏，但是我的母亲对她们说，‘你们一定要支持她，这是她一生追求的事业，你们要让她圆这个梦。

’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

”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川剧的丰收，崔光丽再次向艺术和人生发起了挑战。

在查明哲导演的启发下，崔光丽大胆跳出惯常的戏曲行当思维的框架，首先把作为演员的自我全部放下，全身心地走进葛来凤这个人物，去体验，去感悟，去创造。

回想起来，崔光丽深感过去在《易胆大》中扮演的麻五娘，实在是一个讨巧的角色。

这回演葛来凤，难度大得多。

如何准确把握并表现这个人物在不同年龄段的心态，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积累的戏曲功力去塑造年龄跨度如此之大的人物，这都是她面临的难题。

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崔光丽紧紧扣住自己表演的三个关节点：一是催迫新婚不久的丈夫外出闯荡后的葛来凤。

她为人物设计了足以表现其勤劳、麻利的个性特点的身段，并在唱段中适当运用哈哈腔，以表现其思念丈夫时透出的对幸福的憧憬，传达出把苦日子当甜日子过的精神状态。

二是见到闯荡归来面目全非的丈夫时的葛来凤。

当年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虚弱男人，就在自己眼前杀人放火。

农妇葛来凤惊恐中充满困惑：自己对丈夫寄予的那种充满血性的期望是对还是错？世道变了还是丈夫变了？她无法求解，只能大声地问手中之铎。

这是她内心痛苦挣扎的外化。

崔光丽仔细琢磨并细心处理这一关键唱段，并设计了一套从慢步到小碎步再到快步绕场的步法与之配合，让人物的一腔悲愤之情得到透彻的伸展。

三是走到人生
结尾前同时是生命高潮中的葛来凤。

眼见得思想上的指引者、精神上的支撑人二先生隐遁，眼见得心头肉大儿子惨烈自杀，经历了种种人生忧患的母亲葛来凤濒临崩溃。

编导在此时为她安排了一个宣叙性的唱段。

崔光丽为唱好这一段做足了功课。

在人物彻底明白人生之谜前，崔光丽首先让自己彻底明白了葛来凤之谜，明白了铎声阵阵之中蕴藏的人世的苍凉与幽深。

她唱出了人物的遗恨：原指望李家男儿站起来都是一座山，却不料天道难以遂心愿，铎声阵阵似悲叹，一腔愁苦对谁言。

她唱出了人物的愿景：虽说是乘红帆而来，挟白帆而去，她的心空了，但却没有死。

她还有一个小儿子，这个世界还有未来，还有希望。

戏排到一半时，累得几乎爬不起来的崔光丽一度打算放弃。

她担心自己刚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如果累倒了怎么办？这时，她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川剧界的同伴……事后她回忆道：“想来想去，我不能放弃。

如果我当了逃兵，我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我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败将。

这不是我的个性。

”
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一旦面临矛盾，人就不甘处于被动地位，这恰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

崔光丽身上就有这种特征的表现。

看来，崔光丽的胜利，是人的本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