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故事——公孙衍篇

纵横家故事——公孙衍篇
月在建寅，岁在己丑，这是秦国新君即位的第六个年头，也是自先君孝公薨逝、商君死刑后的第六年。

冰雪未消的南山泛出青蓝，载着冰凌的渭水流动迟缓。

孟春将至，南山渭水间的咸阳城阳光和煦，一如其名。

这一年的孟春有些异样，冬意未尽，西入函谷关的官道邮驿上就时常见到山东的游士，他们那扎眼的褒衣大袖、峨冠博带和负笈带剑的瘦削身影出现在春耕的秦人眼里，成为今春一道别样的风景。

游士们有时会向田间陌上的农人们讨口水喝，好客的老秦人放下耒耜，捶捶腰板直起身，大声地招呼道：
“哎呀呀，好些日子没见你们这些游士哩，君上又要招贤了不是？”
“先生是哪个国家来人啊？去咸阳不是？去吧去吧，君上等着用人哩。

”
游士们有的也接过话闲扯两句，有的笑而不答，大口饮尽甘洌的井水，歇够了劲，向农人揖别，径直登车或徒步而去。

他们西去的身影一点点融化在漫长笔直的官道上。

西元前332年的这一幕在我穿越历史的过程中经常这样迎面扑来，我抓起一抔略带湿气的关中黄土，嗅到了发酵的味道——有一种局势正在当前的战国大地上酝酿，就从当前的秦国土地开始。

商君在秦国的二十年打造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法制秦国，但这离秦人祖先东出的理想仍然相去甚远；接下来的道路并不比杂处戎狄中的杀伐更为轻松。

历史最终选择了秦国一统天下，并非偶然，也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因为这个国家只是因穷兵黩武而吞八荒御宇内——战国中军事化最彻底的赵国依然拜在了秦国锐士的兵戈之下，可知事实并不简单，且让我们从史书中分析秦国在这一时段的战略决策。

西元前332年前后的秦国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其一，魏人公孙衍（犀首）致秦，为大良造。

其二，魏献阴晋于秦，秦将阴晋更名为宁秦。

其三，秦惠文君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乍看这三段文字不咸不淡且毫无相干，实际却有极其密切的逻辑联系。

正是这几件事预示着秦国从商君、孝公时代的变法以内政强国的国策开始悄悄转变。

公孙衍，魏国阴晋人。

曾仕于魏，任犀首，因此时人以“犀首”称之，但犀首并非其名，《史记集解》引司马彪曰：“犀首，魏官名，今虎牙将军。

”在史记中也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在秦惠文君五年（前333年）担任了秦国类似于日后丞相一职的“大良造”，掌握军政大权，位高权重。

秦孝公时代曾以卫鞅为大良造，大良造卫鞅以法家奠定了秦国立国及日后一统的制度基础，而这位突然出现在史册上的大良造公孙衍又何德何能？
阴晋，在今陕西华阴以东，属于当年秦魏相争的河西“热土”，阴晋归秦之前，这块土地是秦人心头一块难以磨灭的伤痛和耻辱。

战国中首先变法强国的魏国在吴起的率领下，以区区五万武卒，五百战车和三千骑兵一举歼灭秦国五十万大军，这种惊人的以少胜多战役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属罕见，那场堪比淝水之战、彭城之战的毁灭式打击曾让秦国险些消失在历史的洪流，或者沦为宋国、卫国等二流战国。

幸好秦孝公以来的历代秦君及时调整了国策，并屡次在时代的转折点做了正确的决策，使这个僻处西陲的戎狄之邦在时代的板荡中一点点崛起。

到秦惠文君六年，秦国经变法整饬、农战休养二十余年后，国力已初步恢复，但仍不能称为强国；魏国尽管自桂陵、马陵之战被齐国削弱，但尚未失去强国的地位，对秦国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劲敌；秦孝公即位以来二十年间，秦国并未与魏国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只是在前340年，以商君领兵，以不太光彩的手段扣留魏公子卬，在人质的要挟下夺回部分河西土地，试想秦魏两国真发生军事较量，双方都会损失惨重。

而这一年，秦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轻松得到秦魏相争日久的河西阴晋，岂非一件常理之事？
公孙衍是一位纵横家，其事迹见于《战国策》，其人是“合纵派”的代表人之一，公孙衍一朝高居秦国第二人之位，与他的故乡阴晋归
秦是否有某种联系？以区区辞令而决定城池得失在鼎沸的战国已验证多次。

伐交是纵横家的特长，不难联想起另一件类似之事：前314年齐国趁燕国内乱伐取燕国十余城，燕臣苏秦面见齐宣王并晓以利害，口舌之功一夕间便取回十城。

可以推测公孙衍可能也使用了类似的方式。

公孙衍为纵横家，在魏国已有一定权位及声望，去国相秦，或许并不仅为谋身，修齐治平是传统士人的理想追求，尤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因此，对于那时的有志之士来说，谋身者小矣，大丈夫常志在天下。

如果我于西元前330-320年穿越历史，成为战国策士们中的一员，这会我大概正缩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阴冷偏僻的山洞或茅舍，身无长物但面前的地上却铺着一幅巨大的、绘于葛麻的地图。

我俯瞰着天下，心中汹涌起伏。

我在风华正茂的魏国撒下一把草木灰——尽管它仍是战国第一强国但早已消磨了锐气，统治者安于大梁的繁华已显出不思进取的颓意，于是它第一个被我涂黑。

由魏国我想到了不久前两战击溃它的齐国，右上望去，东海一条蛟龙正在腾起。

我思忖片刻依然将其涂黑——以兵家奇谋挫败强魏、以渔盐工商冉冉崛起的齐国，至今没有强大的制度根基以支持国策的稳定，君王的个人主义往往会使一个看起来强盛的国家走向不归之路，更可怕的是齐国强盛的背后是相对较小的国土和贫瘠的土地，无法支持日后可能出现的举国大战，若溃，则一溃千里。

我继续扫视天下，看到四战之地的赵国。

生于苦寒之地，多慷慨之士的赵国让我犹豫了一下。

赵虽弱小但从不软弱，赵肃侯一生稳健，为赵国巩固了根基，虽前不久薨逝，但在他丧礼上那位年仅十五岁的新君，智退联军谋赵的企图，他眼里写出不多见的智慧与刚毅。

不久以后，那里定会出现一位铁腕君主，前景不可小觑。

但赵国，四战之地的处境，不确定因素太多。

最终，我还是继续前行。

楚国，更不会考虑，尽管它拥有当时天下最广阔的土地，但也拥有天下最老化的政治体制，旧贵族阶层在楚悼王和吴起的叹息中如讨厌的蔓草一样生存至今，使前行步履维艰……
我的目光最终指向西方的秦国。

秦国，本是被山东诸夏所蔑视的“戎狄之国”，它是东夷嬴姓部族散落在西方的后裔，尝为周王室牧马于汧渭之会，尝为周之屏藩、国之利器。

因此，这是一个习惯了战斗的铁血民族，秦国历代国君常身先士卒最终殒身于沙场便是一证。

其民剽悍纯朴，其国没有繁冗错杂的统治系统和官僚体系，再加上商君二十年的深彻变法，令行禁止的习惯在秦人心中根深蒂固。

我想，但凡有眼力的纵横家，定会看好秦国潜在的优势。

最终我履上这片土地。

履上这片土地的纵横家并不我一人，公孙衍如此，张仪如此，苏秦如此。

正因为有那样一批心存天下理念的士人崛起，战国开始沸腾。

这一类人明辨善辞、择木而栖、审时度势、纵横捭阖，他们被称为策士；这些策士成日揣摩各国利害长短，其身怀之技被称为长短术；以其长短利害之辞合纵连横于天下之故，其人又传称为纵横家。

所谓纵横乃“合纵”与“连横”。

“连横”，可理解为联合抗衡，事一强以攻众弱；而“合纵”，即相从如一，即合众弱以攻一强。

天下的强弱势力在纵横家们对弈的纵横棋局中此消彼长。

他们是一类专职的外交家，但往往拥有极高的权力和自由度。

在战国那个开放的时代，今人时常难以理解，一国的外交部长兼任该国总理成为时尚；恐怕更难理解的是，这个国家的外长兼总理同时还可能是好几个国家的外长兼总理。

那个陵谷跌宕的大洗牌时代的开放性有时真令人咋舌。

回头再看秦惠文君六年的另一件大事：秦惠文王（此时尚未称王，理应称君）以其女为燕太子妇（《史记?秦本纪》）。

秦国虽然自秦襄公立国跻身诸夏之后，可以与诸夏同婚姻聘飨，但真正发生在秦与山东姬姜间的联姻并不多见，秦国更多地将公主嫁于同出身于蛮夷的楚国和巴蜀，春秋时代与邻近大国晋国之间的一次政治联姻发生在秦国短暂称霸的秦穆公时代，这次联姻还发展成了一个成语“秦晋之好”。

战国时代记载的秦国公主与楚国以外的战国通婚有两次，第一次便是发生在秦惠文君六年和燕文公二十八年的“秦燕之好”。

秦燕两国在当时的战国版图中位于对角线的两个顶点。

古
人交通不便，公主这一去可谓生离，政治婚姻必有所图，又不是流放，怎会平白无故将公主远嫁？可见，这次婚姻也不是一件寻常的家事，这件事发生在公孙衍致秦后的第二年，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何联系？
可惜先秦史料亡佚过多，留下的字句又惜墨如金。

如今无从考察前332年秦公主远嫁燕国真正的政治意图，但可以看到秦国已经开始思谋新国际形势下的国策调整。

秦惠文君为太子取名为“荡”，至少体现出他对天下初露端倪的板荡心存忧惧，重用纵横家也是他对日后局势判断的结果。

秦国积贫积弱多年，但骨子里有大国气度。

一个并不算国富民强的准大国在险恶的国际形势中如何生存壮大一向是个难题。

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合纵与连横的思路。

“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策略当前还不适用，“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策略虽可为但效果尚不明显，秦国仍需积累。

几十年后一个叫范雎的政客相于秦，为秦国提出了“远交近攻”之策，这一策略实际在此时的秦国庙堂上隐约体现。

秦公主远嫁一遥远且国力近似的战国，而同时，秦国继拿回阴晋/宁秦之后开始全面展开攻略河西的战争：
秦惠文君七年（前331），秦将魏章与魏战于雕阴，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秦惠文君八年（前330），秦围焦和曲沃，魏割让河西之土于秦。

秦惠文君九年（前329），秦军渡黄河，夺取魏国汾阴、皮氏，其间与魏王会盟于应地。

秦军包围焦地，焦随之降秦。

秦惠文君十年（前328），魏割让上郡十五县于秦。

魏国蒲阳归降秦国。

秦魏间这一系列征战开始逐渐扭转两国国力对峙的天平，秦国的东出之路在纵横家的导引下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