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言志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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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言志派散文
篇一：周作人言志派观念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
一“言志”与“载道”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文学观不是静止的，在他创作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文学观都有所不同。

（一）1927年前
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学观点，即反对梁启超小说为政治“载道”的文学观，但承认文学对时代对民族的“非实用”的“远功”。

周作人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振奋国民精神，关注国民性。

只是文学所载之“道”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远功”。

同时，受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的影响，他接受了强调人性发展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观，高度重视个体的意义。

周作人在《谈
龙集》的同名文章中阐释了“个性的文学”应具备的特点：
1.创作不宜完全抹杀自己去模仿别人
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
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的共同点
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2]
（二）1927—1937年
五四落潮之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左右两派的激烈冲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夹缝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园地”，选择了回归自我的个人主义道路。

表现个性的文学思想成为影响他后来文学观的主导。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对“言志”和“载道”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在他看来，“言志”的文学核心是抒发感情，所以又可称为“即兴的文学”或是“革命的文学”。

与之相对，“载道”的文学则以儒家思想、说教意识等内容作为主体，是“赋得的文学”和“遵命的文学”。

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挤一切“载道”派的同时，实际上潜意识中已经承认了“载道”对于是文学必不可少的。

于是他开始打破“言志”和“载道”之间的界限，改变了言志和载道的机械对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载道，载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为
道，载道亦复何碍？”可见，周作人并不绝对的反对“载道”，只不过“载道”的文学必须以“言志”为前提。

（三）1937—1945年
进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学观出现了表面上的大反扑。

周作人竭力地将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义，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传统道路，主张“凡国民应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文人也在其内。

”他对30
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载道”的观点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把文学“直截了当地以诚与不诚分别”。

他所认为的“真实”，本于人生、本于心。

说这种思想的转变是表面的，是因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不是来自于一个文学家，而是来自于政治家。

这一时期出任说的“诚”是儒家所强调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学的伪职的特殊经历，使他不得不重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求精神上的解脱。

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载道”的理论用于他自身文学观的发展与转变的分析，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似乎更为恰当。

“言
志”和“载道”的斗争是以“载道”为主转变为“言志”为主的过程。

由对国家社会民众的积极关注到钻进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象牙塔。

最后，周作人将言志所表现的个性与载道所在的济世同归于“诚”，实际是超越了“言志”和“载道”的狭隘束缚，将文学与艺术、人生合而为一，
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二明末文人与周作人
周作人对晚明文学的情有独钟一个重要原因是晚明文
人和他们的文章与周作人的人生观存在共鸣。

（一）思想的矛盾性
周作人不是没有看到他所欣赏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创
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这些矛盾的思想与周作人自身人生观的双重性是同构的。

明末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艺术的世界。

他们的隐逸是被迫之举。

周作人评述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上却是反抗的??大多数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

”正因如此，他们的文章既具有闲适的风韵，又隐含着“亡国之音”的怨愤。

周作人在自传中介绍了一个关于自己是老和尚转世的说法。

无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确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风貌。

他就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古代书生，面对着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

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风范，即使声称要闭门读书，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气质也使他时刻关注着世态炎凉；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释家文化滋养长大的宠儿，因此质朴、单纯、自然的生活态度，闲适、优雅的精神状态也同样是输入到他的潜意识之中。

（二）解决矛盾的途径
为了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选择了相同
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学的个性，反对枯燥干瘪的宣扬道统。

其不同之处在于晚明文人的张扬个性，来自于其“入世”不得的无奈，周作人的表现个人似乎更多的与他的性格相关，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周作人对晚明文人的好感几乎是从不掩饰的。

追求率真与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摆脱假道学与八股文之后的一种人性的复归。

晚明文人“以文自娱”的写作姿态也源自于他们的生活态度——一种庄子式的艺术化的生活态度。

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张被周作人视为是新文学的来源。

正是人格中散发着的个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为争取精神自由而表现出来的洒脱、自娱的心境；具有那种超脱政治功利而表现出来的满足自我、发泄自我的审美体悟式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和情调，异于秦汉古文、六朝骈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

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条主线来贯穿的———以个
人主义和人道主义。

他的个人主义与现在所说的西方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

同五四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周作人追求的个人主义更近于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即确立真正的
自我。

对自我价值的过多强调，最终使周作人将济世的情怀理想化了，它们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成为一种“爱好”和“趣味”。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高远的理想到底只是
我们心中独自娱乐的影片”，于是释家道家生活态度最终占
了上峰。

同样的体现自我价值和表现趣味的倾向，使周作人自觉地选择散文，自觉地将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

（三）周作人归于个性的原因
周作人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接受了众多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没有专一的
采用一种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主体，而是博采各家。

日本评论家本山英雄说，在周作人的思想深处相信“个人”和“人类”之间具有一种无媒介的一贯性，而不肯承认在生活层面上填充着两个极端的人之关系的各个阶段——宗教、乡党乃至民族、国家。

他认为个人的也是人类的。

文学家对济世的关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毫无意义，既然从个性中可以看到人类，那么只要写个性就可以完成儒家“文以载道”的使命；文学家也就不必因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

总之，个性和国民性在周作人看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存在质的差异。

三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
（一）中国人的出世和入世
中国人是偏感性的，圆融、中庸的，我们是通过体悟来了解这个世界的。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元素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那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世和入世两种思想随着时代的此消彼长带来的文学上的出世
抒情和入世阐道。

出世和入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心
理模式。

（二）长期以来入世思想的压倒性地位
中国文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充当社会导师的热忱。

后代文人多以圣贤作为效法的对象，想通过立言来达到教化国民的目的。

五四时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的解放个性、宣扬民主科学、传播人道主义等活动，其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通过思想革新改造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

（三）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
出世和入世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章的取材、内容，更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

出世的道家、释家思想与入世的儒家思想总是处于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当前者的力量较强时，文人会暂时忽略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政治理想，转而以闲适的心情，行云流水地描写人在自然中的快乐、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就在这时，他们开始注重文笔的锤炼，重视文章的辞藻和神韵，用审美的眼光对待文学创作。

当后者的力量较强时，大丈夫齐家治国平天子的雄伟抱负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文章的主体。

作者对一切人和事物的描写都会以便于阐述自己的政治意图为旨归，行文中处处可见一种潜在或显现的人格力量。

文章的审美艺术特质和丰富的情感力量在两种思想的运动中逐渐加以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独有的风格[12]。

（四）出世与个性，入世与载道对应关系
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儒家思想形成了人们的入世思维，而道家、释家的观点又使人们淡然出世。

这种区分只是大致上的，这几种中国传统思想各自有十分复杂的体系，很难绝对的判定何者出世、何者入世。

出世和个性，入世和载道的对应主要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角度来分析的。

“独善其身”之时所作的文，记录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文人墨客从这点滴中找到聊以自娱的精神源泉；“兼济天下”之刻所作的文，关注的是国家民族苍生的事，文人从中表现自己的爱国、忧国之思，入世、济世之才。

至于入世的文章中同样张扬了个性，出世的作品中也有载道的倾向（隐语），应该算作是一种相对的现象。

“言志”和“载道”至今还是两个无法说清的概念，似乎也没有说清的必要。

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两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术语，对历代文人的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文论统治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这种从中国传统中为新文学的发生寻根的努力，
格外值得称许。

周作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散文，作为一种即兴的、个人的话语表达，还应当具有诗歌的意境。

散文的文体风格特征，体现在富有理趣的思想内容、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本色含蓄的行文特质、讲求趣味的艺术风格四个方面。

此外，周作人还对现代散文源流进行了追溯，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言志”和“载道”两个流派交替起伏的过程，明末公安派、竟陵派被认为是历史的言志派文学，为现代散文的直接渊源。

周作人称现代文学散文作“美文”，这“美”字的使用明确了纯文学的散文文体概念范畴；他从思想、趣味、语言、行文手法等方面对散文艺术特质的准确论述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世散文家，为现代散文理论开道。

另外，周作人在散文理论建构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拘泥于传统，对传统“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优秀分子，沟通了文学的传统和现代，对我们今天正确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究其散文理论构建和阐发机制，周作人在对自然人性论充分肯定基础上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理论基石；由对“人的文学”的关注，他逐渐形成了个性主义的文学观念，坚决捍卫文学独立审美属性和身兼文学创作主体、客体的“人”的自由与个性，哪怕是因此而被世人指责为对现实的逃避，周作人不改初衷，仍坚持散文应独立自由发展，不为政治服务，捍卫着文学的纯洁性。

早在留日期间，鲁迅、周作人两人在“掊物质而张灵名”的立场上一致，但鲁迅
侧重于个人主义，主张“立个人而排众数”，具有强烈
的抗争、进取精神，鼓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

周作人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所以，从共时性层面将“言志”文艺思想概括成文学本质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文体论、文学史论、文学价值论等几个方面，不但在操作上可行，也符合周作人的本意。

（一）文学本质论：情感和思想的美妙表达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把古代的文学批评归为“载道”（或称“尚用”）与“缘情”（或称“尚文”）两大主潮。

“尚文”派以唯美的艺术，唯情的“言志”为标准，“尚用”派以社会、政治、伦理为衡量。

这与周作人以“言志”和“载道”重新解释中国文学史的做法显然相通。

周作人主张“自己的表现”、“言志”，他一直以理性清明见长，注重文学的思
想性，只不过思想的内涵排除了封建伦理道德、愚昧迷信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周作人给“文学”下了一个既重情感又注重思想的定义：“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周作人、胡适等“五四”骁将们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伦理，他们的文学观渗透着富有启蒙意义的科学理性，但是，周作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始终坚守文艺本体，较早地对文学与科学作了学科划分。

“科学的思想可以加入文
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

”（《文艺上的异物》）
周作人的“言志”与左翼的“阶级性”是不相容的，他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文学本质的。

他后悔在《平民文学》中对“贵族的”和“平民的”文学之划分的，认为“拿了社会阶级上的贵族与平民这两个称号，照着本义移用到文学上来，相划分两种阶级的作品，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从“人性”的视角来看，“平民的”、“贵族的”不过分别代表着人性中的“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

”艺术是不能用“阶级性”来剖析的，“倘若把社会上一时的阶级争斗硬移到艺术上来，要实行劳农专政他结果一定与经济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种退化的现象。

”在《儿童的殊》一文里干脆直截了当地声称“艺术是人人的需要，没有什么阶级性别等的差异。

”古典人文主义者梁实秋同样反对以阶级性取代人性，但他所主张的人性是永久的，普通的，固定的，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与区别。

这种人性类似于形而上的“理”，远不如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论情理融通。

（二）文学创作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言志”文艺观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是“即兴”的而非“赋得”的，是“真诚”的而非虚假的，是“自由”得而非压制
的。

首先，“言志”就要率性而为，直抒性灵，自然流露，“赋得”的创作方式恰恰要目的或概念先行。

“古今来有名的文
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

例如《诗经》上没有题目，《庄子》也原无篇名，他们都是先有意思，想到就写下来，写好后再从文字里将题目抽出的。

‘赋得得文学’是先有题目，
然后再按题作文。

”八股文和试帖诗的文章做法正是“赋得”的极端的例子。

朱光潜对这两种创作方式有较明晰的说明：“‘偶成’的作品全凭作者自己高兴，逼他写作的只有情思
需要表现的一个内心冲动，不假外力。

‘赋得’的作品大起
于外力的催促，或是要满足一种使用的需要，如宣传、应酬、求名谋利、练习技巧之类。

”
其次，周作人几乎一生都在倡导文学创作态度要“真诚”。

即便在“五四”和“日伪”两个“传道”气味浓烈的时期，他还是要求“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文学作品“只须以真
为主，美即在其中”（《平民文学》）“从前我偶讲中国文学的变迁，说这里有言志载道两派，互为消长，后来觉得，志与道的区分不易明显划定??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

”（《汉文学的前途》）可见“诚”在周作人的心目中即意味着独立判断和自由言说，体现着他坚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话语姿态。

如何做到“真诚”呢？就诗歌而言，“做诗的人要做到那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
什么方法，只能听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
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

”（《论小诗》）就文章而论，“写文章时不摆架子，当可写得十分自然。

好像一般官僚，在外边总是摆着官僚架子，在家里则有时讲讲笑话，自然也就得到真诚了。

”（《中国新文学的潮流》）为了“真诚”，周作人甚至对自己写文章时技巧有所嫌弃。

再次，周作人反对以“载道”的任务来阻碍“言志”，反对用“理论”的规范来束缚“即兴”的创作，反对凭“多数”的标准来限制个人，归结到一点，即文学创作主体的“自由”不可侵犯。

“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

无论人家的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到风流
篇二：语丝派散文特色。

《语丝》发表的主要是散文，在创作上，尽管语丝社同仁的思想和
艺术主张不尽一致，但在针砭时弊方面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排旧促新，
放纵而谈，古今并论，庄谐杂出，简洁明快，不拘一格－这就是“语
丝文体”的鲜明特色。

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创作有两大方面：一是以鲁
迅为代表的杂文，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小品散文。

《语丝》是综合
性文学期刊，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

初为孙伏园主编。

鲁
迅是这个刊物的实际领导人，其他主要撰稿人周作人、林语堂、钱玄
同、川岛等16人共同主办。

刊址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
潮社。

成员：《语丝》的长期撰稿人主要有周作人、鲁迅、钱
玄同、孙福熙、
江绍原、林语堂、川岛、章衣萍、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等。

此外，冯文炳、朱自清、郑振铎、许钦文、郁达夫、梁遇春、冯雪峰、
沈从文、胡适、徐志摩等人也经常在《语丝》上发表作品。

尽管语丝社
成员在政治态度、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在办刊宗《语丝》第一期创刊号旨和创作态度上是基本一致或相近的。

散文内容：语丝社作家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展开积极
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迂腐的封建礼教和落后的思想意识、僵化的
传统观念、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和虚伪的文风都进行了
猛烈的抨击，同
时大力提倡美的、艺术的生活，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

"语丝"文体：《语丝》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文学刊物，除兼登小说、诗歌、学术文章和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外，主要刊载各类散文作品，特别是简短、犀利的思想杂感、社会批评和随笔、小品散文等，先后设置过"随感录"和"闲话"等专栏。

正是在针砭时弊的杂感和随笔方面，语丝社的作家形成了共有的独特风采：排旧促新，放纵而谈，说古论今，不拘一格。

这种鲜明的文体风格即被称之为"语丝文体"（"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鲁迅语）散文创作--杂文和小品文。

语丝社的散文创作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锐利、泼辣的杂文；一是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冲淡的小品散文。

杂文创作是《语丝》作家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语丝》发表杂文约500余篇，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然首推鲁迅，鲁迅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杂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有专章讲解）。

除他之外，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章衣萍、川岛等人的杂文，也都显示了各自的特色。

小品散文方面，《语丝》作家更显出了自己的风采。

《语丝》先后发表小品散文400余篇，周作人、林语堂、江绍原、
孙福熙、俞平伯、章川岛等都是各有个性的小品散文作家，其中尤以周作人、林语堂的小品散文风格更加突出。

林语堂的小品散文注重幽默讽刺，在语丝社作家中别具一格。

林语堂(1895一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语堂。

早年先后去
美国和德国留学。

1923年归国后在北京大学教授英文，并开始在《晨报》副刊发
表针砭时事的文章。

思想内容：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的大量小品散文，如《劝文豪歌》、《咏名
流》、《论骂人之难》、《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提倡自由民主，揭露北洋
林语堂先生像军阀镇压进步学生的暴行和现代评论派等"正人君子"之流的虚伪面孔，并对社会
解放、改造国民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显示了"真诚勇猛"的时代战斗
精神。

然而，对"费厄泼赖"主张的赞同，对社会改良的认识等，又集中反映了林
语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

艺术特点：林语堂的文章追求幽默效果，庄谐杂陈、深入浅出，语言平实而机智，有一种举重若轻、从容自如的风度；但刻意表现西洋式的幽默和绅士之风，又使"他的幽默，
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自来所古固有的《笑林广记》。

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的小品文主要辑入散文集《剪拂集》中。

20年代末、30年代初，林语堂从思想的失望、苦闷到大力提倡幽默闲适的"性灵文学"
，逃
避现实，尽管此时他的小品文在个人风格上更趋成熟，但其思想锋芒比起《语丝》时期，则明显地减退了。

（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现代评论"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这自然也影响到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

"现代评论"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诗圣"，一个情感型的人，易冲动，爱自由，加上深受西
洋文学的影响，很自然便成就了他那自由而华丽的散文文体。

他出过小说散
文集，《轮盘>、与夫人陆小曼合作过剧本《卞昆岗》，在散文集《落叶》、
《巴黎鳞爪》、《自剖》他的散文多属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记述事物，也常
抓住刹那的灵感，让感情之流自由地奔放。

《北戴河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