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概述（一百〇五下）——辽夏金元的文学

中国历史概述（一百〇五下）——辽夏金元的文学
受两宋文学的影响，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学也有大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也不亚于宋代文学家。

元代，北方在宋金戏曲的基础上发展出杂剧与散曲，成为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辽、西夏、金文学
辽国文学
辽国文人既能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用汉文写作。

作者主要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各帐郎君子弟，作品包括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多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

辽道宗在辽国皇帝中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诗文集《清宁集》。

道宗皇后萧观音（1040—1075年）《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帝文妃的讽谏歌等，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与关心社稷安危、劝谏君主、关心百姓的政治理想。

伏虎林应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
东去能翻鸭绿江。

灵怪大千俱破胆，
那教猛虎不投降。

辽萧观音
辽国的汉人如杨佶、李瀚（？—962年）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

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有王鼎的《焚椒录》、寺公大师的《醉义歌》。

《醉义歌》原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但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均已失传，今有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还很欣赏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

西夏文学
党项族在吐蕃统治时期就曾用藏文记载本民族的传说。

西夏建国以后受汉文化影响，文学艺术多带有汉族文化。

近代人辑录的文学著作包括《西夏文缀》二卷、《艺文志》一卷、《西夏文存》一卷等，收集了西夏的诗、表、奏、铭多篇，另有出土的西夏文刊本《月月娱诗》诗集。

1975年在清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仁孝陵寝时，发现了仁孝《灵芝颂》的部分内容。

西夏对宋、辽、金的表章中，内容广泛，论据明显，结构紧凑，逻辑性强。

散文、戏剧等方面，西夏文学也具有一定的成就。

金国文学
受到辽、宋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女真贵族的文化素质与文学修养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

在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取得突出成就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中也不乏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方面有卓著成就者。

金熙宗以后，金国文学日益兴盛。

金人颇爱诗词，诗的风格继承唐、宋，以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为师。

金帝自海陵王到宣宗，多能工文章，善诗赋。

完颜亮即位前时，为人题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南伐前，又有“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陈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作，反映了他的企图吞并南宋的政治野心。

他的词在创作风格上，虽也有轻柔含蕴之作，而多数则气势磅礴，在咏物的同时，也抒发了政治情怀，被人评品为“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

章宗及其父显宗允恭、叔永功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永功之子完颜璹（1172—1232年）善诗文，工真草书，喜爱收藏书画，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等有密切的交往。

这些女真贵族的词作有的在创作技巧上毫不逊色于当时的汉族词作家。

金朝前期，在文坛上取得一定成就的汉、渤海、契丹作家有蔡松年（1107—1159年）、蔡珪（？—1174年）、吴激（1090—1142年）、萧永祺、胡砺（1107—1167年）、杨伯仁（？—1185年）等。

他们的部分诗词佳作为元好问编著的《中州集》所收录。

后期有党怀英（1134—1211年）、杨云翼、赵秉文、王若虚（1174—1243年）、李纯甫、雷渊（1184—1231年）、元好问等。

赵秉文（1159—1232年）上自六经解，外至释、老、医药丹诀，都有研究，作达数十万言。

赵秉文提倡“为文当师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为书当师三代金石、锺、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

他为文长于辨析，主张“辞以达意”；诗则意境深远，含蓄蕴藉，七言长诗放纵不拘，律诗壮丽，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

赵秉文与杨云翼（1170—1228年）并称“杨赵”。

李纯甫（1177—1223年）号屏山居士，通文章、词赋、经义外，又兼及释老。

元好问（1190—1257年），号遗山，是金末诗文成就的集大成者，有“一代宗工”之称。

他目睹金末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著有不少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诗篇。

他在诗风上继承了唐宋以来众多诗人之长，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殊风格，可谓“清雄古雅”。

在内容上大量为反映金末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争给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的“丧乱诗”，不仅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五言古诗《箕山》被称为“老杜绝响”，长篇歌行《游龙山》风格承自李白，但是却具有元好问的独特风格。

以元好问为首的一批怀有爱国情怀的诗人，被称为“河汾诗派”。

《箕山》
幽林转阴崖，鸟道人迹绝。

许君栖隐地，唯有太古雪。

人间黄屋贵，物外只自洁。

尚厌一瓢喧，重负宁所屑，
降衷均义禀，汩利忘智决。

得陇又望蜀，有齐安用薛？
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

鲁连蹈东海，夷齐采薇蕨。

至今阳城山，衡华两丘垤。

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热。

浩歌北风前，悠悠送孤月。

金元好问
元好问在诗词评论方面也有成就，他的《论诗三十首》、《杜诗学》等，从创作宗旨、艺术风格、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古代作者的诗作加以品评。

元好问在文章、词作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金亡后，元好问还编辑金人诗集《中州集》，收录了249 位金人的诗词，并分别为每人立有小传，述其生平，兼评诗词。

金军攻破开封后，向北宋索取乐工伎艺诸色人，也指名索取杂剧、说话、小说、弄影戏、弄傀儡等类的艺人一百五十余家。

金人把这些艺人都送到金国去，于是金国也有了这些艺人。

在金国，说话人的听众不仅包括汉族。

《三朝北盟会编》曾记载完颜亮的大哥完颜充也喜欢听说话人讲说故事，召来一个西京大同府说话人，名叫刘敏，专门讲说五代史。

戏曲方面，金国境内所流行的是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称作诸宫调。

诸宫调将不同的曲调编缀在一起，以铺叙一个长篇的故事。

由于乐谱的音节变化较多，文字也以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

诸宫调较北宋流行的《官本杂剧》又有了发展。

金代人所写的诸宫调，现存有无
名氏的《刘知远传》和董解元（金章宗时人）的《西厢记》两种。

前者是写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后者是把《会真记》加以改编而成的。

《会真记》还仅有几千字，《西厢记》诸宫调已成为几万字的剧本，被称为“北曲之祖”，为元代王实甫改编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基础。

诸宫调在乡村、城镇广为流行。

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地区，由于戏曲活动的活跃，自北宋时就已开始修建舞台；金大定八年（1168年）在洪洞伊壁村东岳庙、兴定二年（1218年）在临汾东亢村圣母祠，都曾修建过舞台。

1959年，在山西侯马的金代董坚墓里，出土了一座砖制戏台模型，舞台上排列着五个彩绘砖俑角色，正在表演，面部有化妆。

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侯马董氏金墓戏俑，图片来自网络。

元曲
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两部分。

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主流，是诗歌、音乐与戏剧的综合，相当于今天的歌舞剧。

散曲则是诗词与音乐的技术。

中国的叙事性舞台戏剧到此完全趋于成熟，开辟了戏剧史上的新时代。

杂剧与散曲产生与中国北方，被称为北曲；江南所流行的延续南宋的戏曲则称为南曲。

也有将南曲与北曲合称为元曲的。

元代杂剧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发挥曲的优越条件而形成的大型歌舞剧。

杂剧一般分为四折，极个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多加有“楔子”，最后是题目正名。

每折内又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一组小曲称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宫调，使用同一音韵。

演出时有唱曲的“唱”，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

较宋代戏曲而言，元杂剧不拘于曲目与格律字数，将叙事改为代言，“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

元代北方兴起杂剧，大体有三个原因。

一是戏曲发展的自然趋势，宋金戏曲为杂剧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些说法认为西方、印度影响了中国元代杂剧的产生，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是少数民族的影响，北方各少数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带来了音乐、舞蹈等方面的影响，也突破了传统汉族戏曲一些陈规的束缚。

三是蒙古统治者对戏曲的提倡，蒙古贵族重视乐工，在屠城时对拥有各类技艺者免于杀戮，而俘虏为私属。

北方士人在金末以后长期没有科举入仕的出路，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出路。

元初杂剧作家有名者有五十六人，约为元代剧作家的一半。

他们很多都是大都（今北京）人或平阳（今山西临汾）、河北人。

这些北方地区在金元之际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各种社会矛盾都很尖锐，这种社会的环境又给剧作家提供了思想源泉。

元廷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等法令，但是大多数的作品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给以无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

钟嗣成《录鬼簿》
（一部为作曲家立传的书，约成于1330年）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五百三十五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三十六种。

又据《录鬼簿》的记载，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多达七十九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时期的作家即有五十六人。

他们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会地位很低。

关汉卿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关汉卿（约1234—约1300年）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

他出生于金元之际，仕元为太医院尹。

关汉卿能够深入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也有联系，所以称他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

关汉卿毕生写过六十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还有十八本。

其中《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都是最为社会人群喜闻乐见的作品，痛快淋漓地揭发了蒙古、色目贵族与汉族官僚地主的残暴黑暗统治和罪恶活动，充分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正义感。

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汉宫秋》的作者马致远（约1250—约1324年）、《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1260—1336年）、《墙头马上》的作者白朴（1226—约1306年）、宫天挺（约1260—约1330年）、《赵氏孤儿》作者纪君祥（元初人）、郑光祖（1264—？年）等人。

其中不少作品都是数百年来脸炙人口的名著。

元中期以后，杂剧逐渐趋于衰落，南戏代之而兴。

散曲可分为小令（只曲）与套数两类，曲称所有单只曲调都为小令。

套数是同一宫调多只曲相联，有首有尾。

辽金元时北方少数民族
对北曲产生了特殊影响，如曲调、乐器的增加等。

曲的句式与字数虽有定式，但填制时作者可以增添衬字，使其更加丰富生动。

这就增加了曲的自由表达能力。

北曲又以北方中州音韵填制，没有入声，平声分为阴阳，与南曲完全不同。

这与当时中国北方语音的变化也有关系。

曲可以合若干曲组为一套，比一般是两阕的词来说更加丰富。

曲的体式更宏大，组织也更灵活，语言更为丰富生动，夹杂了大量方言、俚语而更为通俗自然，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在南方，温州的地方戏到元末吸取北方杂剧演唱艺术，发展成南戏，进而发展为明代的传奇。

南戏曲文的曲调半数为古曲，与诸宫调颇为类似。

南戏演出上则一剧无一定折数，一折（南戏称为一出）没有一定的宫调。

它的演出形式较杂剧更为灵活、丰富。

元代统一后，杂剧南传，也逐渐在北方衰微，与其结构的不足有关。

元代南戏剧本据记载有近一百七十种，现存仍有十六种；但其作家大多无考。

较著名的剧本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琵琶记》等。

元代南北二戏，都有自然之妙，富有意境，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在人耳目，叙事仿佛口出，北剧悲壮雄浑，南剧清柔曲折，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

元代散文、诗词、话本
南宋晚期散文因迎合科举程文，已经大不如昔。

或为了应用而重视韵律，或穿凿附会，或剽窃语录，冗长拖沓。

种种问题，到元代更甚。

到元初，戴表元（1244—1310年）、姚燧（1238—1313年）等人都试图矫正时文冗滥的弊端。

后来戴表元的弟子袁桷（1266—1327年），著作较多，为元代后期文坛的先导。

虞集（1270—1347
年）、马祖常（1279—1338年）、欧阳玄（1283—1358年）等人都长于散文，总体上效法唐宋，但就文学发展则无明显成绩可言。

元诗最初仍延续金与南宋的风格，北方仍受元好问河汾诗派的影响，南方则受文天祥等爱国诗人的影响。

14世纪初，北方的元明善（1269—1322年）、姚燧、马祖常与南方的袁桷等人效仿魏晋古诗，取法盛唐律诗，形成了南北统一的诗风。

元代晚期的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等人号为元代四大家。

虞集的诗闲适优雅，部分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工整，运用娴熟。

杨载（1271—1323年）认为诗应当效法汉魏，音节则继承唐代，他的诗含蓄委婉。

范椁（1271—1330年）与揭傒斯（1274—1344年）都受江西诗派影响，也崇尚晚唐的诗风。

虽然他们二人的写作技巧逊于前两人，但题材广泛涉及社会。

的不合理现象。

元末的杨维桢（1296—1370年），号铁崖，诗歌奇谲突兀，自成风格，被称为铁体或铁崖体。

送袁伯长扈从上京
日色苍凉映紫袍，
时巡毋乃圣躬劳。

天连阁道晨留辇，
星散周庐夜属橐。

白马锦鞯来窈窕，
紫驼银瓮出蒲萄。

从官车骑多如雨，
只有扬雄赋最高。

元虞集
元代内陆的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一大批能用汉文与格律写作的诗人，马祖常就是其中一位，还有萨都剌、丁鹤年（1335—1424年）等人。

萨都剌（1272—1355年）是回回人，以写作宫词著称，也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沉郁苍凉。

总体来说，元诗效仿汉魏与唐代是正确的，但元诗总体上不及宋诗，主要因为金元人学唐诗风而缺乏自己的风格。

南宋亡后，元人对宋代的话本陆续进行整理与增益，话本愈显生动。

在此基础上，到元末明初，终于出现了施耐庵的《水浒传》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五代宋辽夏金元代的艺术成就，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历史地理小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