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传染病

□贾野现实与电影一样，恶性传染病毒最终被控制。

但影片中的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情节，却在现代医学研究中被证实，这一点足以警醒世人。

一人类远离疾病的梦想由来已久，几乎和文明的曙光同时在人类的地平线上升起。

这个梦想也饱受摧残，在恶性传染病的围攻，人类有时候只能苟延残喘，《启示录》中的四骑士（分别代表战争、饥荒、死亡和瘟疫）就像黑夜里的梦魇般困扰着他们。

瘟疫曾让古希腊、古罗马人口锐减、文明衰落；也曾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夭亡。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瘟疫发生在文艺复兴前夕、人类文明最黯淡的欧洲。

1348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肆虐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人口锐减。

根据史书记载，这次爆发的瘟疫几乎毁掉欧洲1/4人口。

1347年到1352年期间，在欧洲蔓延扩散的瘟疫共导致2500多万人丧生。

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描述的就是以那场瘟疫为背景的故事。

在现代医学缺席的中世纪，教会是人类徒有虚名的保护人。

中世纪的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

因此教会要求信徒们向上帝反省，要求他们在大小城镇里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哼哼“我最有罪”的调子。

《第七封印》描述的就是“信仰可以如此简单”、“受苦者与承担罪责者”、“日子天天无比的好”等几类人面对瘟疫的态度。

在这些人里面，最让英雄安东尼感动并决定要营救他们脱离“四骑士”的，是抱有“日子天天无比的好”乐观态度的约夫·米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与英格玛·伯格曼对中世纪教会所抱的哲学上的晦涩批判相比，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对教廷的讽刺则更直接，也尖锐得多。

他在1970年拍摄的《十日谈》一片，被广泛地视作扔向教廷的投枪。

该片取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的小说集《十日谈》。

它同样以14世纪“黑死病”横行时期为背景，通过十位青年所讲述的一百个故事，大胆鞭挞了当时天主教会种种不堪入目的丑行，表达出平民阶层对追求自由、摆脱宗教束缚的渴望。

虽然帕索里尼在这部影片里，如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把更多力量集中在爱欲关系的探讨上；但仍然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爱在瘟疫蔓延时》（又译《霍乱时期的爱情》）下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就在那部《爱在瘟疫蔓延时》里，恋爱中的男女在瘟疫阻隔下依然情书往来，有情人就像患上霍乱一般的迷醉。

相比之下，现代人则要现实一点了，眼下的人们担心经过多人寄交的信纸信封也可能带菌，而代之以电子邮件。

这也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脸严肃地说：“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战乱、疾病中的爱情故事也因此特别动人心魄。

法国电影《屋顶上的轻骑兵》说的就是一段发生在战乱与疾病中的爱情故事。

由法国作家吉欧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人安杰罗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段传奇经历。

1832年夏天，正在普罗旺斯小城阿克苏从事革命活动的安荣昌装修罗被叛徒出卖，遭到奥地利人追杀；更为可怕的是，一场霍乱在普罗旺斯蔓延开来。

很多村庄已人迹灭绝，一路上随处可以嗅到死亡的气息。

在小镇曼罗斯克，安杰罗遇上了保琳娜，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只有她面对死亡还能气定神闲，并毫不犹豫地收留了这个流亡中的陌生男子。

一段乱世情缘也由此展开。

轻骑兵一路护送保琳娜去寻找失散的丈夫。

在穿越疫区的途中，保琳娜染上了霍乱。

在影片的最后，安杰罗用烈酒搓身来为保琳娜治病，并救了她一命。

这个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消毒水味的春天，一定会成为另一场爱情的背景，或者借口。

那么，爱情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暂时的恐惧吗？也许能，也许不能。

二与瘟疫的科学战役开始于十九世纪。

186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发现被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就是传染病的病因。

如果说巴斯德使人类摆脱了长期对于瘟疫的无知状况的话，那么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的音译名），则使人类对抗瘟疫的手段开创了新纪元。

抗生素的发现与广泛应用是医学家们在二十世纪里最引以为豪的业绩。

抗生素对大部分上千年里肆虐的恶性传染病病原体的穷追猛打与成功控制，使人们普遍乐观地相信：传染病流行的周期律已经被打破，瘟疫已不会再度肆虐。

但眼下的“非典”疫情还是喷了医学家们一头凉水：现有的抗生素对它竟然无能为力。

法国史学家拉迪里（注意，是史学家而非医
学家）早在30年前就在他的《历史学家的领域》一书中提出“疾病带来全球一体化”的命题。

他分析了十四至十九世纪的烈性传染病传播的历史案例，提出：现代文明社会，爆发细菌或病毒感染的几率不是小了，相反可能更大了。

因为病毒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变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非约翰内斯堡爆发了一场埃博拉热病，掀起了全世界一股恐惧的浪潮，人们担心这一令人闻之丧胆的可怕病毒会乘船，乘飞机在全世界旅行。

由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好莱坞惊险片《极度惊慌》（又译《蔓延》）就是在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这一新闻背景下编构的电影。

影片说的是美国病毒专家山姆奉命调查非洲的致命病毒“莫塔巴”，却发现有人因走私非洲野猴而将病毒传入美国，并在加州小镇中迅速蔓延，就在军方决定将整个小镇和病毒一起毁灭的紧要关头，山姆终于研制出抗毒剂，从而拯救了小镇居民的故事。

现实与电影一样，埃博拉病毒最终被控制，悲剧没有发生。

但影片中的“莫塔巴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从而使得原有的血清变得毫无作用的情节，却足以警醒世人。

无论抗生素能多么有效的聚焦于引起疾病的细菌，也不能阻止或者消灭所有它们所瞄准的细菌。

1983年，美国遗传基因学家巴巴拉·麦克斯托克因发现玉米染色体中的基因能够移动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而细菌能利用自由漂浮的基因材料发展抗药性。

她警告说，很多时候细菌比人要聪明，抗生素很快就会失去效用。

另/方面，人类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也正与瘟疫的全球化进程同时进行。

而构筑人类全球化手段的“数字化”大众传播也可能放大瘟疫的效应。

信息短缺固然使人们陷入无助，但过度信息化也同样会引发恐慌。

人类往往处在两难之中：全球化的交往与限制，政府的诚实与自信，民众对博爱的认同与代价的承担。

这一切都必须以突发危机的应对机制及法律程序来制度化。

摄于1976年的法、德合拍片《卡桑德拉大桥》就从这一角度展开了探讨。

三和《极度惊慌》一样，《卡桑德拉大桥》中的瘟疫起源于社会生活与政治军事之间的冲突。

两名持环境保护主义的青年试图引爆正在进行生物武器开发的研究所未遂，还不慎染上鼠疫。

一名当场被擒，不久腐烂而死，另一名跑到一列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上，并把病毒带给了同一列车上的几乎所有乘客。

军方命令，这列火车不许在任何车站停留，必须要通过不能承受该火车重量的“卡桑德拉大桥”。

于是人们纷纷起来自救，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获得了成功。

影片以病毒为核心，但不仅仅只涉于此，而是打开了思路视野，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多个问题。

一是环境保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试图接近荒野的边缘，人类行为的改变以及对于自然界无限制的入侵相结合也许将引发不可治愈的瘟疫。

导致神秘的“马尔堡病毒”是由于猴子迁出他们的世袭领地，从而妨碍其共生宿主才最终导致人类被感染吗？这样的猜测也许永远得不到证明，但是这些科学研究永远都是值得的。

二是城市在发展中的隐藏危机。

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城市，在千百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人类杰出智慧的产物，吸引着大批人在城市定居，从而也使城市成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居地。

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里。

而在这样的城市中，一旦发生疫情，关键时刻，谁肩负报告之责，谁负责向公众说明真相，谁对发病者、带菌者、局部隔离的健康者、无辜的市民负人道的责任？从《卡桑德拉大桥》到《极度惊慌》，电影的结局是人道的胜利，但作为危机制度健全的命题却给观众留下许多余思。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如今医学的高速发展。

1975年爆发的“莱姆关节炎”，医生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才检测出病因，1981年发现爱滋病毒则花费了医学家们3年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今对非典型肺炎的病因的诊断，几乎在世界各地不同研究所和医院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7个星期，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毒就被检测和识别出来，而其基因图谱也已经被绘制了出来。

我们看到了奋战在不同战线上的科学家们齐心协力、不懈努力尽一切所能来对抗SARS。

在眼下的这个城市里，人人戴着口罩，这情景恰似加缪笔下的奥兰城：市民犹如坐困愁城，来自其他地方的人视这里为一个“瘟疫城市”，市民外出亦要受限制。

但影片《鼠疫》里最奇妙的一幕还是：当奥兰城的医生、市民由消极的“逆来顺受”，都变成自动参加救治时，在博爱与科学面前鼠疫竟突然消失了。

这是一个启示，聪明人能让它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