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色_戒_的_身份认同_

M作品透视OVIE LITERATURE论《色·戒》的“身份认同”■郑靖（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24）［摘要］“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自身是其所是的意识。

李安电影故事中的角色，往往是双重的性格，具有双重的价值观念，彼此势均力敌，拼尽了力气争夺与拉扯，终至失去平衡，倒向一边。

电影《色·戒》中的王佳芝，“其实是个戏迷，在平常生活里好像没有什么分量的，可是一演戏，反而找到真实的自己。

”———又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故事：王佳芝的身份认同过程与生活的戏剧化。

［关键词］身份；戏里戏外；现实与非现实《饮食男女》里，二姐对大姐说：“那你对我的心又了解多少？”《理智与情感》中，两姐妹争吵时也说：“What do you know about my heart？”———其实，巴别塔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语言是徒劳的，鸡同鸭讲，人与人之间的彻底理解成为一种幻想。

但这还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我们岂止不了解别人的心，我们连自己的心也往往是没有机会认识和了解的，要不，《色·戒》里的王佳芝怎么会在最后关头推翻了所有关于自身的“身份”界定？“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自身是其所是的意识。

李安故事中的角色，往往是双重的性格，具有双重的价值观念，彼此势均力敌，拼尽了力气争夺与拉扯，终至失去平衡，倒向一边。

这种争夺与拉扯的过程，从人物自身而言，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近百年来，何去何从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个纠结与迷惑。

”在《喜宴》中，“男主角是同性恋，在美国寻获挚友，找到自我认同，想自由地做自己，但他的文化和父母马上就来把他往回拉……”在《冰风暴》中，也是两股力量在拔河，“一个是凝聚、保守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解脱的力量”。

而在《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白天是玉府端庄文静的千金小姐，晚上则是飞檐走壁的女侠或女盗，两种身份一直并行不悖了很多年，终于还是选择了“永远的逍遥与解脱”。

《色·戒》里的王佳芝则游离于冰冷的现实和华丽却危险的戏剧情境之间，其他的革命战友一再地将她拉回到现实空间，但她最终背叛了现实，停驻在戏剧空间，在“爱国女革命者”和“为情所累的小女人”之间，选择了后者，成为百分百“麦太太”，完成了“自我认同”（self－identity）。

“认识你自己！”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已经提出了“自我”这东西，其实，“自我”从来不能只是一个什么，而是许多个什么。

在尼采的“永恒回归”中，有无数个“我”来实现无限多种人生可能。

生命似乎是由许多视窗组成的，现实的生活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视窗而已。

这个视窗由很多现实因素相互制约，最终建构而成，成为人的“身份”，提醒着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也成为人行动的凭依。

设想一下，一个人如果除去他的衣服、他的财富、他的职位、他的关系……这个人的“自我”还在哪里？不仅别人无法“界定”这个人，甚至他自己都没法界定自我。

在东西的小说《不要问我》中，即创设了这样一种极端情境———主人公卫国是一个大学副教授，酒后冲动逞强冒犯了一个女学生，为了免于尊严上的折磨，他决定南下至另一个城市谋职。

未料想皮箱在火车上遗失，全部家当和一堆证件也随之无法追回。

于是，他成了一个无法证明自己是谁的人。

麻烦接踵而来，从此，卫国总是处在别人的救济、同情、怀疑和嘲笑之中。

最后，居然做酒保喝酒喝死了。

———没有了“身份”，人似乎成为一种非法的存在，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必然带来焦虑、荒诞或悲怆。

但是，如果人被局限在这一“身份”之中，无疑又是另外一个悲剧。

因为，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世界都过于狭窄，所具有的可能性总是极其有限，因此往往终其一生，只展示出了自己的一个侧面，人性深处的某些层面则永远处于沉睡的状态，即使偶尔醒来，也往往戴着面具。

在王佳芝坐上三轮车临死的那一瞬，她的眼前又闪现出多年前的一幕，她正穿梭于道具林间，身后不远处有人喊她名字，她转身抬头，几个同学坐在二楼，让她上去……是的，正是从那个时刻起，王佳芝开始了她的角色扮演，命运真是难以预测，她就这样被推搡着，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而这个扮演却使她具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机会，当她扮演“麦太太”的时候，发现这个角色才更像她“自己”，她越来越深地“认识”了“自己”。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

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

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行动，后来才说明自身，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本质”与“意义”。

王佳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革命女学生”，还是风情万种的“麦太太”，并不由自己或他人的界定生效，还得看她做了些什么，做了多少，实现多少。

事实上，只有在做着“麦太太”时，她才切实感觉到活着的乐趣与怅惘，有冷热，有爱恨，有情仇。

倘若她弃这些真情实感于不顾，在最后关头按照“组织”的安排，诱杀了易先生，的确可以成就一位革命女学生，但这个角色却悲哀地沦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棋子”，因为这个选择并非出自她的个人意志，她真正的自我则自始至终是面目模糊的。

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佳芝这个角色正因她的临阵倒戈，才更强有力。

李碧华在《霸王别姬》原著中写道：“婊子无情，戏104M作品透视OVIELITERATURE子无义。

婊子应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张爱玲则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

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程蝶衣的“义”不仅仅局限在“台上”，终于在戏里以女儿身结束生命，连同他的爱与恨，甜蜜与苦涩，在那一刎中升华或寂灭；而王佳芝下了“床”还依然动“情”，所谓“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心中一软，舍己救人，与敌人演了一场爱人的戏。

———他们都是喜欢将生活戏剧化的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色易守，情难防，台上台下、床上床下皆讲“义海情天”，所以只能在这个时时变通逢场作戏的世界中以卵击石，毁灭自身。

对于王佳芝和邝裕民来讲，革命与爱情，甚至整个人生，都还懵懂得很，年轻气盛，追风逐流，在当时的大环境中，难免畅谈理想，扮演英雄，都有点将生活戏剧化的潜意识。

至于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否则，杀了个人怎至于如此惊慌？当然，爱情到底是什么感觉，他们也并不完全明白。

在原作中，张爱玲这样描绘王佳芝的心理：“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

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爱是全无经验的事，也从戏剧中得来。

王佳芝的整个人生就在这戏里戏外划过，不停地看戏（电影），不停地演戏（演话剧、扮女间谍），因为戏外的人生空虚、无聊、冷漠，像空气一样：被父母抛弃，被亲戚算计，甚至被所心怡的邝裕民要求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去做汉奸的情妇，为了演戏“破处”时，他居然出于某种原因退避一边，暗杀失败之后，其他同学又因为这荒唐举动莫名地排拒着她，使她处于精神上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老吴则转眼间就把她寄给爸爸的信烧掉，并一开始就先做了要她“死”的打算……要想在平淡无奇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寻求一点色彩，只能演戏。

易先生和“麦太太”之间发生的一切，虽然是戏，却比生活本身更有吸引力，极尽曲折之能事，有微妙的勾引与反勾引，有凶险的暗杀，有暧昧的色情，也有片刻的温暖与惺惺相惜……王佳芝是一个工具，一粒棋子，在这个游戏中，没有“自我”可言，但“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而易先生又何尝不是，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代，他的眼中与心中，都充满了怀疑与恐惧，但却对王佳芝说，“我相信”。

在日本餐馆的一场戏里，王佳芝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因为你想把我当成妓女。

易先生则说，带你来这里，我比你更懂得做娼妓。

在日本歌女“荒腔走板”的调子背景下，王佳芝的一曲《天涯歌女》使得易先生黯然神伤至落泪，“……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啊……”，其实何止是一条心，分明就是一个人，浸泡在恐怖、孤独和绝望的冷水中，都妄想抓住一根稻草，寻觅到一抹温情，于是同在天涯沦落，共享鱼水之欢，一时间，仿佛同生共死，精神上很有相依为命的感觉。

至于谁爱谁，谁没有爱谁，其实都没有绝对，关键的是，王佳芝相信了这戏里的一切（或者说她宁愿相信），为之情愫涌动，并在最后关头做出“义”举。

她之所以取信于易先生，就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在扮演麦太太，而是认为自己就是麦太太，戏假情真。

可话说回来，既然情是真的，那戏又怎么假得了？于是渐渐人戏不分，“揭示”并交付出了她自己的所有真情实感，实现了身份的变更，个人的自我认知（情场小女人“麦太太”）和他人的身份确定（革命女学生“王佳芝”）构成了奇妙的悖论，在这种悖反中，王佳芝承担了所有道义的挤压。

这种人戏不分的情况，有点像《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反复地讲，直至嘴被烟袋锅子捅得鲜血淋漓（某种具有性意味的角色认同过程），才终于颇费周折地将自身认同为“女娇娥”。

及至与段小楼合演《霸王别姬》时，又坚信自己“本是俏虞姬，而不是程蝶衣”，已然疯魔，却万般可敬，终于出神入化。

与此相照应，段小楼人是人，戏是戏，台上是西楚霸王，慷慨悲壮，台下却胆战心惊，畏畏缩缩，台上悲泣“虞姬虞姬奈若何”，台下照旧搂着菊仙将那并不明亮的日子苟且地过下去。

———两相对比，更让人放不下的，自然是程蝶衣和王佳芝这样淋漓尽致的“戏剧化人生”，这种价值观有点像舒婷说的那样，“与其苦等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要的不是天长地久，而是璀璨的一瞬。

无论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李安的故事，私以为，都无关革命或道德。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将道德审判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

这种道德与人类无法根除的行为相对立，这种行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并不求理解。

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最害人的恶。

”所以，讨论王佳芝是否应该爱上易先生，实在言不及义了。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

”一直以来，人便在社会规范（social norm ）和内在欲望（drives ）的夹缝间辛苦鏖战，艺术正是让人超越两者挟制的最好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