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周敦颐研究述略

第33卷第11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 ol.33 No.11 2012年11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v.2012
21世纪以来周敦颐研究述略
郭天祥黄群昂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宋代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周敦颐研究持续走热，十多年来出版研究专著四五部，发表学术论文约200多篇。

这篇综述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文本研究、哲学思想研究、和谐思想研究、道德修养观研究、教育思想研究、易学思想研究，以及周敦颐与佛教文化研究、与道家文化研究、与湖湘文化研究等九个方面，概要介绍了近十多年来周敦颐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研究动态。

关键词：周敦颐；研究动态；综述
中图分类号：B24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11-0027-05
宋代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北宋以来，周敦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周敦颐研究持续走热，成果丰硕。

据不完全统计，十多年来，出版有杨柱才、郑晓江《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吴兴勇等《周敦颐的著作及其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周建刚《周敦颐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四五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回顾综述近十多年来周敦颐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研究动态，相信必将有助于促进周敦颐研究的不断深化。

纵观21世纪以来的周敦颐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而且研究方法多样，视角新颖，领域宽广，多姿多彩。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一些论著不够严谨，观点陈陈相因，缺乏新意等等。

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

一《太极图说》与《通书》文本研究
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周敦颐主要著述《太极图说》与《通书》文本的研究，仍然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太极图说》研究方面，杨柱才《周敦颐〈太极图说〉儒道解之比较研究》，通过对朱子注解和李道纯注解的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儒道之间的互动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曹树明、田智忠《〈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以朱震所列《太极图》“动阳”二字的标准为突破口，对比严甲《六经图》和《道
收稿日期：2012－09－16
作者简介：郭天祥（1954－），男，陕西扶风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和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

黄群昂（1992－），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

藏周易图》及朱熹等人改造过的流变图，结合周敦颐《太极图易经》及《易通》的文字叙述，考证了周敦颐《太极图》的原貌（《周易研究》2003年第4期）。

王诚《周敦颐〈太极图〉源流考辨》，抓住周敦颐《太极图》的著作权问题这个中心线索，认为记载周敦颐著作最早最可靠的材料应该是其墓志（《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田智忠、黄宏海《〈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关系再考察》，批判了许多人认为的“传图者必传说”的观点，提出周敦颐可能只是作了《太极图说》而非《太极图》，或者说长期以来周敦颐秘传的只是《图》，而《说》则是一直公开的（《山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汪剑、和中浚《周敦颐〈太极图说〉对中医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则从医学角度探讨了其价值，认为《太极图说》是朱丹溪“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明代温补学派“命门学说”的学术之源，开中医学探求生命本源的风气，是“太极命门”的立论根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通书》文本研究论文相对较少。

张官妹《周敦颐的〈通书〉成文于何处》认为，周敦颐的《通书》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作品，应是在邵州、永州讲学的文稿，而他在永州通判任上也有时间有精力整理《通书》成文（《开封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刘鹿鸣《〈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认为，《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写作目的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徐洪兴《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兼论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则重点考察了《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两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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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肯定了牟宗三《通书》比《太极图说》重要的观点（《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二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
新世纪以来的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当首推杨柱才、郑晓江著《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她是20世纪以来对周敦颐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考察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是对《太极图》的渊源和流变问题进行梳理；下篇系统讨论周敦颐的哲学思想，既注意结合北宋中前期的学术思想状况探求其本意，又重视结合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其影响。

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一）本体思想研究
徐洪兴《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关系考——兼论周敦颐的本体论思想》认为，周敦颐努力尝试从本体论角度建立儒学的宇宙论和心性论，使儒学能够开始真正从本体论层面上回应来自佛道二教的挑战，并且为宋明理学初步提供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理论框架（《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

李禹阶《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理学本体论意义》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在理学本体论建构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是其非人格化的本体思想；二是首次较为系统地将性、气有机结合，改变了千余年来汉学机械被动的宇宙发生论；三是首次确立了理学人性论的本体论内涵，使其更具有思辨的色彩（《重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何善蒙《周敦颐：儒学本体论思维向度的开启者》一文认为，周子虽曾出入佛道，但他学术的最终旨趣在于儒学，“无极”是其儒学宇宙本体论思维向度进入的标志，而“诚”则是其对儒学道德本体论的论证（《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赵新友《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认为，周敦颐的心性本体论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金维明《试比较老子与周敦颐的本体学说》认为，周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对老子的宇宙生成过程展开了具体论述，但对整个本体论的深度把握上，与老子有一定差距（《佳木斯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周群林《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无极而太极”，既具有本体论之含义，亦具有生成论的含义，这表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处于向本体论的过渡阶段（《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期）。

周群林另一篇论文《“天人合一”本体论的开创者——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认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价值，在于它提出圣人境界即是人与"无极而太极"完全合一之境界（《陇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郑雄《从无极到诚——略论周敦颐本体思想的演变》认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以“无极”为本体，体现出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后来经过反思，在《通书》中抛弃了“无极”本体而建构了“诚”本体。

从“无极”到“诚”的本体之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周敦颐思想走向成熟和对《周易》、《中庸》进行诠释的过程（《孔子研究》2012年第2期）。

（二）人生哲学研究
郑晓江《论周敦颐的人生哲学》认为，周敦颐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政治人生，追求“政事精绝，宦业过人”；二是人生态度，主张“孔颜之乐”与“吟风弄月”（《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另一篇论文《周敦颐生死哲学探微》认为，周敦颐的生死哲学也主要由二部分构成：一是生死态度，即所谓“今死矣，命也!”二是生死观，即所谓“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这不仅为儒者之积极入世、道德践履的人生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从本根上确立了儒式的生死观（《学海》2006年第2期）。

郑晓江《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认为，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并以这种人生哲学思想指导着其从政实践（《武陵学刊》2010年第3期）。

崔伟《周敦颐的人生价值理想及其现代意义》认为，周敦颐的人生价值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希贤希圣希天的内圣诉求。

其二，因诚借礼凭乐以化成天下的终极人文关切（《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三）政治哲学研究
黄守红的《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认为，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主张依靠德治和刑治，其本质属性则脱离不开人治（《船山学刊》2002年第4期）。

吴静、邱东《论周敦颐以“性”为“体”的社会控制思想》认为，周敦颐的政治社会思想中包含社会控制思想。

认为周敦颐在代表作《太极图说》中将天人相交、性（太极）与气合一，奠定了理学社会控制思想的哲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礼主刑辅的外在控制和“立人极”、“圣人”人格的内在控制思想，从而确定了理学建立主体道德理性进行社会控制的发展方向（《西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孙晓春、赵荣华《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政治哲学解读》认为，《太极图说》使得思想家在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之间，建立起了逻辑上的联系，也使得思想家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山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四）其他问题研究
尹金欣《周敦颐宇宙生成论的哲学思想探析》认为，周敦颐的哲学思想是从他对宇宙本原问题的探讨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张官妹《“交错”与“交感”的交汇——试论柳宗元、周敦颐哲学思想的一些联系》指出，周敦颐认为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并提出阴阳互为依存并互为转化（《零陵学院学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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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3期）。

权相佑《理一分殊的内涵和周敦颐哲学思想》认为，程颐所主张的理一分殊的内涵是仁义。

周敦颐把太极看作是人性和价值理念根据的思想，可理解为理一分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付长珍《周敦颐境界哲学的视野》认为周敦颐在承续原始儒学精神的同时，汲取佛道境界说的合理因子，创造性地建构起一套系统化的境界理论，由此奠定了理学境界论的基本模式，凸显了理学的主题（《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

此外，张连良《周敦颐“人极”标准思想的哲学意义》（《人文杂志》2006年第6期）、温海明《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李丕洋《略论周敦颐圣学观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特色》（《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三周敦颐和谐思想研究
和谐思想是周敦颐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研究周敦颐的和谐思想更具现实意义。

张京华《周濂溪的“和”的思想——〈通书〉论〈乐〉三篇刍议》认为，周敦颐的“和”的思想，继承了古代《乐》所传达的思想，并有发挥。

其特色在于周敦颐提出了“用和”、“中和”、“和亲”、“乐和”、“太和”、“政和”等独特的概念（《湖湘论坛》2007年第3期）。

吴怀祺《太极学说与和谐思维》认为，太极图与太极学说，是中国民族文化融合、更新的产物，是易学的总体的发展，它们都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和谐的和谐思维（《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

冯天瑜《太极图与和谐文化》认为，周子太极图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体现了从社会人生到宇宙万象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

这种特性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8月2日）。

实际上，周子主张的“孔颜乐处”，也是其和谐思想的一部分。

彭先兵《周敦颐的“孔颜乐处”思想》认为，“孔颜乐处”实质上是一种“见大心态”和“道充身安”的身心和谐状态。

社会功用是“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即以“身心和谐”去实现其时的“社会和谐”。

（《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杨杰《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认为，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能乐等哲学问题。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其和谐思想（《南昌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彭路《论周敦颐“乐学”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着重探究了周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周良英《周敦颐“和”思想的当代价值》（2007年第12期），赵四学、李煌明《略论周敦颐“孔颜之乐”的本质及其现实意义》（《理论月刊》2011年第4期），韩丽红《周敦颐和谐思想及现代价值反思》（《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也对周子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释。

四周敦颐的道德修养观研究
人所共知，理学家最重人的道德修养，周子自不例外。

吕梁《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德修养论》认为，周子强调“主静”的道德修养功夫，认为无欲才能主静，将解决人欲问题作为道德修养的要点，奠定了理学修养论的基本思路，以及强调节制人欲服从天理的基本内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朱道忠《论周敦颐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认为，周子特别强调君主修圣德、纯其心和用贤能，并由此构成其道德修养观（《求索》2001年第4期）。

马良信《简论周敦颐道德观的核心——“诚”》，则探讨了诚在周敦颐道德观中的核心地位。

认为“诚”是人类产生道德行为的根本原因，圣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诚”的境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中充分体现出“诚”的天性，并使个人的活动规律服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又遵循宇宙发展的总规律，这就是天人合一（《郴州师范高专学报》2002年第1期）。

黄钊《论周敦颐的道德学说及其对宋明理学道德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周敦颐的道德修养观中所强调的尚“中”、贵“诫”、重“公”的道德价值取向，所倡导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方法，不仅在当时受到广泛的重视，而且在其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焦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毛玮豫《周敦颐的修养论略谈》认为，周敦颐的修养思想，首先是修养的必要性；其次是修养的三种主要思想境界；第三是“主静无欲”的修养方法；第四是将这种修养方式视为社会规范（《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朱雪芳《论周敦颐的修养观》认为，周子《爱莲说》旨在论述君子之道，《通书》则旨在阐明圣人之道。

前者是儒家修养观的基本层次，着重说明如何充实生命、获得生命的本来的意义；后者阐述修养的全体大用，重点说明如何将充实的生命充分展现，让生命变得充实而有光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周欣《周敦颐官德思想探析》认为，周敦颐将“为官重德”视为官德的基本原则，提出官员不仅要“诚心端身”，消解内心的妄念，而且要以“仁爱之心”，做到“爱民务实”，把为人谋利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

孙雨嘉《论周敦颐对儒家“慎独”思想的超越》指出，周子《爱莲说》提出了外在环境污浊的情况下，也要能保持自己清廉的节操，这样就扩大了君子的参照系，超越了“慎独”的原意（《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朱雪芳《周敦颐“诚者圣人之本”》（《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崔华前《论周敦颐道德思想体系之建构及其现代整合》（《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周敦颐的道德精神及其现代价值反思》（《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张冠湘《周敦颐“诚”的道德观及其现代转化》（《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等，也很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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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敦颐教育思想研究
近年来对周敦颐教育思想的研究更趋多样化，深度广度也有所拓展。

张冠湘《论周敦颐〈通书〉之教育理念》认为，其教育理念表现在立师之道、教育之则、乐教之善诸多方面。

并把立师设教提高到“天下治”的高度，强调培养提高人的品性。

此外，又在启蒙教育方面，提出“渎则不告”、“汩则必乱”、“为而不止”、“慎其时中”等重要教学原则（《青海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

吴艳红、王献敏《论周敦颐的品性论及其教育思想》认为，周敦颐主张通过设师立教，重师友，重教育，达到完美的“中”（《南昌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朱桂莲《周敦颐德育目标思想探析》认为，周敦颐的德育目标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万物顺、万民化”的社会政治目标；二是培养“尊天理、明治乱”的圣贤之人的人才目标（《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黄南婷、方红梅《周敦颐教育思想探微》，则对周敦颐教育思想的内涵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在教育目的上，他主张以人为本，侧重于普通人能“为善”、“务实”；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六经为主，杂以各家学说，以达“诚信”、“立志”之目的；在施教方法上，主张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和“学思并重”等（《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周欣、陈安民《周敦颐道德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认为，周敦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惟人得其秀而最灵”为哲学基础，以“志伊尹之志”和“学颜子之学”为教育目标，以“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为道德教育原则，构建了“慎动”、“迁善改过”的教学方法（《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朱道忠《论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认为，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强调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主张以“仁义中正礼智信诚公”等儒家伦理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强调道德修养的务实原则和方法（《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燕国材《周敦颐的教育心理思想论评》认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人性论、学可为圣的学成论构成其教育心理思想。

以立志于学、思而通之、信守不渝的道德意志、特立独行的道德行为构成其学习心理思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张官妹《试论柳宗元周敦颐教育思想的联系》，则比较了柳宗元与周敦颐思想的承继关系及其异同（《开封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李佩桦《周敦颐王船山德育思想之比较》一文，则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三方面比较周敦颐与王船山德育思想的异同。

在德育的最终目标上，周敦颐在纯粹至善的“诚”的基础上提出“成圣”的目标。

德育内容包括仁、义、中、正、礼、智、信、诚、公、孝、悌等。

德育方法强调启发人们自我教育、自我反省、引导学生在“思”的基础上“内省”自己的所思所学，进而有所收获（《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张勇《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论述了在《通书》中周敦颐集中阐述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教育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对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追求道德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亦有重要借鉴价值（《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六周敦颐易学思想研究
周敦颐易学思想是其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有学者关注研究。

林忠军《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阐发了《系辞》太极生八卦说，提出《太极图》属象数易中的象学，指出周子《太极图》的意义在于复兴了象数易，开创了以义理治《易》的新风（《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

朱汉民《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认为，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之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幾、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善恶之幾”、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张沛《周敦颐易学思想体系》认为，周敦颐成功地以《周易》作为自身的学术根基，建立了理学史上第一个高度哲学化的天人之学（《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

赵载光《周敦颐的易学性命之学》认为，周敦颐把易学转变为道性命之学，具有开时代风气的创新意义（《周易研究》2009年第4期）。

蔡方鹿《周敦颐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以〈易传〉、〈中庸〉为中心》认为，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以新的视野诠释《易传》和《中庸》等儒家经典，构建将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相结合的道德形上学，并把儒家经学哲学化、义理化（《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七周敦颐与佛教文化研究
周敦颐与佛教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

宋道发《周敦颐的佛教因缘》认为，周敦颐一生结交高僧大德多人，《居士分灯录》即载有周敦颐参叩祖心、了元、常总三位禅师的语录。

所以周敦颐之首倡道学，实与诸位禅师有关（《法音》2000年第3期）。

章启辉《程颐、程颢与周敦颐的佛学思想》认为，二程从周子处学得援佛会儒，悟得佛学，从而创造出新儒学即理学。

然而，二程援佛，似乎更多的是辟佛，而周子则是融佛，不同于二程（《求索》2001年第5期）。

孙金波《周敦颐的佛学思想剖析》认为，周敦颐受到佛学思想影响，原因是唐代三教合流的趋势已奠定的基调使然。

其佛教思想广泛地表现在其文章与著述中。

《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佛学思想（《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张俊相《析周敦颐的“无欲”观》认为，北宋理学开山周敦颐的无欲观，实际上是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把自然观与历史观结合起来的佛教“无欲”观（《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傅振宏《周敦颐〈太极图说〉儒道佛渊源论》认为，周敦颐为官之余喜欢参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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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沩仰宗所建立的圆相旨趣，开启周子太极图之先河。

洞山、曹山师徒以重离卦而立五位君臣的宗旨，演变发展而逐渐启发了周子《太极图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八周敦颐与道教文化研究
近年来，周敦颐与道教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杨柱才《周敦颐〈太极图说〉儒道解之比较研究》认为，道教中人注周敦颐《太极图说》，以李道纯的注解最为全面，并将李注和朱子注解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儒道之间的互动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金维明《试比较老子与周敦颐的本体学说》一文认为，《太极图说》中的许多思想和概念实来源于道家始祖老子，周子所说的“无极”，相当于老子的“道”、“无”或“朴”，而“太极”则相当于老子的“一”（《佳木斯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刘聪《〈太极图说〉道教渊源新探——兼论“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形成》一文，通过分析《太极图说》的内在理路，认为《太极图说》表达的是“时间在先”的宇宙生成意。

结合周敦颐在《咏阴仙丹诀诗》中所说他与宋初道士陈抟思想的关系，能够明显看出《太极图说》的“自无极而生太极”，是直接源自于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管子学刊》2008年第3期）。

高文《周敦颐道家生命智慧略论》认为，“道”作为人们生存的法宝，蕴藏着无尽的生命智慧。

基于对老庄之“道”独到的把握与体认，周子援道入儒，其宇宙生成观、自然观、名节观，无不闪烁着道家天和、人和、境和等生命智慧（《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龙井仁、蒋民胜《北宋理学对传统经学承传贡献之我见——以周敦颐为例》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与《道藏》中的“太极先天之图”相互一致的。

同时，周敦颐的宇宙化生的推衍、“主静”、“无欲”的思想亦都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8期）。

陈鼓应《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一文，从周敦颐的诗文入手，论析他的道家思想生活、《太极图说》与道家学脉的关系，并联系其诗文中所流露出来的老庄生活情趣及美学意境，揭示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与其道家生活意境之间的关系（《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九周敦颐与湖湘文化研究
周敦颐作为湖湘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思想家，他和湖湘地域文化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自然会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张官妹《浅说周敦颐与湖湘文化的关系》认为，湖湘文化影响了周敦颐，而周敦颐的思想又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敦颐的做官须先“立诚”“成圣人”的为官论影响了湖湘人的价值取向。

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刚直倔蛮与善思多义是湖湘人的典型性格，周敦颐大力办学兴学又促进了湖湘教育的兴盛与发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李斌《近代湖湘学人与周敦颐》侧重于周敦颐对后人的影响，他指出，近代以来，庞大的湖湘人材群体对湖南乃至全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许多著名学人（包括官师同道者）都很推崇周敦颐的理学地位、理学思想及其人生价值观，而这种推崇的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受周敦颐影响的表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杨金砖《〈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则从文学的角度，从《爱莲说》入手，分析周敦颐与湖湘文化的关系（《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熊吕茂《近年来湖湘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研究综述》，就周敦颐、胡宏、张拭、王夫之、曾国藩、杨昌济和徐特立等湖湘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作了一番综述比较，揭示了其思想的承继性，以及周子对后起的湖湘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赵载光《胡宏道学对北宋三家的继承》认为，胡宏道学直接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张载与程颢的思想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

尤其在本体观方面，他继承周敦颐“乾元立诚”以诚论性的思想，提出性与道与诚的统一（《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何静《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认为，湖湘人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

其次，还承袭了周敦颐的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思想（《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何云峰《探微周敦颐影响湖湘文化之契合性精神》指出，周敦颐的思想内核与湖湘文化精神特质存在契合性渊源关系。

认为可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周敦颐本身思想的精神内核两个维度，来审视周敦颐对精神层面上湖湘文化的影响（《兰台世界》2011年第19期）。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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