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与“金牌围城”

中国体育与“金牌围城”
作者：暂无
来源：《中华儿女》 2012年第13期
既有围观叫好之乐，也有积极参与之实，大概就是世界体育管理的最终指向了
中国体育总局的领导和奥委会官员在奥运会开赛前特别淡化中国对金牌的诉求。

伦敦奥运
会临近的这半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多次强调各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将
向群众体育倾斜，而“金牌考核”将从一些发达地区逐步淡出。

文／骆瀚林玲
“后北京奥运时代”的从容
举办过奥运会，拿过金牌榜冠军，中国人看待奥运金牌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2年6月，伦敦奥运会火炬在欧洲传递过程中，李宁作为火炬手之一，在希腊时批评了
中国的体育素质教育，说“现在学校有钱了，不能只发个篮球就行，中国对体育素质要有新的
认识”。

另一位火炬手白岩松对此也很是赞同：“我也关注奥运，也希望中国队能在传统优势
项目之外取得新的突破，但是我不会用‘更多的金牌’来获得惊喜，我希望的是，在后北京奥
运时代，中国体育人的观念有改变，即使是参赛的运动员，能以更开放、更轻松的姿态投身到
奥运里面就很棒了。

”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白岩松制作了专题类收视率第一的“全景奥运”直播节目，但他始终
反对“唯金牌论”，直到今天他“还会延续自己的想法”，希望大家“不是关注赛事、金牌，
而是让大家开心轻松地享受奥运会，鼓励大家做生活中的运动员。

中国人太多是电视机前的体
育迷，我期待的是，我们都能成为体育的参与者，而不是观看者。

在‘后北京奥运时代’，更
多的人尤其是孩子投入体育，关注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金牌才是该有的认知。

”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体育运动的管理者，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以前我们把拿金牌当作第一任务，现在主要是为运动员成材提供良好环境。

如果说体育就是
为培养几个运动员，只有运动员才是体育的事，其他都不关我的事，那不行。

我们一定要研究
规划，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推动全市体育环境的优化。

”
在这样的观念支撑下，李毓毅大力倡导和推动了“上海首届市民运动会”的诞生。

上海市
运动会和上海市民运动会，李毓毅对其中的一字之差有明确的界定，“市民运动会就是要动员
更多人来参加，优化体育环境、增强体育意识，淡化金牌意识，逐步让市民把体育融入到生活中。

而上海市运动会则更加专业，主要是为了选拔体育人才。

”这次市民运动会要搞5个月，
从6月开始到11月结束，预期动员100万市民参加。

奥运金牌数的国际猜想
我们自己渐渐低调从容，外国对中国参加奥运会能获得的金牌数却逐渐热衷起来，去年澳
大利亚奥委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伦敦奥运会奖牌榜预测的报道，报道中，俄罗斯登上奖牌榜榜首，美国紧随其后，而中国失去东道主优势后将沦为第三。

今年美国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携手
荷兰权威的体育数据公司INFOSTRADA预测了2012年奥运会的奖牌榜。

通过以运动员在世界锦
标赛和世界杯比赛中的成绩为基础的计算方式，《今日美国》认为，美国队将以36枚金牌、88枚奖牌的成绩高居榜首，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将锐减至27枚，以84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二位。

受北京奥运中国成绩的影响和伦敦奥运迫近的压力，曾经的奥运会金牌大国日本，反而一
改其全民体育的传统，在2012年1月27日，由其中央教育审议会特别委员会宣布，将奥运会
金牌总数排名目标列入国家的《体育基本计划》中，力争“夏季奥运会位居前五、冬季奥运会
位居前十”，并“力争在2020年奥运会进入奥运金牌榜前三名”。

这是日本第一次将奥运会的目标写进自己的政府部门工作报告，日本奥委会常务理事市原则之说：“我们如此明确记载，
主要是为了让运动员们有高昂的士气，希望可以在奖牌上比北京奥运会增加一倍。

”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以16金位居美国苏联之后，排名世界第三。

40年后的雅典，日本虽然也得到了16金，不过却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之后排名世界第五。

由于奥运会的项目增加，中国和非洲体育实力的增强，世界体育地图和半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
大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没有哪个人在参与和观赏体育运动时能真正做
到平心静气，更关乎运动员的个人理想与所在团队的集体荣誉，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概莫能外。

由此可知，欧洲国家看重金牌数，美洲国家看重奖牌数的传统，日本积极进取的姿态就很
好理解了。

“金牌指挥棒”渐渐转向
当前，哪怕仅仅是出于减少运动员的压力，中国体育总局的领导和奥委会官员也在奥运会
开赛前特别淡化中国对金牌的诉求。

伦敦奥运会临近的这半年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
多次强调各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将向群众体育倾斜，而“金牌考核”将从一些发达
地区逐步淡出。

同时，体育总局已经出台并正在试行针对群众体育的“刚性”评价体系，这意
味着曾长期指导各级体育部门的“金牌指挥棒”将渐渐转向。

半年前的中国城市运动会，还没开幕就已经有58名运动员因年龄造假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开幕当天的组委会会议上语气沉重而严厉，“如果还有人胆敢置若罔闻，顶风作案，以身试法，我们将坚决的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此前不少比赛
中的年龄造假，背后都是个别地方部门崇尚“唯金牌论”，为了竞技成绩不惜一切的扭曲价值观。

“唯金牌论”的背后，是地方体育部门政绩考核尚未完全改变以金牌为考核指标的局面。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畸形追求竞技成绩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国民体质在某些方面出现滑坡：不少成年人陷入“亚健康”状态，近视眼、小胖墩在青少年中的比例上升。

与竞技体育相比，
群众体育发展明显滞后，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体育的本质。

针对这种现象，国务院早在2007年就颁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加大体育工作和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在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并作为评价地方和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

“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和学校，实行合格性评估和评优评先一票否决”。

然而，宏观的政策很明确，执行起来却阻隔重重，缺少一种能够立即刹住“唯金牌论”的
速效药。

毕竟，金牌所代表的竞技体育成绩是可以量化并很难“掺水”的“硬指标”，而群众
体育、国民体质的认定则常常被理解成宏观和模糊的“软指标”。

于是，一方面是竞技成绩考
核的惯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是群众体育“真正做好难，钻空子容易”的尴尬现实。

从围观到参与
体育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儿，但体育管理从来都是一种让人颇费思量的社会行为。

现代奥运
会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机构推动全球体育发展的成功范例。

当今世界的体育管理总体来说分为政府管理型和社团管理型以及综合管理型。

政府管理
型就是国家设立专门体育管理行政机构，对全国的体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理，在体育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体育资源的配置上起主导作用，事务性工作主要由社会团体承担的体育管理体制。

由于国家能够代表最广泛的公民的利益，并且在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起主导作用，因此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能够直接集中体现国家意志。

国家管理还有利于整合一切社会力量，服务于政府总体体育政策目标的实现，更有利于体育公共服务事业的推动。

当然，这种管理体制易于造成行业垄断，容易阻塞社会团体参与体育管理的渠道，也易于使国家公务人员和大量资源陷入规模巨大的事务性工作，削弱宏观管理职能。

同时在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中，体育的诸多重要管理领域往往分散于不同的政府机构，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

由于政出多门，也不利于体育政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采用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国家主要有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法国、希腊、韩国、南非等。

日本和韩国是典型的采用政府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国家。

日本政府战后50年来，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建设、体育设施的综合利用和体育指导员的配备工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日本竞技体育重新崛起，日本政府从1991年开始，将“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JOC）”从日体协独立出来，自 2001年起，正式启动筹备了10年的“日本国立体育中心（JISS）”，这些政府行为都预示着日本竞技体育将迎来大发展的新时期。

韩国也是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特别是政府采用了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政策来提高国家威严，并在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成绩。

韩国竞技体育政策改进工作的方向是积极倡导体育俱乐部制，对商业化进行得好的项目或热门项目要移交给民间市场，对缺乏商业化的项目仍要继续维持在政府范围内进行培养和管理。

从韩国成功地举办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开始，韩国政府为大众体育的普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扩建大众体育设施、开发与普及大众体育活动项目等，使韩国大众体育活动的参与率逐年增高。

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是指国家体育管理职能主要由准行政机构及体育社团承担的体育管理体制。

尽管采用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国家政府也可能设立体育行政机构，但它只承担准行政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财政资助的职能，其它管理职能完全由准行政机构承担。

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能够充分地体现政府意志，同时由于采用了公司化的管理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准行政机构能够更有效地与各类体育组织沟通和合作，也利于准行政机构开展一定的体育经营活动。

采用结合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国家主要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新加坡等。

英国自二战开始，体育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改变，从体育场地到特殊人群体育，再到发展竞技体育，前后经历了60年，可见，英国的体育政策主要围绕着大众体育的发展，并已取得较大的成效。

社会团体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中，中央政府除对有关体育社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外，不设立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基本不干预体育的管理事务，充分保证体育的自治地位。

国家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体育资源的配置以及体育管理工作完全由体育社会团体承担。

采用社团管理型体育管理体制的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德国、瑞典、挪威、加拿大等。

意大利的体育管理体制一直被西方国家公认是最具效率、最成功的体育体制。

意大利奥委
会是一个最大、且具有最高权力的体育社团，在意大利体育管理体系中占有绝对领导地位，它
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垄断的体育博彩（主要是足球彩票）。

从国家管理到社团管理，各国体育管理的方式莫衷一是，但想真正和体育强国竞争首先自
己基础扎实，民间自发的社团往往更注重市场需求的变化，更追求市场的效率，当然，专门的
立法和宏观的监督也必不可少。

无论哪种管理模式，只要能更多地激发和支持全民参与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一年到头精精神神，既有围观叫好之乐，也有积极参与之实，大概就是世界体
育管理的最终指向了。

奥运金牌的含金量之惑
奥运金牌到底价值几何？窃以为金牌的价值不由金价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关注度决定的。

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获得的奥运首金，引起中国亿众关注，也影响了中国的体育近30年的
“金牌大国”走向。

时至今日，在市场的推手下，中国奥运金牌的含金量更是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在一
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上，金牌获得者直接得到的物质奖励数以百万计，间接的经济收益以千
万计，身家过亿的运动员接连出现。

同时他们退役后的保障也羡煞旁人，世界三大赛即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的冠军可直接安置就业，中国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免试上大学等等；另一
方面，一些冷门项目的冠军处境就差强人意，曾经是世界马拉松冠军的艾冬梅因为生活所迫，
在网上出卖她过去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获得的十六枚奖牌，金牌开价不过一千元，铜牌只值极为
可怜的一百元。

艾冬梅的境遇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特例，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问题是长期困惑中
国体育的一大难题。

据央视报道，曾是辽宁队举重运动员的才力，他获得过四十多个全国冠军，二十多个亚洲冠军，退役后疾病缠身，最后在辽宁运动技术学院看大门，2003年因病去世。

举
重冠军的邹春兰在长春市大众浴池做搓澡工的消息曾经引发全国规模的大讨论。

金牌的价值究竟何在？
前几年雅典奥运会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

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

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
分贫富自由享用。

在加拿大，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
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
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
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

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

除此之外，别无目的。

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

因此也形
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
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

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
不再当回事。

”
加拿大与中国国情不同，体育管理模式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借鉴的，就金牌而言，
我们不应当忽视运动员本身的成长；就体育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