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再温“生活环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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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A MZ009）；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MUC2011ZDKT08）
作者简介：赵素燕（1982-），女，山西晋城人，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4.09.029
赵素燕1，2
（1.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2.太原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新环境范式从思维导向上解答了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范式从环境议题发生的社会机制上回答了环境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两者均是建立在环境实证主义范式基础之上，环境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环境议题的社会建构性，但三者都未就环境议题的解决提出可行方案。

基于本土经验的生活环境主义的诞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上述范式的缺憾，实现了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可能性和可为性。

关键词：生活环境主义范式；新环境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建构主义范式；风险社会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4）09-0143-04
——再温
“生活环境主义”环境社会学既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近些年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环境社会学较早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

日本学者从1950年开始借助社会学特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关注环境问题。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而美国的环境社会学则是在学者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尽管世界各国环境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更多地受到主流西方环境社会学影响，但因日本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等综合原因，发端于日本本土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影响亦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自环境社会学诞生并绵延至今，环境社会学成功构建了多维范式的局面。

在看似已经非常成熟的范式雏形当中，鲜有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已有的范式研究当中，更多地着眼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问题的原因机
制分析，但未碰触到解决路径这一实质问题。

重温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笔者认为“生活环境主义”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分析范式。

本研究将采用桥晴俊关于日本环境问题的两个历史分期：“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时期”和“环境问题普遍化期”展开论述，在第一个时段当中盛行新环境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范式，前者关注到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核心理念——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则着眼于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分析。

尽管二者的分析重点不一，但都是在环境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展开论述；而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的分析范式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是如何呈现的，环境问题呈现的机制是什么，这一时期的分析范式属于环境建构主义的范畴。

但二者都未弥合环境问题解决路径的缺憾。

本研究认为生活环境主义不失为解决
路径上的研究范式。

2014年第9期（总第231期）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09.2014（Cumulatively,No.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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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的分析范式在环境公害、开发问题期①，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人类思维导向与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上。

（一）新环境范式。

启蒙运动点燃了人们的理性火种，自此理性占据了人们生活世界的主体。

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生活世界的“理性经济人”一刻不停地在追逐生活世界的利益最大化。

工业化催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如何使社会良性运行的学科，其学术关怀注定了社会学家必然会反思在人和自然关系的弊病缘何发生。

社会学家最终开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导向秘方，在利益驱使下的理性人不考虑后果的非正常利用自然资源最终使人类社会遭遇了劫难。

对传统范式弊病的反思和“祛魅”导向了新生态学分析范式NEP 的诞生。

新生态范式质疑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

20世纪70年末，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勒普发表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此文一出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引起了轰动。

文章中两位学者对涂尔干以来的传统社会学范式——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模式提出挑战，指出“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尽管表面上分歧对立，但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并将社会学对以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分析定位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 Paradigm，HEP ）。

卡顿和邓勒普认为这种范式是一种将自然与人类列入不对等的关系之中，是一种人类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导向，是一种不公正的人与自然环境观，企图将自然置于人类活动之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易生发出不健康的环境与社会关系。

这样卡顿和邓勒普在思维趋向上挑战了传统的人类和生态环境“范式”，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新范式——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 ），开启了环境社会学范式航线的第一班。

构成这一新范
式[1]的基本假设为：
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世界是有限
度的。

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

新环境范式的一系列基本假设是基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样态提出的。

新形势下环境问题的凸现、社会矛盾丛生、严峻的环境社会事实使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分析范式，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束缚的窠臼。

卡顿和邓勒普从最根本的人类价值观入手，打破既有的解释框架，给环境社会学研究以有力的推动。

（二）政治经济学范式。

如果说前面两位学者的新环境范式在思维趋向实现了环境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使人们打破既有的解释框架寻求另一种思维路径反思人类作用的环境与社会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范式则是在这一思维导向的导引下开展的反思，政治经济学范式在这一前提之下探求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缘何导致二者悖论的生成。

在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韦伯社会学思想营养的基础上，施耐伯格在《环境：从剩余到匮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生成的紧张关系。

他探讨了环境问题陷入困境的社会机制，具有环境发生学意义，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从深层的社会机制中回答了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的问题。

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缘何导致环境衰退和环境问题的究责议题”，文中施耐伯格论述了“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扩张的过程必然导致从环境中开采原料的增加；环境开采量的增加必然造成生态破坏和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产生必然会
潜在地限制经济扩张。

”
[2]
上述有关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
施耐伯格所谓的三个合题：经济的合题、有计划匮乏的合题和生态的合题。

“经济的合题”是指通过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弥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有计划匮乏的合题”即是适度追求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同时，注意解决部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很显然这并没有触及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内容；“生态的合题”即是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第一要义，通过限制经济夸张和减缓环境开采量，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持续消费，达到经济扩张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三个合题中“经济的合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常规选择，资本主义对利益的狂热追逐
①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桥晴俊把日本环境问题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公害、开发问题时期”和“环境问题普遍化期”。

转引自包智明《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日本学者的研究》，载于《学海》2010年第二期。

本文在在环境初发期时，沿用这一说法。

最终将导致“苦役塌车”机制的产生。

施耐伯格关于三个合题的阐释深刻揭示出环境和社会矛盾关系的本质，同时看到了在资本积累的关键期，试图通过“生态合题”的路径解决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有些匪夷所思。

施耐伯格用“苦役塌车”形象地表达了资本追利的本质所诱发的对环境迫害的循环，资本对经济利润的追逐犹如苦役般踏上跑步机陷入永不停止的恶性循环当中。

如果说新环境范式只是思维导向本身的突破，那么苦役塌车理论无疑是这一思维导向下的完美应用，它发展出了在人类中心主义导引下，环境问题由于经济扩张的“苦役塌车”而陷入恶化的局面。

施耐伯格提出的三个合题中，后两个合题具有一定的解决机制取向，囿于“苦役塌车”的限制，施耐伯格的合题并不能实现。

二、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的分析范式
环境问题进入普遍化时期，环境社会学范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向，这一时期主要有环境建构主义范式和生活环境主义范式。

其中风险社会是环境建构主义范式的典型代表。

（一）环境建构主义范式。

环境问题开发时期新环境范式主要探讨了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价值观指引下，不当的人类社会行为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

政治经济学范式在这一核心价值观指引下，探求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社会运行机制分析，二者均属于环境实证主义的范畴。

实证主义范式即是用涂尔干以来的经典分析范式——用“社会事实分析社会事实”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将环境问题看作客观、实在、可被证明的自然问题。

建构主义范式尽管不否认实证主义范式所倡导的可被证明的自然因素，但它认为环境议题的呈现更多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初，斯佩克特和科茨尤斯（Spector and Kitsuse）发表《社会问题的重构》一文[3]，此文的问世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因在于文中将社会问题定义为：向一些部门组织就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提出主张并进行建议。

文章的发表打破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纯粹想象，自此建构主义范式兴起。

环境建构主义范式认为环境议题不只是我们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更是社会中人为建构的产物。

风险社会图式属于典型的建构论范式，在环境建构主义范式当中笔者主要围绕风险社会范式展开论述。

贝克的“风险社会”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切入
环境问题研究的。

他认为风险从来都是与人类共存的，只是随着人类生产的方式变化，风险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

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风险，已经出现了制度风险等风险的转换，西方国家正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4]。

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即是破除了以往科学之于理性的一统局面，开启了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并存的新世界。

在反思传统的科学理性过程中，贝克坚持认为，科学理性是分等级的，社会理性却是民主的。

里德斯科格在对《风险社会》的评论中所指出，贝克一方面认为全球风险的增加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全球的风险系数都在增加；另一方面又强调风险的社会建构性，风险是人类感知的结果，超越人类的认知风险便不存在[5]。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首次系统地提出用以理解现代社会的概念。

一方面他把世界描述风险和危机丛生的存在，是超越人的预警能力的；另一方面他把这类风险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

多数学者认为贝克的这一论述自相矛盾，但这恰恰是客观事实的反映。

环境问题很多指数难以测量，普通大众无法掌握，正所谓“一个问题的事实不确定性越强，就越容易被社会建构”。

在有关环境的科学知识上，我们并没有掌握建立变电站或垃圾焚烧场精准的危害数据，因此环境建构主义范式有更多的生长空间，也促使环境建构主义范式可能性的增加。

学者对贝克内在紧张的批判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其贡献之处，贝克能看到环境危机的客观实在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基于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构成。

环境领域诸多的不确定性使得环境建构主义范式的实现成为可能。

（二）生活环境主义范式。

上述范式基本可以囊括在环境实在论/环境实在主义范式和环境建构主义范式两大范畴当中。

上述范式的产生发轫于环境议题的发生机制，至于环境问题如何解决则鲜有人探讨。

施耐伯格对解决路径的探讨较为理想，笔者认为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解决路径分析。

现有的环境社会学范式西方社会学色彩较为浓厚，未受到培育较好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影响。

由于日本环境社会学浓郁的本土特色，本研究认为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较好地回答了环境议题解决机制的探讨，应将其作为环境社会学重要范式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期，鸟越皓之等日本环境社会【社会学研究】 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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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9.2014（Cumulatively,No.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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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对实地研究中发现，环境领域当中很多问题的产生及治理模式当中，所谓的科学治理与当地民众想法差距甚远。

提出一个能使当地居民满意且行政人员均可接受的环境治理模式迫在眉睫[6]。

在学者们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与当地民众精心沟通之后，酝酿了生活环境主义。

即最大程度地维护当地人的生活惯习、在环境问题解决环节注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实践和生活习惯。

生活环境主义强调当地生活者生活惯习和生活实践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政治经济学范式三个合题的内在紧张。

生活环境主义从环境议题的解决路径上实现了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可能与可为。

在对我国生态移民当中，同样需要遵循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方可使生态移民工程更加顺畅和可行。

就日本环境社会学内部而言，目前已存在着“受益圈/受害圈”理论、“环境两难论”等理论成果，前者在环境抗争的发生机制上给予了很好的理论阐释，后者与“公地悲剧”异曲同工地回答了环境问题何以产生。

二者同样未涉及环境议题的解决机制。

鸟越皓之的“生活环境主义”既是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的补充，同时也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有益推动。

三、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门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研究旨趣的学科，社会学积极介入了环境领域。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社会学如果无助于社会的改良，那
么它就毫无价值了。

”
[7]
环境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始终致力于探求环境问题的发生及解决路径。

《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一文中卡顿和邓勒普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行为背后潜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两位学者指出了环境议题凸显的背后暗含着人类—自然关系的失衡与紧张，从思维导向上回答了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范式在大量博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之上立足社会机制的原因分析回答了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可能性问题。

“苦役塌车”生动描绘了经济扩张的过程，亦是环境问题产生的过程。

施耐伯格的三个合题试图在分析环境问题产生之余，探讨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但囿于自身的苦役塌车理论，其解决路径只能让学者望洋兴叹。

当下世界各种矛盾汇聚、社会风险丛生，世界进入高风险社会，充斥着难以言说的不确定性。

环境领
域的高度不确定性成就了环境议题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风险是真实的，另一方面环境风险也具备较强的社会建构特征。

学者批评贝克的内在矛盾与紧张恰恰投射出当下环境世界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新环境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范式关注的是环境议题的发生机制，属于环境实证主义的范畴，风险社会模式关注环境风险的呈现机制属于环境建构主义的范畴。

政治经济学范式“不接地气”式解决路径的提出，笔者认为算不得一种解决路径。

日本环境社会学较早的发展及其较强的本土特色，催生了“生活环境主义”的提出。

而生活环境主义在环境议题的解决路径上回答了环境社会学范式可能和可为问题。

生活环境主义“接地气”式的解决路径，使得我们有可能提出既遵从当地人生活习俗和生活实践亦满足行政人员需求的方案。

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环境社会学范式当中，主要发端于西方社会世界，这些范式之于具体的中国实践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转换。

“生活环境主义”尽管发端于日本，笔者认为这种遵从当地人意愿的思想内核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是较好的环境社会学本土化路径。

当前无论是生态移民还是环境问题的解决，只有在“生活环境主义”的导引下方可实现。

生活环境主义实现了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可能性和可为性。

参考文献：
[1]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洪大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85-98.
[3]S p e c t o r M i c h a l，K i t s u s e J.I.S o c i a l Problems：A Reformulation[J].Social Problems，1973，（20）：145.
[4]BECK U.The 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M].London：Sage，1992.
[5]Lidskog，R.Review of U.Beck，The risk Society[J].Acta Sociologica，1993，（4）：3.
[6]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7]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邓双霜
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再温“生活环境主义”
作者：赵素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太原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刊名：
广西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14(9)
引用本文格式：赵素燕环境社会学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再温“生活环境主义”[期刊论文]-广西社会科学 2014(9)。